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书屋】李勇 ：行走在情与法之间

    近日，收到吴情树博士的法学随笔集《法律的断章》。读完后，很有感触。

　　文学家、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说，“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刑法学研究是否也可以不那么单调窘迫呢?笔者曾经追问:“刑法学是一门研究恶的学问，时刻带着一副严峻、冷酷、不容亲近的面孔，无处不彰显着神秘、精致、深不可测的内涵。深奥的刑法学大厦，是否也有穿越其间的悠闲之门？”

　　《法律的断章》正是这样的一本法学随笔，它既有严肃的法学思考又有惆怅的法治忧虑，既有辛辣的讽刺反思又有温暖的感人瞬间，更有清新的怡人故事，行走于法与情之间，犹如闲庭信步。刑法学研究不正是需要这样么?

　　日本著名刑法学家团藤重光曾经说过，“学者的良心是追求真理、阐述真理的良心。”法律人的良心就是追求正义的良心，法律人只有凭着良心解释刑法，才能得出符合正义理念的解释结论。法律人也是人，法律人在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律工作时不可能不带有感情，但是这种感情的终极价值应该是追求正义的良心。《法律的断章》一书中有多篇文章强调法律人的良心对法治的重要意义。

　　在“法学与医学和谐交响”一篇中，吴情树将法学与医学，职业法律人与职业医生进行了有趣的比较。并引用俄国经济学家考夫曼的论断“裁判与医学类似，无疑是一种高度的技术”。认为裁判和医学都需要良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人的工作和医生的工作都是一件“良心活”。

　　书中值得关注的一篇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三重制约”，主张通过程序制约、社会制约、终极制约三个方面建构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吴情树将法官个人的良心作为终极制约。他指出，“要从根本上、终极意义上保证法官能够实现司法的正义，还得依靠法官个人的良心”。他认为“在现代立法者看来，法律与良心并不矛盾，而是可以相互印证、相互支持的。一部良好的法律必然要尊重良心，而良心所承认的法律也必然是一部良好的法律（良法、善法）。法官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寻找法律与良心之间的平衡。当法律不能完全实现司法正义的时候，法官就必须依靠自己的良心”。法律人不是无情的，法律人的情在于追求正义的良心。

　　在追求正义良心的道路上，如何处理法与情的关系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法与情之间的冲突与调和不仅是个老话题，也是法理学的老命题。《法律的断章》一书中有两篇特别有意思。一篇是“法律应该给爱留出一片天空”，讲述了一个两岁的小男孩从云南被拐卖到福建，十多岁以后被解救，但是小男孩与养父母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一边是养育十年的养父母，一边是血浓于水的亲生父母，小男孩陷入痛苦的抉择；而法律此时也陷入两难，一边是拐卖儿童的违法行为，一边是小男孩割舍不下的养育之情。吴情树博士从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建议让两对父母形成稳定的亲戚关系，并保持长期联系。另外一篇是“警惕变通:规则是如何形成的”，讲述作者的故乡——福建泉州一个小村庄，长期以来遵循同姓不婚以及女子不入族谱的祖训。一些同姓结了婚的年轻男女，想尽各种变通办法来规避祖训；作者的女儿经过强烈要求和多方努力，成为第一个入族谱的女性。

　　通过这些故事，作者想表达这样的观点，就是良性的变通可以调解法与情的关系，有利于案件的处理。良法应该是顺应天理和人情的法律。忤逆天理和人情的法律，可能是恶法，或者至少不是一部良法。当然作者也强调指出，恶性的变通是法治大忌与天敌。事实上，法与情的冲突与调和是一个永恒的难题，进一步的引申就是形式法治还是实质法治、形式解释还是实质解释的问题；更进一步的追问就是良法与恶法的问题，即恶法亦法还是恶法非法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法律的断章》一书贯穿始终的问题，也是作者反复追问和思考的问题。或许，我们能做的是，在立法层面上，力求合符天理、人情，尽可能制定良法；在司法层面上，兼顾形式解释的同时，力求实质解释，发挥解释者的智慧去补正恶法，规避恶法可能导致的恶果，而不仅仅是把其作为“嘲笑的对象”。

　　【作者介绍】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

出处:中国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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