LA专题 | 秦雯 章明 | 寄生到共生——依附于工业巨构的新城市景观演化

全文刊登于《风景园林》2023年第3期 P26-32

秦雯，章明.寄生到共生：依附于工业巨构的新城市景观演化[J].风景园林，2023，30（3）：26-32．

寄生到共生——依附于工业巨构的新城市景观演化

秦雯

女 / 博士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在站博士后 / 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员 / 研究方向为公共体育设施、叠合式公共服务综合体、城市微更新

章明

男 / 博士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原作设计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 研究方向为建成环境再生、城市基础设施复合利用、城市滨水公共空间

摘要：【目的】上海黄浦江两岸的工业遗存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对城市发展和文脉延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方法】将生物学概念拓展至建筑学范畴，在当代社会语境下以“寄生”“演化”和“共生”的概念阐释“旧”工业遗存与“新”建筑之间的关系，从创作理念、设计手法、建构表达3个层面解读民生码头水岸贯通项目。【结果】探讨了民生码头水岸贯通项目在城市更新层面对于公共空间营造和公众文化价值塑造的重要意义。通过类比SteelStacks艺术文化园区、首尔路7017、杨树浦水厂栈桥和高线公园4个代表性的线性空间改造案例，揭示城市景观在新一轮城市更新背景下所发挥的“新陈代谢”作用。【结论】进一步说明了工业建筑与后工业景观相互结合的创新性和独特性：跨领域的融合设计不仅促进了学科内核的进步，更拓展了类型学边界。

关键词：风景园林；景观设计评论；巨构；城市景观；线性空间；寄生与共生；新陈代谢；城市有机更新

中国风景园林设计已进入多元化时代，同时也使得风景园林设计评论的视角变得多维而立体。设计评论将本专业的历史与理论知识带入设计实践，在城市发展层面重新定位风景园林设计评论的学科角色，并通过阅读这类评论性学术文章建立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从而获得相关研究知识和设计实践的经验总结，这一过程能有效激发当下设计实践的潜力。风景园林设计评论的意义在于通过分析和总结当下实验性景观项目，及时地反思设计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局限，并结合社会发展需求让其成为未来在地实践项目的知识积累，其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学科的实质发展和行业的创新突破。笔者将荣获2021 LA风景园林奖·创新探索奖的上海民生码头水岸贯通项目作为景观设计评论的主要研究对象，解析其如何将建筑、景观、基础设施的跨学科融合的思维逻辑运用到设计中，最终实现项目在设计理念、方法、技术等层面的创新性突破。

1 寄生：蜿蜒巨构的景观意向

生物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不断地与它所处的环境发生作用。城市发展也如同生物体一般，不断地进行内部与外界之间的物质代谢，有序地进行着空间肌理衍变，遵循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以实现自身长效、有机功能运转，延续其生命周期。1953年，随着DNA双螺旋体结构被发现，人们开始了解遗传信息的构成，分子生物学时代正式开启。生物界的重大发现将影响力蔓延至建筑学界。20世纪60年代，新陈代谢派（Metabolism）将城市看作可生长、演化和代谢的有机生物，建筑作为城市有机体的主要部分，可以与城市其他功能协同工作，通过工业技术去解决闲置场所和空间肌理断连等城市问题。因此，新陈代谢派延展出“巨构”（megastructure）^①的概念（图1、2），认为巨构建筑本身复杂、强大的结构体系能有效干预大都市中的公共空间，其巨构形态能消融建筑与城市的尺度边界，并建立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同时倡导打破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边界，二者的结合能为城市运转发挥新陈代谢作用，在碎片化的城市空间中寻觅有机更新的可能性。在当代实践中，也不乏这样的案例，位于上海黄浦江东岸的民生码头水岸贯通项目正是这样一项极具“新陈代谢”作用的城市更新项目。2016年上海市滨水岸线贯通整体规划启动，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将黄浦江两岸的滨水岸线公共空间塑造为全民共享的休闲城市客厅，实现从生产岸线向生活岸线转型的目标，并开展黄浦江核心段（杨浦大桥至徐浦大桥之间）45 km滨水岸线公共空间的贯通工程。此外，黄浦江沿岸汇集的大量工业遗存为新一轮的滨水空间改造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空间，当城市发展进入后工业时代，滨江沿岸的工厂、仓库、货运码头等失去生产职能的工业设施等待着被新一轮的城市转型所激活利用。民生码头建造于19世纪90年代，前身是瑞记洋油栈码头，后于1908年被英商蓝烟囱轮船公司收购。码头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桁架结构，是当时新码头的代表。它于1953年移交上海地方管理，1956年更名为民生码头。民生码头于1991年因泊位损坏严重，结构被改造为高桩板梁式宽平台。民生码头东临洋泾港，西至民生路，岸线长约1 km，码头共建设了4个万吨泊位，靠近泊位的一排建筑分别是灌包车间257、258和259号库和一栋业务楼，场地南侧设置了多个仓库和2座巨型散粮筒仓。4万t筒仓的外部形态由18个直径为11 m的混凝土单仓组成，单仓按照3排6列的形式并置排放。8万t筒仓货载量更大，由30个直径为12 m的圆柱体单仓和18个直径为5.14 m的星仓构成，主要用于小麦、大豆和玉米的存放。筒仓立面由多个并置混凝土圆柱体构成，庞大的建筑外形十分引人注目，连同码头中转站、皮带运送机、变电站、架空廊道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共同构成了黄浦江东岸最具标志性的工业巨构群落（图3）。

1 新陈代谢派的城市“巨构”设想——矶崎新的空中城市（1962年）

2 黑川纪章的Helix City（1963年）

3 上海民生码头水岸贯通前后对比照

民生码头的原始滨江沿岸区域存在河道和建筑物造成的岸线断点，为了实现浦东滨江水岸的全线贯通，民生码头作为浦东岸线贯通的起始点，从杨浦大桥以西向陆家嘴方向进行贯通，成为浦东滨江第一个重要的滨水空间节点。在高密度大都市中，线性空间的发掘和利用为公共空间营造提供了新的契机。刘宇扬建筑事务所担任了此次民生码头水岸景观及贯通项目的建筑设计方，项目主要包含3个内容：整体性滨水岸线贯通、西段民生码头轮渡站改造、东段洋泾港桥设计。由于位于地势低缓的长江三角洲平原，上海大部分地区的地形都较为平坦，且水网分布密集，码头7 m高的防汛墙造成了城市临江界面的视线阻隔。面对诸多限制条件，建筑师构想一种连续性、水平性的景观意向，并提出“三线贯通”的城市更新策略，即标高5.2 m的低线漫步道，标高7 m的中线跑步道，标高11 m的高线骑行道（图4）。3条不同标高的交通流线贯穿整个民生码头，形成蜿蜒起伏并往两端水平方向延展的体验路径，勾勒出新的人工地形。路径在不同高度的纵向分布将线性空间分层，让原本地形中较平缓的滨江沿岸变得立体。肯尼斯·弗兰普敦（Kenneth Frampton）曾描述水平性城市肌理能在都市景观环境中产生丰富的地形变化。

4 上海民生码头“三线贯通”的全景鸟瞰

“三线贯通”路径不是完全独立的交通流线，它们的生长依赖于民生码头矗立已久的工业巨构，退江而建的生产车间、仓库和筒仓为3条步道贯穿码头提供了充裕的“寄生”（parasitism）环境。设计采用“旧骨新壳、旧基新架、新旧共生”的设计策略。这里的“旧”是指民生码头现存工业设施。面对庞大的工业巨构体量，建筑师以“寄生”的方式来建立民生码头水岸“新”城市景观与“旧”工业巨构之间的关系。寄生，从生物学概念理解为一种生物依附在另一种生物上，并从中汲取养分，获得保护而赖以生存。将其拓展至建筑学领域，可以理解为工业遗存的历史价值对于当代公共空间塑造所触发的“新旧”建筑关系的思考。民生码头水岸贯通所构建的巨型水平构筑物区别于常规交通基础设施，它是多功能、多重结构并具有依附属性的公共设施。例如，位于码头中段的钢结构步道并不以独立的结构形式存在，为了更好地适应原生工业环境，它被锚固在原码头车间的框架结构柱中间，受限于结构空腔尺度，与原工业设施构成“寄生”关系。中段步道对车间结构做了加固处理，更好地为新构件提供力的支撑，原结构顶部天花板被拆除，建筑师选用了透光性较好的玻璃顶棚作为新的屋面，极大提升了结构空腔内的自然采光。“新旧结构”既相互受力，其构筑形式又相互依赖，三线步道自然地成为原工业设施的衍生物，与场地建立起不可分割的关系，它和原工业设施融为一体，形成浦东滨江岸线庞大的“蜿蜒巨构”。弗兰普敦认为“巨构”在城市公共空间中能展现强大的公共效应，并强调了建筑与地景（landscape）的融合对于塑造现代都市公共空间有巨大潜力。民生码头项目中，“三线贯通”步道在码头旧结构基础上进行场地梳理，重新建立了新的空间秩序，空间的分层处理增加了线性空间的厚度，区别于以往的线性空间改造案例。此外，不同使用者的行进时速让并列设置的漫步道、跑步道和骑行道充满动态感和流动感，营造出一段富有节奏的线性旅程，使人们的体验感升级。民生码头水岸贯通项目的综合交通体系建立起与水系断点、地面断点和空间断点的联系，这样的能力足以让其宿主原工业设施具备成为城市景观的潜力。

同样依附于工业巨构的案例还有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城的SteelStacks艺术文化园区（SteelStacks Arts + Cultural Campus），艺术园区由伯利恒钢铁厂改造而成，利用建筑和景观将原始工业废墟改造为供人们使用的公共空间。改造后的艺术文化园区充分利用钢铁厂废弃的建筑原色，调和整个园区所有场所的关系。标志性的工业巨构钢铁高炉成为公共空间的重要背景，设计在此基础上开始分期建设园区，并在炼钢炉南侧地块陆续打造了21世纪公园（2009年）、莱维特亭和露天剧场（2012年）以及胡弗梅森栈桥（Hoover-Mason Trestle, 2015年）。值得一提的是，原工艺流线中钢铁生产线的原材料运输路线被改造为长约500 m、距离地面11 m的空中步行路线，原电动轨道车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每天向各个高炉运输近90 t铁矿。这座曾经高效持续运作的高架铁路如今成了胡弗梅森栈桥。为了保护原始轨道，设计将新的栈桥结构平行轻置于运输轨道上方，穿越整个高炉遗址，从人的尺度出发体验整个园区的巨大工业尺度（图5）。巨大的尺度差异性一方面带来了极具反差的视觉效果，另一方面也为公共空间提供强有力的空间载体，为新的构造物提供了最直接有力的“寄生”基础。此外，栈桥上还设置了观景平台和历史信息标识，可以近距离观赏工业厂房设施并了解钢铁厂历史和生产过程，超尺度的工业巨构为人们提供了重型工业文化沉浸式体验，为当地居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高度，以重新审视工业遗存保护与更新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

5 胡弗梅森栈桥

SteelStacks艺术文化园区的改造无疑得益于伯利恒钢铁厂所提供的工业场所，同样地，民生码头的三线贯通也依赖于沿江而建的老码头设施，这样超尺度的工业巨构因为自身具备的特殊结构形式和空间形态而成为新构筑物赖以生存的前置条件。这2个案例均呈现了以“寄生”形态所产生的“新旧关系”并不是吞噬关系，而是相互依赖的关系，这样植根于工业历史文化的城市景观在介入城市运作中能发挥出更大、更持久的公共效应。

2 演化：基因延承的设计推演

基因是生物体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藏着生命的全部信息，如果将建筑物作为生命体理解，那么空间布局、功能设置、结构找形、材质选型等设计语言则构成了建筑的基因。对于民生码头水岸贯通项目而言，原有的历史工业遗存是其基因的充分外在表达。建筑师刘宇扬曾表述建筑材质能充分体现建筑结构和构造的合理性，面对全球通用属性的工业材料，他认为属于当代的地域特征可以通过对地形学（topography）、材料性（materiality）和气候浸润（weathering）的研究重新建构属于建筑本体的在地性（autonomous locality）。在民生码头水岸贯通的实践中，他再次将设计理念带入洋泾港桥和民生码头轮渡站的节点设计中。民生码头东西两端的水岸断点是岸线整体贯通的主要阻隔和空间断点。场地东端地块被洋泾港支流所打断，为了实现东段水岸贯通，设计将三线步道延续至洋泾码头处，并设计了一座林木坡地与其形成自然的地形衔接，另一侧则采用螺旋曲线结构坡道与地面缓和相接以回应周边环境（图6）。同时，为了使步道下的船只顺利通行，三线步道利用空间桁架构筑起桥体形态，桥身向上微微拱起至9.5 m作为河道的通航高度。洋泾港桥全长140 m，主桥部分跨度55.5 m，高4 m。桥身主要包含6.5 m宽的人行道（慢速和快速双道）和4.5 m宽的骑行道。为了实现人行与车行交通的分流，建筑师提出利用不同坡度所产生的高差以实现建构形式统一且互不干扰的通行体系。桥的结构形式为钢结构异型桁架桥，由三角形截面的结构支撑。慢行道设置在桁架上弦，呈向上拱起形态，坡度为10%，车行道设置在下弦，微微向下弯曲，坡度控制在4%以内，以保证人行和车行的舒适体验。步道采用了红色和灰色的进口环氧树脂材料做区分，材料轻薄耐久。

6 上海民生码头东段景观节点：洋泾港桥远景鸟瞰

基因的两大特点是“复制”和“突变”，通过复制自身来保持生物体基本特征，也可以通过突变选择出最适合的自然机体。洋泾港桥的设计中也存在“工业基因”这2种显像遗传特点，设计为了复制原码头工业特征而选择了相同质感的建造材料。洋泾港桥所采用的钢结构体系突破了平常桥梁结构形式，设计将交通流线及景观视野作为整体结构体系的重要影响因素，对空间、形态和结构进行了综合考量，这是设计的主要技术难点。对于高低分置的空间路径，结构工程师最初提出“折纸”的概念以回应建筑师所设想的桥梁形态，此结构体系类似于折板，但是折板的上下翼缘因为人行道和骑行道的宽度和高度不同而无法对称，因此，近似Z型的折板截面抗扭能力相对较弱，这类结构对于非均布荷载下的变形相对敏感。面对挑战，结构工程师张准描述道：“设计过程中的意外状况也可以作为有利因素而不是设计的障碍。这些外部条件的纳入，形成一种激发新型结构系统的生成动力。”至此，他再次优化结构形式，将桥身结构从折板转为桁架形态（图7）。格构化处理使桥身腹板区变得通透，一方面保证低线骑行道沿江视野的通透，另一方面使整体桥梁结构变得轻盈。结构工程师在高低双道的立面交接处增设了一榀空腹桁架，两榀桁架与上下桥面共同形成了空间异形桁架梁体系。桥梁的栏杆采用钢管拼接的三角形截面，结构形态“遗传”于桥身桁架结构，形成规整的序列分布。在建筑师和结构师的多方努力下，最终洋泾港桥的设想得以高质量实现。

7 洋泾港桥三线步道

演化（evolution）源于拉丁文“evolvere”，原意指一般事物的逐渐变化和发展，由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在时间刻度上没有优劣之分。生物的演化是一切生命形态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将其代入建筑学和景观学范畴，演化可以理解为构筑物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自身也在进行着自我演进以回应社会需求。演化的结果是适应，通过不断地完善本体，逐渐适应所处环境，加强本体对外界环境的自主性，让其具备更大的生存优势。民生码头轮渡站的演化过程正是响应了时代需求，在原有建筑基础上充分拓展其社会职能。民生码头轮渡站处于民生码头的西段端点，端点左右两侧没有建立直接的通行路径，需向城市内陆绕道穿过轮渡站才能进入西侧的新华绿地。原本的轮渡站只作为水上交通通勤的接驳点，在之后的改造中它应是承载更多功能的复合空间。建筑师对轮渡站的空间改造采取地景化的处理方式，从剖面着手将空间分层连接到东西两侧场地，一方面将建筑与西侧的自然景观进行自然融合，另一方面将东侧的空中步道与建筑连接（图8）。设计在轮渡站顶部建立二层平台与西侧景观和东侧高线步道相连，使它们处于同一标高，利用景观将平台自然地嵌入西侧绿坡，从视觉上消解建筑的巨大体量对周边环境的冲击。这样处理既保证了东西两侧的人行流线的连续性，又实现了“蜿蜒巨构”建筑形态的整体性。轮渡站的下部空间为候船大厅、管理中心、服务用房等公共服务设施，层高5.5 m，内部增设的垂直交通可以直接到达轮渡站屋面，即二层平台。屋面设置的圆形天窗可使轮渡站内部自然采光和通风。屋面为开放平台，局部采用异形钢构架玻璃雨棚，作为人们休息、停留和中转的凉亭（图9）。毫无疑问地，经过地景化改造的轮渡站已在原有的交通功能上实现了基础设施的“基因”演变。基因演变的结果是以存储环境信息为本能，以应对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生存压力。轮渡站、高线步道、景观平台的功能叠加让基础设施不再作为单一功能使用，基础设施的复合化利用是未来发展趋势，民生码头轮渡站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依据。

8 上海民生码头西段地景建筑：民生轮渡站远景鸟瞰

9 民生轮渡站二层平台与步道连接

基础设施的功能演化无疑扩大了原本使用范围，以此带来的公共服务升级更收获了多元的受众群。韩国首尔路7017（Seoul 7017）也是这样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它曾是一座连接起首尔火车站东侧和西侧的高架立交桥，经过景观改造后转变为城市中游客络绎不绝的空中花园（图10）。改造后的空中花园兼具漫步、观赏、科普、娱乐和游憩等功能。这段空中花园长约983 m，花园里种植了丰富的苗木与花卉，分段布置在这座景观廊道中。与此同时，也在高架桥的不同路段植入了不同功能的公共服务设施，例如咖啡厅、画廊、剧院、商店、图书馆、餐厅等，并通过垂直交通将设施与地面道路连接，维持下部地面道路连通性的同时也提升了上部人行流线的可达性，丰富的服务设施极大程度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此外，为了增加花园的整体性和丰富度，公共服务设施的屋面被绿化覆盖，种植池与建筑结构融为一体，植物的根系和枝丫在混凝土结构中蔓延开来，形成一组组有机的生命体。与民生码头轮渡站一样，设计均保留了原基础设施的工业质感，利用景观将暗淡无趣的灰色基础设施转变为城市中的绿色基础设施。首尔路7017除了作为交通道路，还是一个可以提供遮阴庇护、休闲娱乐的城市公共空间，为适应社会发展完成了自我演变，为都市人群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创造了一条生机勃勃的流动绿洲。

10 首尔空中花园“首尔路7017”

3 共生：公共生活的空间载体

共生（symbiosis）在生物学上是指2种生物个体通过互相合作，从而使得双方获益的一种平衡状态。在大自然同一生境中许多生物生活在一起，它们之间互相依赖，彼此互动、互助和互利，共生就是其中一种交互作用关系。生物体的寄生和共生都是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获得的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方式。民生码头水岸贯通项目利用“三线贯通”实现了滨水岸线公共空间的全面贯通，三线步道中段部分穿过筒仓车间结构内部，东至洋泾港桥连接起洋泾码头，西至民生轮渡站连接起新华码头，形成完整的“蜿蜒巨构”城市景观形态。这样非常规的景观处理手法与传统景观相较更为立体丰富，无论是三线步道还是场地内分布的活动场所，均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进行了空间分层，对原本平坦的滨江大道做了新的尝试。建筑师创造的人工地形成为城市内陆与滨水空间的柔性连接。此外，设计依次规划了林木绿坡、滨水步廊、艺术广场等活动空间，并将它们穿插在整体流线组织中，将市民的日常生活和活动庆典融入滨水公共空间。滨江大道设置了排列整齐的绿植，树池呈金属圆筒状，取自于筒仓的外部结构形态，将“工业基因”延续至景观环境，营造新旧共生的休闲场所。位于民生码头中央位置的艺术广场，出于对防汛墙的标高考量，设计植入平缓的景观大台阶以柔化广场与滨江步廊产生的高差，这里随后成为人们歇息停留的主要聚集地。地景化的空间处理方式不仅让新构筑物和旧工业建筑浑然一体，也让携带“工业基因”的活动场所以新的姿态展现过去的工业文化和记忆，新的植入使得旧事物获得了继续存在的价值，“新旧关系”从“寄生”转变为相互受益的“共生”关系。

与民生码头水岸贯通项目类似，达到“共生”状态的案例还包含隔江相望位于杨浦滨江岸线南段的杨树浦水厂栈桥。与民生码头有着相同的境遇，杨树浦水厂段是杨浦滨江整体岸线贯通工程中最长的岸线断点，杨树浦水厂段全长535 m，为了实现岸线贯通，建筑师曾提出多种策略，在水厂上方设置空中廊道，或是将江面的趸船连接成一座“浮桥”，从江面搭建连续性亲水平台。最后由于生产需要，杨树浦水厂需在防汛墙外设置拦污网、隔油网、防撞柱等工业设施，这为景观栈桥的生成提供了依赖基础。设计利用防撞桩顶部，在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将景观步道与水厂设施结合利用。为了能更好地适应沿江生产设施的组织逻辑，景观栈桥采取了相对均质的结构体系，保持了6~8 m的基础柱跨度。栈桥的剖断面采用U型形态，形成安全护栏与步道的结构一体化（图11）。基础设施的存在产生了与新构筑物“共生”的可行性，与民生码头水岸贯通项目相似，杨树浦水厂栈桥得以实现同样依赖于原水厂设施。

11 杨树浦水厂栈桥

在过去20年里，一方面高速的现代化建设为人们的城市生活提供了许多便利，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也加剧了传统城市结构的断裂。高速公路、铁路、地铁站、航空楼、商场等设施的出现为人群带来新的身份，比如乘客、顾客、游客等。这些空间被马克·奥吉（Marc Auge）认为是“非场所”（non-place），他认为人类学场所是以前社会的传统场所，是必须具有认同感、产生人与人关系的和历史性的场所。让人体验或者穿越的过渡空间或者交通空间属于“非场所”，这样的场所如果被具像化和赋予某种意义，让人停留并产生情感，那么它就能转变为“场所”（place）。铁路曾是工业发展时期最主要的交通设施，随着社会发展和需求变化，位于城市中心的部分基础设施正在逐渐停止使用。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设施为公众释放更多的公共空间，重新纳入城市结构是城市更新的主要话题。美国纽约的高线公园（The High Line）将曾经繁忙的铁路线通过景观化处理改造成空中景观步道（图12）。同民生码头的改造思路一样，高线公园极大程度地保留了原始工业设施的粗野特质，并没有进行规模宏大和全面翻新的更新改造，而是选择对高线公园的线性空间特征和场地尺寸进行精确测量，利用较少的场地和原始工业形态，在铁轨上种植不同种类的景观植被，创造出一个“慢节奏”的大都会空中漫步空间。高线公园全程约为2.4 km，借助于空中铁轨的原始结构，在地面增设多个竖向交通，将人群从地面引入空中步道。高线公园依赖于原始铁轨的结构主体，将运输轨道改造为人行步道，并对地面进行了重新铺设，新旧结构处于并置或者叠合关系。民生码头中段的空中步道则是利用原始车间的混凝土框架结构，在其内部重新增设了位于空中的步行廊道，形成空间上的交叠穿插，新旧结构之间构成相互支撑关系。2个案例中的新旧事物形成互助互利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相互平衡是它们达到共生状态的重要途径。

12 穿梭在高密度曼哈顿岛中的高线公园

4  新陈代谢：场所精神的激活

在诸多城市更新实践中，“新”与“旧”的关系一直在发生变化，但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每段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社会需求和人的行为方式，如何平衡“新”“旧”建筑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建筑师对于历史文化的态度。上海民生码头水岸贯通项目中建筑师所主张的“新旧共生”理念依托于民生码头旧工业建筑，是将新的构筑物与后工业景观相互融合并投身于城市景观层面所做的在地实践。这与新陈代谢派的观点类似，通过审视工业遗存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将城市中废弃、闲置的空间重新链接回城市整体运作中。首先，民生码头水岸项目通过贯通整体滨水岸线和连接水岸断点，利用线性空间的空间特点，见缝插针地嵌入高密度城市肌理中，通过区域化的“新陈代谢”实现城市整体的有机更新。其次，工业设施的巨构形态无疑为大都市公共空间类型探索赋予了最深厚的文化底色，更利于新事物的持久“寄生”，其特殊的结构强度也为新构筑物提供了最直接的“寄生”基础。三线步道以“寄生”形态依附于旧的工业设施，经过设计“演化”，达到新构筑与旧结构的“共生”状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观类型。在民生码头案例中，建筑、景观、基础设施的跨领域融合无疑促进了学科内核的进步，这样充满先锋性或者革命性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类型学的边界。最后，设计通过建立场地历史与工业文化的连接，使得场所精神被新的社会群体所激活，从旧时代超尺度的工业巨构场所回归到新时代人性化尺度的公共空间，这无疑重塑了快节奏大都市生活所需要保持的一种超然的平静与平衡感。

图片来源：

图1引自https://www.archdaily.com/912738/the-city-in-the-air-by-arata-isozaki；图2引自http://www.0-4d.org/NJIT-PRO3/NJIT/Japan/History/Modern/Modern-II-040.htm；图3、4、6~9由刘宇扬建筑事务所提供；图5引自http://karen-blanchard.squarespace.com/hoover-mason-trestle；图10引自https://www.mvrdv.nl/projects/208/seoullo-7017-skygarden；图11由同济原作设计工作室提供；图12引自https://www.thehighline.org/photos/by-photographer/。

注释：

① 肯尼斯·弗兰普敦（Kenneth Frampton）于20世纪50年代受卡米洛·西特（Camillo Sitte）修正主义的启发提出“巨构”（megaform）一词，以此探究能在大都市景观环境中产生出地形变化的某种水平性城市肌理的潜在建筑形态。新陈代谢派提出的“巨构”（megastructure）与弗兰普敦所描述的“巨构”字面意思相近，但是其内涵和定义却有一定的差异。前者模糊了建筑与城市的尺度边界，将建筑与城市看作一个整体，其巨型架构可容纳部分城市功能，突出了建筑尺度的“巨”。后者所述的“巨构”（megaform）主要是建筑形态的“巨大形式”，而非“巨型的体量”，意指建筑能转变为蕴含城市尺度的公共空间。

为了微信阅读体验，文中参考文献标注进行了删减，详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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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 刘玉霞

微信编辑 刘芝若

微信校对 刘玉霞

审核 曹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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