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的公益性足以决定其强制性吗？ | 前沿

中国民商法律网

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作品，作者路英豪，系中国民商法律网编辑。如需转载请联系后台获得授权。

全文共1672字，阅读时间约4分钟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通说就主张诉讼时效具有强制性，当事人不得对诉讼时效进行约定，不得预先放弃和约定排除。《民法总则（草案）》也顺理成章地规定了这一内容。在权利本身都可以放弃的情形下，诉讼时效制度作为权利的时间限制，为何必须具有强制性？诉讼时效制度的公益性足以作为其强制性的理论基础吗？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院的金印博士在《诉讼时效强制性之反思——兼论时效利益自由处分的边界》一文中，对“诉讼时效公益性决定强制性”这一似乎早已司空见惯的理由，提出了大胆质疑。

一

我国学界通说观点——“公益性决定强制性”

根据我国学界通说，诉讼时效的公益性构成诉讼时效强制性的根据。例如，史尚宽先生认为：“时效制度，基于维持社会秩序之公益上之理由而设（公益性），故关于时效之规定为强行法（强制性）。”谢怀栻先生亦持相同的见解：“诉讼时效制度是从社会法律关系的确定，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的（公益性），所以是一种强制规定，而不是任意规定（强制性）。”此种由诉讼时效的公益性直接导出强制性的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

否定“公益性决定强制性”的逻辑思路

笔者认为，诉讼时效的公益性难以成为强制性的适当依据。诉讼时效的公益性决定了其强制性，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价值判断。欲否定这一判断，有两种论证思路可供选择：一是通过反驳前提否定结论。若前提不存在，基于这些前提得出的结论就当然不具可靠性；二是直接否定前提和结论之间的联系。

（一）否定前提的思路行得通吗

否定前提也即否定诉讼时效制度具有公益性。

事实上，已有学者进行了一些尝试。他们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多种公益促进功能或许是不存在的，或者只是诉讼时效强制性适用之后的反射性效果。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其公益促进功能已经包含了复杂的政策选择，难以彻底否定其合理性。例如，对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公益促进功能，否定者认为这只是诉讼时效强制性适用之后的反射性效果，不能作为诉讼时效制度的依据。但传统的肯定说则认为，设置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就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这实际上是将权利的及时实现当作政策选择，主张诉讼时效是政策的实现手段。万一立法者就站在“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立场上，此种选择只能受到尊重。

通过反驳前提来否定结论，否定者会背负过于沉重的论证负担，因此不建议采纳这一思路。

（二）否定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因果关系

否定诉讼时效的公益性与强制性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即在承认诉讼时效公益性的基础上，论证难以从公益性导出强制性。首先我们要承认诉讼时效具有公益性，然后展开推导。

如果诉讼时效制度因为其公益性被规定为强行法，这可以侧面反映两点：其一，诉讼时效制度的公益性十分重要，需要以强行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一般不能被轻易排除；其二，诉讼时效的公益性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存在矛盾，换言之，仅仅依靠当事人意思自治会直接损害诉讼时效的公益性。

三

诉讼时效的公益性不足以推导出其强制性

首先，并非所有的请求权都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有些请求权出于其他公益或个人私益的考虑（比如股东出资），法律放弃了诉讼时效及其所追求的公益性。这表明诉讼时效的公益性并不是必须要用强行法规范保护的核心公益性，而是受保护层级较低的公益性。其次，在采用抗辩权发生主义的国家，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而非法官主动适用，如果诉讼时效所追求的公益性是不可褫夺的，而且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水火不容的，那么法律为何将实现诉讼时效公益性的最重要一环置于当事人的手中呢？因为只要当事人不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诉讼时效所追求的公益性必将功亏一篑。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我们的结论，诉讼时效追求的公益性属于法律保护位阶较低的公益性，难以成为诉讼时效强制性的理论基础。

长久以来，对于诉讼时效的强制性，民法学界一直存在很多思考。要探讨诉讼时效强制性的存在意义必然离不开对其所保护的社会公益进行价值考量。然而不少关于诉讼时效是否应具有强制性的分析都往往基于“诉讼时效的公益性决定其具有强制性”这一前提，或者直接否定诉讼时效的公益性，却鲜有学者对两者的关系进行逻辑上的推导。对于法律的理解和适用，逻辑推理必不可少。

参考文献：金印：《诉讼时效强制性之反思——兼论时效利益自由处分的边界》，载《法学》2016年第7期。

推荐阅读

近期好文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并下载《诉讼时效强制性之反思——兼论时效利益自由处分的边界》

责任编辑：崔耀烨

图片编辑：师文、李欣南、刘小铃、金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