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批判

徐献军教授授权刊登 | 原文发表于《浙江学刊》2019年04期

本文为同济“精神分析与人文”系列研讨会—10月31日“精神分析与心理病理学”主题研讨补充资料（主讲：徐献军教授）

雅斯贝尔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批判

徐献军

提要：雅斯贝尔斯与弗洛伊德都处于哲学与心理学、精神病学的交界地带。然而，雅斯贝尔斯对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并将弗洛伊德作为他在哲学上的主要对手。但对弗洛伊德这样一个主要临床治疗出发来建构理论的哲学家来说，传统的哲学规范可能正是一个束缚。雅斯贝尔斯也许过多地从先验哲学出发去审视精神分析，而忽视了精神分析也许正是他的实存澄明所需要的技术。事实上，精神分析是一种与自然主义相对抗，并深入揭示人类本质的哲学尝试。作为心理治疗技术的精神分析，正是现象学精神病理学所需要的。当然，精神分析的哲学假设，也必须得到更严格的审查。在哲学心理学中，雅斯贝尔斯所开创的现象学精神病理学与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都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雅斯贝尔斯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 现象学精神病理学  哲学心理学

作者：徐献军，男，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上海 200092）

在当代世界的哲学心理学中，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任何想要将哲学应用于心理治疗的努力，都必须仔细借鉴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技术（如：谈话疗法）。特别是在面对神经科学的巨大挑战时（将人当作完全的物质性存在），现象学哲学与精神分析是天然的同盟军。但现象学哲学家们不太容易接受精神分析的哲学假设（将心理紊乱归因于童年早期的经验、将意识事件还原为无意识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希望借助当代实存哲学家与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视角，去探索精神分析。这种努力，既是发展哲学心理学的必须步骤，也是建立现象学哲学与心理治疗之有机联系的一种途径。

之所以把精神分析作为主题是因为：在如今中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界，精神分析无疑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疗法。弗洛伊德所开创的这种颇具神秘气息的心理疗法，为那些不愿意走入医院精神科、但又为心理问题（主要是神经症）所困扰的人们，提供了相当有吸引力的选择。分析师通过与来访者的谈话、对来访者生命史的回溯（尤其是在无意识层次上的分析），往往能够产生不可思议的疗愈力量。然而，国内在把精神分析作为一种主要的心理治疗技术来运用时，往往较为忽视其深厚的哲学意蕴。事实上，精神分析的创立者弗洛伊德，以及后来的传承者荣格、阿德勒、克莱因、拉康等人，不仅在心理治疗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当代哲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当然，国内精神分析家们对精神分析之哲学性的忽略，也有非常现实的原因，即国内精神分析家们普遍地在实务操作中应接不暇，而没有精力充分地思考精神分析中的哲学问题（例如：精神分析的最初出发点，是否有牢固的认识论基础；无意识与意识的关系；精神分析与现象学的关系等问题）。

本文想要从哲学的角度，来对精神分析进行“分析”。一方面，精神分析家们在面对来访者时，是分析的主体；另一方面，在哲学的分析中，精神分析家就是分析的对象。在哲学潮流中，与精神分析相并行的是现象学。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发表于1900和1901年，而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发表于1901年。但弗洛伊德与胡塞尔、精神分析与经典现象学之间，都没有能够建立起很深入的交流关系。尽管如此，弗洛伊德与两名哲学心理家（布伦坦诺和李普斯）保持着密切联系。李普斯的主张（无意识是意识的基础），曾经给予弗洛伊德很大的激励。“弗洛伊德在一封由奥地利奥塞发出的、给弗里斯（Wilhelm Fliess）的信中说到，李普斯在《心灵生命的基本事实》中的研究，对他的基本理论建构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李普斯是‘当代最好的哲学家’”。[①]另外，李普斯也是胡塞尔的重要启发者。这种间接的联系可以说明，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不仅是一种心理治疗技术，而且是一种独特的哲学运动（或者说就是一种哲学心理学运动）。

埃德蒙德·胡塞尔著 倪梁康译 《逻辑研究》

然而，从经典现象学（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角度出发对精神分析作出分析，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经典现象学是纯粹理论性的，与精神分析这种立足于临床治疗的哲学之间，有比较大的距离。所以本文试图从实践现象学的角度出发，对精神分析进行评析。本文所谓的实践现象学，特指现象学在精神病理学、精神病学以及心理学中的实践。这种实践现象学的开创者，就是雅斯贝尔斯。从雅斯贝尔斯的视角出发来对精神分析进行分析的优点在于：雅斯贝尔斯既是一个为胡塞尔所认可的、在精神病理学中实践现象学的人，也是一个有精神医学和心理学专业基础，能够对精神分析的临床治疗作出充分评价的人。另外，雅斯贝尔斯还是当代非常重要的实存哲学家。这些因素，使得雅斯贝尔斯对精神分析的评价，既有充分的哲学性和心理学性，也有坚实的临床实践性。

雅斯贝尔斯对精神分析的批判，是随着他的实存哲学体系的发展而逐渐深入的。或者说，随着雅斯贝尔斯越来越有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哲学思想，他就越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持批判态度。[②]除了若干论文，他对精神分析的批判，主要是在1913年开始出版的《普通精神病理学》中（目前是出到了第9版，从一开始的300余页，达到了700余页）。这本名为精神病理学的著作，实际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而这也是他批判精神分析的出发点。他在海德堡大学的同事、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施奈德（Kurt Schneider）甚至批判说：第四版《普通精神病理学》中的哲学内容发生了过度的生长；另一位精神病学家格鲁勒（Hans Gruhle）也认为第四版《普通精神病理学》充满了哲学思想，而向同事们推荐阅读1913年的第一版。[③]

一、《普通精神病理学》第一版和第二版中的精神分析批判

总体上，雅斯贝尔斯研究者们一般都将他的精神分析批判，分为三个阶段，即《普通精神病理学》的第一版、第二版与第四版。在1913年的第一版《普通精神病理学》，由于雅斯贝尔斯还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哲学思想，所以他在布劳勒（Eugen Bleuler）与荣格的影响下，总体上对精神分析采取了相对认可的态度。布劳勒创造性地提出了“精神分裂”的概念，而布劳勒宣称这是基于弗洛伊德在研究神经症时提出的理论和临床病理学解释的。雅斯贝尔斯还十分赞赏弗洛伊德对癔症的研究，并把弗洛伊德当作是精英的精神病学家和杰出的理解心理学家。但雅斯贝尔斯拒绝精神分析在无意识事件构造基础上的病因学解释,因为这是无法验证的。“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病理发生最终归于无法识别的、‘外意识机制’的影响，而这种机制对理解的病量塑形进路提出了不可改变的限制，并使精神分析‘无限可理解性的主张’显得荒谬。”[④]另外，弗洛伊德将心灵生命的几乎所有方面归结于性的思想，也让雅斯贝尔斯感到不满。

卡尔·雅斯贝尔斯 （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

在1920年的第二版《普通精神病理学》中，雅斯贝尔斯对弗洛伊德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他认为弗洛伊德在理解归因中表现出了特殊的理智缺失，而精神分析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粗俗和琐碎的。[⑤]这种态度转变，与他的工作重心转移有很大关系。在写作第一版时，他是海德堡大学精神病专科医院的一名医生，而在写作第二版时，他已经从海德堡大学医院转到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执教。这使得他由临床与精神病学的视角，转到了哲学的视角。他的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他认为精神分析给予临床分析师过大的权威，二是他认为弗洛伊德过于强调性的因素。“弗洛伊德经常看到当性行为受到额外恰当的压抑时会发生什么。但他从来没有问过：当理智受到压抑时会发生什么。”[⑥]《普通精神病理学》的第三版是在1923年，而这一版相较第二版没有很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可略过这一版。

二、《普通精神病理学》第四版中的精神分析批判

雅斯贝尔斯对精神分析的最系统批判，是在1946年的第四版《普通精神病理学》中。这一版也是《普通精神病理学》的最终版。在这一版中，非常显著的是：第六部分《人类存在的整体》已经是一个完全哲学性的思考了，而其中包含了以下哲学问题：对人类本质的追问、精神病学与哲学的关系、健康与疾病的概念、实践的意义等。在之这前，雅斯贝尔斯还发表了三卷本的《哲学》（1932年）、《尼采：尼采哲学导论》（1936年）、《实存哲学》（1938年）等哲学著作。这些工作表明：这个时候的雅斯贝尔斯已经完全可以从一个哲学家的视角出发来看待精神分析了。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 《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1．精神分析的功绩。

首先，雅斯贝尔斯认为：精神分析的优点是对微小的、不受注意或不被重视之现象的重视。精神分析认为，姿势、行为、言说方式、遗忘、神经症状、梦与妄想的内容，不是它们直接意指的东西，而是象征着某些其他的东西（在弗洛伊德那里，常常是性）。瑞士精神分析家基赫尔茨（Arthur Kielholz）曾经举了以下行为象征案例：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在村里偷了一头年轻的公牛、一条军裤（象征着她的性欲）；一名士兵晚上从他室友的裤子里偷走了带有钥匙的钱包，而之前的晚上他想取悦一个女服务员（偷窃象征着他想偷取室友的性能力）。[⑦]

其次，精神分析有力地推动了对患者内在生命史的关注，而这正是自然主义精神病学所忽视的。“一个人最早期的体验，决定了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童年期、婴儿期、最终的子宫期，决定了他的基本态度、内驱力、本质特征。事实上，精神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从人的命运、体验与震撼去理解：他是什么、他之如何为人、他的身体与心理-躯体功能如何运作、他想要什么、什么东西对他来说是重要的。”[⑧]精神分析家就像是考古学家，从患者的生活片断出发，去复原患者早期的心灵世界。

再次，精神分析提供了让人颇感兴趣的可理解内容和方式，从而丰富了理解心理学。精神分析试图从人类的整体遭际出发去解释人类个体的心灵内容。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自史前时代以来，就影响着人类。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提出了他的人类史理论，并解释了人类社会秩序、道德与宗教的产生。“在兄弟氏族、母权、异族婚姻以及图腾制度的建立之后，就出现了这种发展——它意味着被压抑东西的（类似于个体心灵中被压抑的东西）回归。可以假设的是：原始时代的心理沉淀（Niederschläge）变成了遗产——这种遗产在每一代人那里都只是唤醒，而不需要学习。这种回归阶段就是：父亲重新成为了家庭的首领，但不像在原始部落中那样不受限制。上帝取代了图腾动物。至高无上的上帝观念出现了。唯一的上帝就是原始部落父亲的回归。与如此长久地期待与渴望的东西出现后，首先产生的是强有力的东西——景仰、敬畏和感激。对上帝给予的陶醉就是对大父回归的反应。但是，旧的对于父亲的敌意感也一起回归了。这种敌意感被感知为罪责意识。”[⑨]

2．精神分析的缺点。

尽管雅斯贝尔斯认可精神分析作为理解心理学的重要功绩，但他认为精神分析的偏差是更为主要的。首先，他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源于克尔凯郭尔与尼采的大众心理学，但精神分析对克尔凯郭尔与尼采的继承是粗糙、颠倒与低层次的，而这种特性倒使其恰好能适应普罗大众与大城市文明。精神分析的理解心理学要素“之前就已经有了，尽管在1900年左右隐入了背景之中；其次，这种理解在精神分析中被误用了，而且阻止了伟人们（克尔凯廓尔与尼采）在精神病理学中的直接影响，因此精神分析要为总体精神病理学的层次下降而负责。人们可以说，精神分析是在欺骗时代作为震憾性的真理而出现的，因此精神分析只在部分上并且只在低层次上是正确的。”[⑩]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后，精神分析又将性作为“隐秘的上帝”来填补被大众由于信仰缺失而造成的空虚。

其次，他认为精神分析的局限，就是理解心理学的局限。在雅斯贝尔斯这里，心理学有两种形态：理解心理学（verstehendePsychologie）与说明心理学（erklärend Psychologie）。理解心理学探索的是心灵事件与心灵事件之间的关联（心的关联、侧重心灵事件的内容理解），而说明心理学探索的是心理事件与神经事件的关联（心物关联）。由于精神分析忽视了理解的极限，所以“精神分析想要理解一切”[11]。雅斯贝尔斯认为，理解心理学与说明心理学是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的。如果像精神分析那样将说明心理学排斥在外，那么理解本身的有限性就会使精神分析的理解变得荒谬。“弗洛伊德研究的谬误，在于可理解联系与因果联系之间的混淆（心灵生命中的所有东西、所有的进程，都是可理解与决定的）。具有合理性的只是不受限的因果性研究，而不是不受限的可理解性研究。与这种错误相联系的是另一种错误。弗洛伊德由可理解的联系出发，得到了有关总体心灵进程原因的理论，然而理解在其本质上不能成为导向理论；与此相反的是，必须作为理论指引的东西是因果说明（对于个体心灵进程的理解，自然只是对这种个体心灵进程的阐明，而不是理论）。”[12]

再次，他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将个体心灵显现绝对化的心理理论。这样的代表性理论有三种：韦尼克的人脑解剖定位理论（将精神紊乱定位于人脑中的某些区域）、冯·葛布萨特尔的建构发生理论（症状源于基本事件的变异（如：生命力受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的主要心理理论就是无意识理论。“人们必须基于无意识去思考有意识，因为有意识的显现，表明了无意识的存在。无意识是独特的心灵生命。无意识完全不会直接出现在意识当中，而是首先会在改头换面后，使对前意识领域的跨越审查成为可能。意识只是把握心理特质的感觉器官（要么是感性的外在知觉，要么是内在的无意识思维进程）。自我知觉的假象，以无意识心灵生命为基础。在无意识中，有一种能量；它有量的特征，流出、转移、累积。这种能量是感情能量，并且最终变成了唯一的力量。弗洛伊德称之为性（Sexualität），而荣格称之为里比多（Libido）；这种力量是心灵中的独特冲动。在冲动的各种形式中，最主要的是性冲动（因此，性冲动代表了冲动的整体）。”[13]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弗洛伊德想要在无意识层面上揭示不受注意的心灵联系，但实际上做出的是外在于意识的“好像理解”。这就使得理解变得日益简单化了。换言之，无限多样的理解形式，最终简化为了作为唯一基本力量的性或无意识。“人们总是已经提前知道每个工作中的同一东西。在弗洛伊德这里，理解心理学无法取得进步。”[14]

最后，他认为精神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世界观运动。接受精神分析的人们会在这种世界观中重新认识自己与世界。“大多数心理治疗学家有紧密联系的需要，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像客观法院一样的东西——他们可在这个名号下行事，并通过这个名号获得绝对知识的情感以及对于其他宗派的优势。过去著名的案例就是弗洛伊德以及由他建立和领导的运动。……所有的理论都有热衷于世界观的倾向。弗洛伊德本人没有带着清醒事实性风格的哲学式预言，但他的影响直接成为了世界观运动的出发点。这种世界观运动最终远离了他，但仍坚持他的精神。我认为这是最有趣的现象。”[15]接受精神分析训练的心理治疗师，要面临这样的诱惑或需求：即通过将精神分析理论转化为绝对的信仰，来达到精神分析优于其他心理治疗和世界观的愿望。这种宗派主义建构，会阻碍精神分析成为真正的人类科学。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三、对雅斯贝尔斯精神分析批判的评论

如果说雅斯贝尔斯主要是从他的实存哲学立场出发，来批判精神分析的话，那么他的批判意见也值得哲学的审视。为了避免这种哲学审视完全陷入形而上学式的思想推测，我们需要结合其他德国精神科医生、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家、精神分析家的意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评估：雅斯贝尔斯与精神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发展哲学心理治疗的意义

非常有意思的是，雅斯贝尔斯所支持的现象学以及他所反对的精神分析，都在1933年被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指责为是犹太科学而遭到压制。[16]在二战以及德国纳粹统治终结以后，雅斯贝尔斯也不得不承认：他对精神分析将会迅速过时的预言是错误的。在遭受纳粹迫害的废墟中重生的精神分析，不仅是心理治疗技术，而且也成为了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和哲学潮流。大量受迫害的精神分析家的出逃，反而使精神分析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法国、英国以及北美）。

1.其他德国精神科医生的视角

尽管弗洛伊德不是一个体制内的精神科医生，而主要是一个私人执业的精神分析家，但在二战以后，德国的医学哲学家瓦茨塞克（Viktor Von Weizsäcker）与米切里希（AlexanderMitscherlisch），极力倡导精神分析与医学的结合，从而使医学更为人性化。在他们看来，精神分析可以使医学不再过分依赖客观化与非个体化的研究方法。因此他们想要在海德堡大学建立心身精神分析研究所。他们的这个计划遭到了大多数传统精神医学学者的反对，如克雷奇默（ErnstKretschmer）和施奈德。在后者看来，心理治疗只能由医生进行，而不能由医疗体制以外的精神分析家来进行。

尽管雅斯贝尔斯对精神分析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他把米切里希当作是唯一有可能将精神分析保持在科学范围内的人。米切里希曾在纽伦堡审判中，担任指控纳粹医学犯罪（如：纳粹的杀害心智不健全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T4计划）的观察员；他在二战后的德国知识分子辩论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运用精神分析说明了纳粹产生的根源。因此，尽管雅斯贝尔斯反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但他支持在米切里希督导之下的精神分析。这说明，尽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存在着若干非科学的、臆测性的内容，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杰出的理解心理学、作为一种对自然科学式医学思维的纠偏，仍然有能够在科学化之后（这种科学化不是自然科学化，而是现象学所要求的人文科学化），成为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心理治疗或咨询手段。[17]

2．其他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家的视角

考虑到雅斯贝尔斯没有在《普通精神病理学》中发展精细的心理治疗技术，而只是发展出了心理治疗的实存哲学理解。[18]精神分析技术对于雅斯贝尔斯的实存哲学和现象学精神病理学都是非常有效的补充。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另一位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奠基者宾斯旺格的意见。宾斯旺格本来最早实践精神分析的治疗师，但出于对无意识概念的怀疑，而转到现象学（主要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中寻找心理治疗的理论基础。

路德维格·宾斯旺格（Ludwig Binswanger，1881–1966）

但宾斯旺格在晚年最终来到了对弗洛伊德人类的高度赞扬上。“他发现弗洛伊德的自然概念，真的比科学自然主义深刻多了——自然就是弗洛伊德由敬畏感出发去把握的某种东西。……对雅斯贝尔斯来说，精神病理学领域分为两种现象：一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象，另一种是最好要在因果上进行说明的现象。……宾斯旺格就不接受这种两分法……弗洛伊德提供给宾斯旺格的假设，是新的有关人类本质的统一概念，而这使得宾斯旺格可以去解释一开始看起来不可理解的现象——这种解释在目的论的意义上，在看似无意义的行为中找到了意义。对宾斯旺格来说，弗洛伊德提供了理解什么是人之为人的最好方法。”[19]另外，除了对弗洛伊德理论态度的转折，宾斯旺格始终坚持了对精神分析的心理疗法的运用。

宾斯旺格最终将海德格尔的此在哲学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相结合，发展出了此在分析（Daseinsanalyse）。[20]“此在”与“分析”这两个术语的组合，一方面代表了对于人类实存及其紊乱的新进路，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现象学哲学与精神分析相结合的巨大潜力。无论是描述现象学还是本质现象学，都缺乏临床上的有效技术（因为临床应用不是现象学哲学的主要志趣）。类似地，另一位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家博斯（Medard Boss），发展出了现象学的此在分析学（Daseinsanalytik）。博斯像宾斯旺格一样怀疑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在他看来，弗洛伊德过于偏重理论建构，而忽视了现象本身。但博斯仍然坚持弗洛伊德的心理治疗技术，并将之作为长期分析治疗的基础。[21]宾斯旺格和博斯的做法说明：即使是由雅斯贝尔斯亲自开创的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在临床的心理治疗中，仍然需要借助精神分析技术。

3. 雅斯贝尔斯学生的视角

雅斯贝尔斯的精神分析批判，在他的学生看来是怎么样的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该就是雅斯贝尔斯在二战后的学生斯蒂尔林（Helm Stierlin）。斯蒂尔林于1945年开始在海德堡大学进行医学专业的学习，同时又经常参加雅斯贝尔斯的哲学讲座。1950年，他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获得了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而论文题目是《责任的概念：韦伯科学概念视角下的、杜威的实用主义科学伦理学与康德伦理学的比较》。1955年，他又在慕尼黑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而论文题目是《暴力的患者：精神病患者对医生和护理人员的攻击》。可以说，斯蒂尔林既熟悉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思想，又熟悉他的精神病学思想。更重要的是，斯蒂尔林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家，还非常熟悉精神分析。因此，他关于雅斯贝尔斯与精神分析的观点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斯蒂尔林看来，雅斯贝尔斯对精神分析的无情抨击，违背了他自己主张的、对科学真理的哲学及自我反思的探索。“我基本上不能同意雅斯贝尔斯对弗洛伊德的看法。雅斯贝尔斯认为弗洛伊德是一个这样的思想家——基本上没有原创性、引起了大众的注意，并‘使真诚的思想家’（如克尔凯郭尔或尼采）的自我反省降格为了发现性渴望和典型童年体验的自我检查。相反，我想冒着听起来是陈词滥调的风险而指出：弗洛伊德原本是一位科学家和哲学家。在我看来，弗洛伊德在作为一名科学家时，比雅斯贝尔斯更有探索性和尊重临床观察，尽管弗洛伊德在作为哲学家时的知识不像雅斯贝尔斯那么广博，并且反思也不那么复杂。”[22]另外，斯蒂尔林认为，雅斯贝尔斯对精神分析的批判，反映了一代未接受思想启蒙的德国精神科医生的偏见。

从师承上来说，斯蒂尔林直接受业于雅斯贝尔斯，而只是间接地学习了精神分析。但在雅斯贝尔斯与精神分析的争论之中，斯蒂尔林站在了精神分析的一边。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斯蒂尔林不仅是精神科医生，还是精神分析家，以及系统式家庭治疗的开创者。斯蒂尔林在哲学和精神病理学理论上的建树不及他的老师雅斯贝尔斯，但在临床治疗上有比雅斯贝尔斯大得多的影响。斯蒂尔林立场正反映了精神分析在临床治疗中的重要价值。

结论

在哲学心理学，或者说将哲学应用到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努力中，雅斯贝尔斯所开创的现象学精神病理学以及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都是十分关键的资源。在雅斯贝尔斯那里，现象学精神病理学与精神分析似乎是对立的，但我们认为二者恰恰是互补的。雅斯贝尔斯的现象学精神病理学，主要是一门在整体上探索人类存在的科学与哲学，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主要是一种治疗人类存在紊乱的艺术；雅斯贝尔斯强调患者对于疾病的意识体验，而弗洛伊德强调疾病的无意识根源；雅斯贝尔斯是体制内的精神科医生，而弗洛伊德是体制外的精神分析家；雅斯贝尔斯是广博的理论家（他的理论涉及到了哲学、精神病理学、精神病学、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宗教等），而弗洛伊德是专精的分析家（始于临床治疗，终于临床治疗）。我们希望能够将这两者一同整合在哲学心理学中，希望在这个融合了哲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心理治疗、神经科学的框架下，去探索人类存在的奥秘，去治疗人类心灵的紊乱。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现象学与精神病理学的相互澄明关系研究”（17BZX084）的阶段性成果。

[①]H. Spiegelberg, Phenomenology in Psychology andPsychiatry.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28.

[②] M. R. Monti, Jaspers’ “Critiqueof Psychoanalysis”: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In One Century of Karl Jaspers’ General Psychopathology. GiovanniStanghellini and Thomas Fuchs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7.

[③] M. Bormuth, Life Conduct in Modern Times: Karl Jaspersand Psychoanalysis.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p. 79-80.

[④]M.Bormuth, Life Conduct in Modern Times:Karl Jaspers and Psychoanalysis.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p. 16.

[⑤]K.Jaspers, 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Berlin: Springer Verlag, 1920,S. 292.

[⑥]K.Jaspers, 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Berlin: Springer Verlag, 1920,S. 292.

[⑦]K.Jaspers, 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Berlin-Göttingen-Heidelberg:Springer Verlag, 1973, S. 300.

[⑧]K.Jaspers, 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Berlin-Göttingen-Heidelberg:Springer Verlag, 1973, S. 301.

[⑨]K.Jaspers, 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Berlin-Göttingen-Heidelberg:Springer Verlag, 1973, S. 301-302.

[⑩]K.Jaspers, 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Berlin-Göttingen-Heidelberg:Springer Verlag, 1973, S. 300.

[11]K.Jaspers, 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Berlin-Göttingen-Heidelberg:Springer Verlag, 1973, S. 302.

[12]K.Jaspers, 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Berlin-Göttingen-Heidelberg:Springer Verlag, 1973, S. 452.

[13]K.Jaspers, 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Berlin-Göttingen-Heidelberg:Springer Verlag, 1973, S. 451.

[14] K. Jaspers, AllgemeinePsychopathologie, Berlin-Göttingen-Heidelberg: Springer Verlag,1973, S. 453.

[15]K.Jaspers, 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Berlin-Göttingen-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1973, S. 646.

[16]D. Moran, Husserl’s Layered Concept of the HumanPerson: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In Unconsciousness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Dorothee Legrand and Dylan Trigg.(ed.), Springer, 2017, p. 5.

[17] M. R. Monti, Jaspers’ ‘Critique ofPsychoanalysis’: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In One Century of Karl Jaspers’ General Psychopathology. GiovanniStanghellini and Thomas Fuchs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30-32.

[18] J. E. Schlimme, Karl Jaspers’ ExistentialConcept of Psychotherapy. In One Centuryof Karl Jaspers’ General Psychopathology. Giovanni Stanghellini and ThomasFuchs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50.

[19]H. Spiegelberg, Phenomenology in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99.

[20]L.Binswanger, Daseinsanalyse und Psychotherapie. In LudwigBinswanger Ausgewählte Werke, Band 3, Vorträgeund Aufsätze. Max Herzog (ed.). Heidelberg: Roland Asanger, 1994,p.259.

[21]M.Boss. Psychoanalyse und Daseinsanalytik. Bern: Huber, 1957, p. 63.

[22] H. Stierlin,Karl Jaspers’ Psychiatry in the Light of His Basic Philosophic Posi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Sciences, Vol.10, No. 2, 1974, p.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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