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最高荣誉！北大这本书你读过吗？
它是众多中文系学生进入专业领域的“启蒙老师”
也是很多青年学者学术生涯起步的“基础”
这是一部文学史领域的经典教材
被全国1100余所高校使用，并一版再版
伴随着一批又一批学生成长
这就是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袁行霈教授
带领团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
2021年，这部教材获得国家教材奖项的最高荣誉
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一等奖
《中国文学史》封面
《中国文学史》为何成为教材的经典？
在袁行霈看来
“守正”和“出新”
是这部经典之作永葆学术活力的“灵魂”
1995年，袁行霈接受教育部任务，主编一部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在这之前，中国历代文人学者都做过大量的文学史研究工作，各大学中文系一直沿用着几部经典的文学史教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等五位学者共同主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中国文学史》，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出版了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对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以及重要的文学现象都已经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如何编写一部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经典，是袁行霈思考的问题。
“守正出新”，经过反复思考，袁行霈给出了答案：
此书既是高校教材，又是学术著作，必须既有扎实的知识，又要站在学术前沿。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袁行霈约请了19所高校的29位优秀学者，每人负责一个章节，共同撰稿。1997年，只用了两年半时间，书稿就完成了。袁行霈亲自对书稿进行了细致的修改。1999年，新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
在袁行霈看来，必须在“守正”的基础上“出新”。他反对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出现的那些套用国外学术概念，标新立异，追求“怪”“新”的研究趋势。他认为，创新无非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或者有新的材料，或者有新的观点，或者有新的方法。
要平正通达，故意用偏锋，或者故意抬杠，都不是学者的风范。
袁行霈
这部教材的“出新”之举扎实、具体、可以操作，其运用体现在坚持“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这三方面的原则。
文学本位，就是把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重视文学本身的艺术感染力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对社会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脉络的讲述固然重要，但都应该服务于文学作品本身。
“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文学本位’就是强调文学创作这个主体及其两翼。”袁行霈解释道。
哲学系2022级直博生魏长祺对此有很深的体会。“我尤其受惠于书中对《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说理散文的分析，其间呈现的文体、素材、修辞等，往往兼具文采与哲思。”
史学思维指的是突破按照时代顺序将作家作品简单地排列在一起的教材编排模式，突出“史”的脉络，清晰描述出思想承传流变的过程。本部教材打破朝代分期，采用袁行霈提出的“三古七段论”思想进行编排。三古即上古、中古、近古。上古期分为先秦、两汉两段；中古期包括魏晋至唐中叶、唐中叶至南宋末和南宋末至明中叶三段；近古期包括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和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两段，一共七段。
“这种划分法体现文学本身发展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不完全与政治上的分期一致。”袁行霈以明朝为例说明，明朝作为一个朝代，在教材中被划分到两个阶段讲述，这主要是由于明朝中后期因商品经济发展推动的社会经济变化，对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文化学视角，强调从广阔的文化学角度考察文学。袁行霈认为，文学的演进本来就和整个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古代的文学家往往兼而为史学家、哲学家、书家、画家，他们的作品里往往渗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成果阐释文学史也是十分自然的。
袁行霈的学生、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程苏东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先秦两汉部分，他对此感受颇深。“比如，教材在讲述早期诗歌，如《诗经》《楚辞》或汉乐府时，会首先介绍早期文化中‘诗乐舞一体’的文化形态，提示读者后面出现的文学体裁是在‘诗乐舞一体’的文化背景下逐渐形成并分化出来的。”
正在进行研讨的学生
《中国文学史》至今已经推出三版，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注释随着每一次再版变得越来越充实、越来越详细。注释，是袁行霈极为看重的部分，因为其作用并不仅仅是“解释”。
如果说教材正文是大家共识度比较高的一些成果，那么注释更多传递着前沿研究、不同观点。
程苏东表示：“有余力的同学，还可以按照注释的提示按图索骥，找寻相关论文阅读，加深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拓展学术视野。”
中文系2021级博士生魏珞宁说，教材正文对“建安风骨”内涵的论述已经十分全面而深刻。而本节结尾处的注释引述王运熙、王拾遗、张可礼等学者关于该主题的论文，引用文章均具明确的驳论立场，都是修正过往有欠客观的观点。“教材固然重在交代基本知识，但《中国文学史》用更加精妙的笔法嵌入学术史的脉络和思考，为专业学习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重要养料。”
授课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对教材的特点体会更深。程苏东认为，这部教材可以和课堂教学形成很好的互补。教材系统性强、论述详细而扎实，对作品的分析也非常到位，很适合学生在课下进行自学。老师在课堂上可以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讲述最新的学术成果和个人的研究心得。知识系统、叙述流畅，这样的特点也使这部教材不止适合中文系的学生，对非中文系学生把握中国文学史整体脉络，进而产生兴趣，也非常友好。
程苏东翻开教材最后几页，和大部分教材一样，书的最后列出了阅读书目，而这部教材的特点在于对版本的标识极为详尽。“袁老师希望学生找到最合适的版本阅读，同时培养版本意识。”
从听课的学生到站上讲台的教师，《中国文学史》一路伴随着中文系副教授陆胤。他对教材“兼顾常识与前沿”的特点印象深刻。他以第四册为例说道，该册既凸显了明清时期长篇章回体小说兴起的主潮，又在其中穿插诗歌、文章、戏曲乃至民间文学演进的潜流。一方面照顾了文学史的既有叙事，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晚近学界对明清诗文价值的“再发现”。“这部教材在强化并丰富文学史教学与研究共识的同时，更为学生指点了通向学术堂奥的‘向上一路’。”
“大学教材具有两重性：知识性和探索性。它既能传授给学生那些基本的已成定论的知识，又有总结已有成果，将学生带入学术前沿的作用，所以新编《中国文学史》在介绍文学史基本知识的同时，更注重挖掘新资料、提出新问题、找到新视角，力图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到对具体文学现象的探讨都做到守正出新。”袁行霈这样总结道。
袁行霈常说：
做学问要有格局、眼光、胸襟和气象，学者要将‘纵通’和‘横通’结合，博采众长，独辟蹊径。
《中国文学史》这部教材正是汇集了袁行霈团队的深厚学养，也凝聚了袁行霈先生的学术思想、治学风范、育人理念，相信越来越多的学子、教师、研究者将从中汲取营养，守正创新，不断滋养、灌溉着学术之树向上生长，焕发出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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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参考资料：马自力：《文学、文化、文明的横通与纵通——袁行霈教授访谈录》
文字：王岩
编辑：山石
图片：受访者提供
排版：孙萌
责编：安宁、戴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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