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无效后善意得利人得利丧失抗辩的合理范围 | 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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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立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合同无效后善意得利人得利丧失抗辩，针对合同无效、被撤销和合同解除后原物返还不能的问题，华东政法大学赵文杰研究员在《论不当得利与法定解除中的价值偿还》一文中以“差额说”为分析起点，围绕两种学说“对待给付返还说”与“财产上决定说”讨论得利丧失抗辩的合理范围。
我国《合同法》第58条与《民法通则》92条中并未明确规定返还原物不能时的得利丧失抗辩，但通说认为，善意得利人可以对返还权利人主张得利在其财产内不复存在的抗辩（得利丧失抗辩），而恶意得利人不得主张此项抗辩。
为厘定得利丧失抗辩合理范围，我国学说主张借鉴“差额说”来限制此项权利。差额说的技术构造可分为两个独立的请求权：在内容不同种类时，主张同时履行；在内容同种类时，返还内容为双方对待给付的价值差额。然而差额说适用范围有限，实践中出现了较多不能为差额说合理解释的情况，如先履行合同等。
实际上，双务合同无效后原物返还不能可以细化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买受人处置行为引起的返还不能；一种是纯因意外引起的返还不能。针对这两种情况，立足于信赖保护的“对待给付返还说”与基于意思自治的“财产上决定说”提供了与“差额说”不尽相同的两种分析框架。
在因买受人处置行为所致返还不能的情形中，两种学说对得利丧失抗辩皆持原则上否定，例外允许的观点。“对待给付返还说”的关键在于确定何种信赖值得保护。首先，可以纳入得利丧失抗辩范围的仅限于无法律原因引发的后果；其次，信赖的内容是在相信合同有效的基础上，相信自己可对其自由处置而遭受的不利。基于此，划定可从返还义务中扣除财产上不利的标准在于，得利人知悉所获无法律上原因时，是否会做出最终导致不利后果的决定。若会，那么该不利后果不能从返还义务中扣除。
“财产上决定说”在判断何种不利可以扣除时，区分特别财产上的决定（基于取得财产的财产上决定）与一般财产上决定（与之无关的财产上决定）。只有前者可以扣除，后者原则上不可以。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只有自愿无瑕疵的决定才能将受领财产本身的风险归于得利人，且范围限于得利人的对待给付义务。
在由意外引起的返还不能的情况中，“对待给付返还说”与“财产上决定说”观点截然相反，前者认为应由返还权利人承担，后者认为应由返还义务人承担。“财产上决定说”的论证较为可取。意外引起的不利后果与得利人的处置行为无关，风险原则上仍应由占有标的物的返还义务人承担。
比较而言，“财产上决定说”在正当化理由上以意思自治为基础，更为坚实，在技术处理上也更为清晰、融贯。相比“对待给付返还说”，在信赖内容、牺牲界限上的标准更为简明易用，稍作修正后是对得利丧失抗辩合理范围的较为合适的解释框架。
参考文献：赵文杰：《论不当得利与法定解除中的价值偿还》，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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