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钊先生，请回答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东操场兴建的“红楼”竣工。
一楼东头，图书馆主任办公室门外，一位学生手里拿着入学保证书。他很紧张，踌躇着该不该找这位没见过面的先生签字。时间不多了，他轻轻地敲了敲门。
推开门，他看见一位穿着褪色布袍的中年人在书架前翻着书，宾客满座，工作很忙。
“守常先生……我……请您签字。”他没见过守常先生，只知道人当如其文。
守常先生了解后并未多加询问，随手在保证书上签了字，嘱咐道：“抓紧去教务处，免得逾期”。
学生道了谢，转身要离开，只听守常先生说：“你们南方同学来京上学很不容易，如果还有像你这样急需具保的同学，你可介绍他们径来找我。”守常先生关切学生，学生也乐意同他接触。当时北大图书馆有各种文字的外文书籍，不懂外文的馆员无法编目上架。谙习外文的同学们便“义务劳动”，帮助整理。《觉醒年代》中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在狭小的书库和外文阅览室里，编目的新书散放在地板上，众人席地而坐，翻译、编目，时而交流，向先生求教。
纸页特有的气味，在空气中缓缓流动。
守常先生对学生们的工作很满意，他对人说：“这些同学做得很不错，我们在外面是找不到的”。
守常，是这位先生的字，他姓李，名大钊。脸庞微胖，戴金丝边眼镜，两撇八字胡既浓又密。学生们尊称他为“守常先生”，其实他年纪不大，1918年初接替章士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也不过29岁，风华正当年。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本科直隶同学合影，第二排左起第四人为李大钊
守常先生善于撰文，在北洋法政学堂读书时即已有名于时。于树德回忆说：“大钊同志在法政学堂读书时，就善于写文章，其文章浑厚磅礴为全校冠。”
章士钊后来回忆道：“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
先生
我们究竟是为哪个庆祝？
“
历史在青年的炽热目光中被回望，
先生，您好吗？
那时，我们究竟是为哪个庆祝？
1918年11月，持续4年之久的一战结束。
面对众人的欢呼，李大钊高声问道：
这次战争获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大家“究竟是为哪个庆祝”？人群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似乎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望向李大钊，期待着一个答案——“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
《觉醒年代》中，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讲这篇名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稿被《新青年》发表，李大钊又写下《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憧憬着波澜壮阔的世界革命。
两篇文章一同奠定了李大钊“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地位。
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
然而，1919年初，李大钊是有些孤独的。
除了少数学生追随外，在中国的知识界中，少有人对李大钊那充满激情的预见有所反应。
他在红楼的走廊里踱步，思索一潭死水般的中国。
力量在暗中涌动。冲破，还要等到五四以后。
作为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和学生运动主力军，北京大学将于历史潮头掀起千层巨浪。
“守常先生，群情激奋！”5月4日晚，几位同学跑进图书馆主任办公室。
“好，好！”李大钊迅速起身，高兴地在屋子里走动，“你们，你们要把这场运动扩大到其他城市！”
在这场运动中，学生和工人证明了他们的影响力，李大钊再次感受到了“独立的生机”。这一年的夏季，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做得来的。”
李大钊作《再论问题与主义》与其商榷：“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那些假冒牌号的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便可以被识破了。”
二人的友谊破裂了吗？
历史不是非黑即白。
1920年，李大钊与胡适（右二）蔡元培（右三）蒋梦麟（右四）于北京西山卧佛寺的合影
事实上，二人的分歧并不大，甚至共识大于分歧。这场争论所揭示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如何使主义、理论与实际更为紧密地结合。
李大钊仍与《新青年》的同仁们密切交往着，只是走得更快、更远——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
1921年李大钊为新青年同人的团结而致胡适函
1922年底，李大钊致周作人函
五四的风波渐渐平静，李大钊回到了往日的工作中。
9月21日，他来到天津讲演。讲演以后，又特别提出同觉悟社（天津学界的青年团体）的社员们见见面。
社址在一间十一二平米的小屋子，同学们请李大钊坐到门口的椅子上，十几个人都站着听他讲话。
后来有人回忆道：“李大钊有和蔼可亲，虚怀若谷的长者风度，在他身上没有半点骄矜之气，讲话时总是用勉励的词句。他和我们拥在一间小房子里，像家人一样叙谈着。”
觉悟社一位16岁的社员邓颖超向李大钊介绍着觉悟社成立的经过。李大钊用赞许的口吻说：“觉悟社是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的先行。”
下午四点，另外两位社员周恩来、谌志笃陪同李大钊到车站，乘火车回北京去了。
那时，在北大图书馆做书记员的毛泽东、在火车站挥手与长辈作别的周恩来，乃至在风雨中奔忙的李大钊，也许都尚未意识到，中国的历史，将因他们而彻底改写。
1920年7月，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马叙伦的提议，议决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据《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记载，李大钊被聘为教授后，任政治学系兼史学系教授，又被选举为校评议会评议员。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相继开设了《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等课程。
他站在讲台上，两只手支在讲桌上稳稳地立着，身子不大移动。滔滔千言，如瓶泄水。学生们永远犯愁他的笔记难记，因为他说话只直说下去，不着一句废话。
过去的历史课，都不外是按旧史观，照本宣科，不出春秋义法和二十四史范围。而李大钊讲授这门课，在当年是件新鲜事物，无现成教本可循，要自己编写讲义。他在课前亲自散发讲义，每次都有十张八张，开全校风气之先。
李大钊讲课有系统，而且联系中外历史加以印证，具有高度说服力。同学们听课十分踊跃，座无虚席，迟到的就站着听讲。
就像是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李大钊在军阀的统治下，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传播着马克思主义真理，他是北大学生们的导师，更是中国革命的导师。
先生
那首诗是什么？
“
历史在沉稳的叙谈声中被回望
先生，您好吗？
那首诗意味着什么？
1920年初，也是阴历1919年底，北京的生意人正前往各地收账。
1920年代北平内城俯瞰
一个留着八字胡的“账房先生”，夹着几本账簿，匆匆赶路。车里还坐着一个人，身着一件满满油渍的背心。
沿途住店，只有“账房先生”开口，车里的那个人从不讲话，他似乎怕人听出南方口音。
就这样，他们到了天津。坐车人买了张船票，独自前往上海。
在甲板上，他打开“账房先生”送给他的诗，海风把信纸吹得作响——
“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
……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在船上的人，叫陈独秀。他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在警察厅关押了三个月。出狱后，为避免再次被捕，不得不离开北京。挺身而出，护送他离开的，正是乔装打扮成“账房先生”的李大钊。
《觉醒年代》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片段
10月的一天，李大钊忙完手头工作，匆匆去往位于沙滩后街的北大学生宿舍——西斋。那里有两间宽敞的屋子，是蔡元培校长批准学校拨给的供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使用的房屋。“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研究会利用其中一间建立了“亢慕义斋”图书室，用于马克思主义图书的收存借阅。
马克思像挂在新粉刷的墙壁上，学生们围坐在桌前讨论事情。李大钊走进来，在角落坐下，安静地听着。每一次开会，李大钊很少直接答复学生们的提问，他更鼓励独立思考。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李大钊
但今天，他打算多说一些，因为一件即将要做的事情让他激动——会后，张申府、张国焘跟随李大钊回到红楼办公室，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党组织。
北京大学成为北方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最初基地，红色的火苗，开始在北大中心跳动。
之后的故事，人人都听说过。一百年前的那个夏天，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代代流传。
《觉醒年代》中李大钊与夫人赵纫兰
1921年初，沙滩红楼的大教室里，坐满了北京各大学的学生和教员，座位有限，很多人拥挤在教室外面听。
这是一场为期两天的大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两方辩论终结时，在场的人都想听一听李大钊的结论，一时满场俱寂，鸦雀无声。
沙滩红楼
李大钊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张笔记大纲，开始用唯物史观的观点解答问题。他的说话声音不大，又很沉静，表现出一种自信与坚定。
李大钊的发言引起了很多听众的兴趣，此后不久，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竟增加到数十人。
知识分子李大钊，无疑有着翩翩风度和十足魅力。
但20世纪初的北平，像这样平静的日子总是少的。
1921年3月，教育部已经连续3个半月拖欠各校经费，学校工作难以维持，教职员领不到工资，生活困难。不得已，北京大学决定罢教讨薪。
一直到夏天，教育经费的问题依旧未能解决。
1919年，李大钊与友人合影，左起：雷国能、李大钊、梁漱溟、张申府
6月3日国立八校校长、教职员和各校学生一千多人，至新华门国务院请愿，却遭到北洋政府军警殴打、镇压。当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代尽校长之责的蒋梦麟教授受伤不能行动，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你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侮饿肚子的穷教员！”
话音未落，就被打晕在地。
敢当、沉稳，李大钊是让人信任和依赖的。
先生
为何不离开？
“
历史在暗潮涌动的斗争中被回望，
先生，您好吗？
那时，为什么不离开北京？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实践者。
李大钊书赠友人对联手迹
从1920年起，李大钊即被北洋政府的密探监视，其后数次被北洋政府或公开或秘密通缉，但直至牺牲，李大钊的合法身份一直是北京大学教授。面对通缉令，李大钊每每化险为夷，主要原因在于北京大学对其革命活动的掩护。
1924年5月，北洋政府发出了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海捕文书”，此时，李大钊已准备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李大钊（化名Chin wha 秦华）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时的代表登记表
旅途中，他头戴一顶八角工人帽，身穿灰色旧西服，带着帆布提包和白色布被子行李卷。没有穿长袍，他早已不是书斋里只会作文的知识分子。
1924年6月在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期的李大钊
半个多月，风尘仆仆，终于赶到莫斯科。
李大钊住在卢克斯大旅馆的三楼，每天文书鞅掌，应接殷繁，而李大钊精力充沛，毫无倦怠。
1924年9月22日，李大钊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这是李大钊生前唯一的影像资料。
李大钊（前排右一）等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代表与中共旅莫支部成员合影
就在李大钊去往莫斯科时，北京大学评议会专门讨论了北洋政府的通缉令。并致函教育部，请求取消通缉李大钊令，抗议掷地有声：
……查李教授大钊，从事本校，颇称稳健，就令平时于言论或著作上有所主张，然大学为讲学之地，研究各种学说，实为大学教授应尽之责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缉。事关国家学术前途，为此函请校长，特函教育部咨行内务部，请将通缉李大钊明令，迅予取消，以维学术……并请教育部提出国务会议，嗣后对于大学教授非依据法律确实证明其为现行犯者，绝对不能任意通缉……谨上教育部。
北京大学再一次护住了李大钊，护住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其他代表回国后，李大钊又在苏联逗留了一段时间，想在列宁的故乡多走走，多看看。但北京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使他无论如何也待不下去了，他必须回到战场：
1926年，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发生——段祺瑞执政府精心策划了血腥的镇压。当请愿拒绝八国通牒的群众进入执政府门前的广场后，一位青年爬到大门一侧的石头狮子上讲演。一声枪响，青年倒地，残酷野蛮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
三一八惨案中，段祺瑞政府与群众对峙
“许多事先埋伏的军警，纷纷钻进人群中，一边咒骂，一边用手枪射击。无数青年在排枪、刺刀和大刀下牺牲了。”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也参与了这次请愿。
李星华避开刺刀和枪弹，跑回家中，母亲和妹妹很焦急，父亲此时还没回家。
“直到很晚了，父亲才进门来，他的脸和手都负了伤。原来，那天他也赶去参加群众的请愿示威。惨案发生后，父亲沉着、镇定地指挥群众迅速离开现场，最后才从胡同东口撤出来，立即到党机关所在地，召开了党、团地委联席会议，商量了下一步的工作。一切安排好之后，他才回到家里。”
1926年3月底，为躲避反动军阀愈发残酷的迫害，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人员，迁入东交民巷的原俄国兵营里，坚持开展革命工作，图为李大钊的住室。
见到李大钊，家人们松了一口气。但心里清楚，这位丈夫、父亲，早已为革命将个人安危抛诸脑后。
这一年，段祺瑞执政府被驻北京的国民军推倒，随后，奉军和直鲁联军又开进北京。
在奉系和直系军阀的高压之下，北京已无法开展群众工作。中共中央准备调李大钊去武汉，但李大钊认为北京的工作仍很重要，坚持留下来。
到第二年，李大钊最终把危险留给了自己。
先生
您看到了什么？
“
历史在对未来的希冀中被回望，
先生，您好吗？
那些每一个纠心的时刻，
您看到了什么？
1927年4月6日上午，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了苏联使馆。在被捕的人中，人们看到了那位留着八字胡、戴眼镜的先生，和他一同走出来的，还有他的妻子、两个女儿。
狱中二十余日，李大钊态度镇静，始终以国民党左派自居，绝不提共产党的机密。唯留一篇《狱中自述》回顾一生：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李大钊《狱中自述》部分手迹
最后一次审讯，他唯一一次见到了妻女，但只是静静地看着她们，没有讲一句话。
他看到丁香花开，和兰姐在树下漫步，
看到子女笑着扑到他的怀里，
看到亢慕义斋里激昂的学生，
看到年迈的自己在北大的讲台上写下“共产主义”，
他看到很远的事情。
也看到叫他“憨头”的祖父，递给他一颗果子，
看到东渡时稚嫩的自己，说着不熟练的日语。
他全部都看到了，但是没有讲一句话。
头发剃去，双目直视，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之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走向绞刑架。
奉系军阀杀害李大钊使用的外国绞刑架，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0001号文物。
在那个阴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离开了，年仅38岁。
大钊先生们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点击视频，一起致敬大钊先生↓点击视频，感受理想的力量↓
“
先生 ，
春天如约来临，
您看到了吗？
部分史实及本文写作之内容参考以下文献：
杨琥：《李大钊年谱》，云南教育出版社，2021年。
朱志敏：《李大钊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
[美]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李大钊烈士碑文》，1983年。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人民出版社编《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
鲁迅：《<守常全集>题记》，《涛声》第31期，1933年。
于树德：《介绍李大钊、周恩来等的一些情况》，1956年。
编辑：黄昭华
顾问：杨琥（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
鸣谢：北京大学校史馆、北京大学档案馆
资料整理、收集：王钰琳、鲍佳音
图片：《李大钊年谱》、《觉醒年代》剧组、北京大学校史馆、北京大学档案馆、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李尽沙
视频：《觉醒年代》剧组、央视新闻、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音视频办公室、新华社
排版：刘涵烨、詹延苇
责编：昭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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