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哲学是什么，哲学有什么用？ | 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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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2年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作者简介】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全文共4557字，阅读时间约11分钟。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

大家下午好！

我很荣幸有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教师在开学典礼上发言。首先我要向在座的各位新生，特别是本科的大一新生致以最亲切的慰问。因为我相信在你们兴致勃勃地收拾好行囊，满怀希望地赶赴北京的途中，一定遭遇过不少尴尬的时刻。

比如在火车上，来自天南海北的陌生人开始试探着闲聊，当问到你的身份时，原本热闹的场景瞬间变得冷静，空气开始凝固：“哦，学哲学的。”识趣的人会说：那可是很深刻的学问。不识趣的会说：学这个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当饭吃。当然，或许也有求知欲旺盛的会问：哲学是什么？

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让你感到些许的尴尬。我想要宽慰你们的是，类似的场景，在座的老师们已经经历过无数次，我们都已经身经百战百炼成精了。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在类似的场景中，有两个女人给我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在1992年，我和我的同学们去北京的王府井参加公益活动，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一位女士前来慰问我们，当她得知我们是北大哲学系的同学时，她非常兴奋地说：哲学，我知道，就是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是政治，不是哲学。

另一个是在2006年，我去小区边上的理发店理发，洗头小妹问我选择湿洗还是干洗，我当时正好有时间，就说干洗吧。在20分钟的按摩过程中，我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始聊天，话题很自然地就转到了我的职业，您是做什么的？我是大学的老师。具体教什么呢？我犹豫了一下，决定不把白的说成黑的，所以我说我是教哲学的。我以为对话到此就结束了，结果她停顿了三秒钟，突然问道：哲学是不是研究因果性的……我当时的反应就和在座的同学一样。惊为天人！从此我一直去那家理发店去理发，直到半年后那位来自云南的洗头小妹不辞而别。我从此就只选择湿洗。

这两个事例告诉我们两个道理：其一，人皆有理性，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哲学家；其二，一个好的制度造就好的公民，一个好的教育造就好的哲学观。接受了错误教育的人比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的三观更可怕。

回到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我要非常抱歉的告诉你们，没有标准答案。如果我们现在把三个马哲的老师、三个中哲的老师以及三个西哲的老师送到钓鱼岛，一边彰显我们的主权，一边开设哲学研讨班，让他们争论哲学是什么？三年以后，你会发现，他们仍然不会达成一致的意见。

不过在这里我可以给你们一个非常抽象的回答，所谓哲学就是爱智慧。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爱，指的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无私的爱，更不是出于本能的感性冲动及浪漫情怀的情爱，而是温和而理性的“友爱”。所以说，在对待智慧的时候，哲学家不像男欢女爱的狂热，也不像宗教情感的博大无私，它是一种彼此尊重和欣赏、温和且理性的热爱。

这种爱不以占有为目的，而是以相互激励共同进步为目的。这也意味着哲学作为爱智慧之学，从来不会妄自尊大地认为占有了智慧，哲学家只是一个以温和而理性的方式热爱智慧的人，一旦有人宣称自己占有了智慧，这样的人要么就是先知，要么就是骗子。

哲学的思考从来都无法换来掷地有声的物质回馈，你甚至都无法在这里找到“2+2=4”那样板上钉钉、笃定无疑的知识。有人也许为此感到困惑：那我们从哲学这里指望什么呢？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会说：“打开！”——打开你的视野，打开你既定的思维模式，打开各种思考的可能性，让你从一种教条的、沉闷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重新用一种充满怀疑的、审视的、好奇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世界。

哲学的问题有很多，从我是谁？我有自由意志吗？对和错的标准是什么？生活的意义，死亡问题，公正问题，一直可以追问到，我现在究竟是梦见自己坐在3101的教室参加开学典礼，还是真实地坐在这里，以及爱国主义为什么是天然正当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为什么对于一个人的完整人生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等等等等。

没错儿，以上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认为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才是最有意味和最让人着迷的问题。作为一门职业，哲学并不是性价比最高的职业，但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我相信哲学是值得我们用一辈子去实践的。

当然，我从来都不否认，在一个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盛嚣尘上的时代，每一门传统的学科和古老的技艺都免不了面对这样的质疑：“学这个有什么用？”对此，哲学家总是自嘲自己的工作是“无用之大用”。其实，在宽泛的意义上，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属于无用之大用的范畴。

何谓无用之大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巴士底狱中曾经感慨说：是这两个人消灭了法国！这两个人一个叫伏尔泰，一个叫卢梭，都是哲学家。路易十六这句话的隐含之义是：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第二个例子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人想知道该怎么正确地处理日本问题，于是设立了国家项目资助一位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去做研究，结果她并没有写出一本对策性研究这样的实用性文献，而是写了一本叫做《菊与刀》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从非常抽象的角度研究日本的国民性。这当然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有趣的是美国政府也没什么不满，找人对这本书进行了再研究，得出一个很有用的结论：天皇制度暂时不能废除。由此可见，人文学科的研究看似不能得出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影响和效果却可能是至为深远的。

9月10日是开学的第一天，从这一天起，在座的各位同学就正式的进入到了大学的生活。昨天出版的《南方周末》头版的标题是“钱理群‘告别教育’”。钱理群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老师，他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10年前他从北大退休后，投身中学教育，试图改变人心，结果却屡战屡败。这篇报道写的非常之沉痛。我对它有两个总结：第一，就今天的高中教育来说，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处，第二，就今天的大学教育来说，一切不能为就业服务的教育也似乎也没有立足之处。

过去的六年教学生涯，让我非常深刻地体会到当代大学生的种种迷惘和困惑，很多学生从一进校门开始就焦虑自己的职场未来，非常功利地规划自己的每一步，狗苟蝇营、亦步亦趋。我收到过许多学生的来信，都在焦虑于为什么周围的同学如此目标明确，为什么自己依旧懵懵懂懂。出于某种补偿心理，他们会一方面忙不迭地参加各种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另一方面又强求自己在考试时门门得优。在这种全方位恶性竞争的氛围下，只可能造就彻底的赢家和彻底的输家。

都说大学教育正在堕落成为一种“失去灵魂的卓越”，但是在我看来，更可忧虑的是那些赢家并不因此成就“卓越”，反倒可能因为熟谙了各种潜规则而变成蝇营狗苟的现实主义者，与此相对，输家则因为遭遇挫折或不公而成为愤世嫉俗者和犬儒主义者。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以丧失灵魂为代价。

我始终认为，大学教育毕竟不是职业教育，大学生活也不应该等同于纯粹的见习职场生活。每个人的人生都只有一次，所以我们要珍惜这趟来之不易的旅程。人生的体验有好坏之分，我们应该尽可能体验人类精神更高阶的形态。我常和同学们说：学校，school的古希腊本意是“度过闲暇的地方”，但是这里的闲暇绝不意味着空洞、空虚、无所事事，恰恰相反，对古希腊人来说,那能够 “占用闲暇”的是一类特定的事情,这就是言谈,尤其是指学术性的讨论、辩论和演讲。school 的本质就是自由——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

对于大一的新生，我想说的是，尽情享受大学的时光，尽可能地去过一种丰沛高远的生活，你们要学会与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最聪明的头脑进行直接的对话，在四年的学习生活中至少精读5至10本原著，当然除了读书思考，你们还应该经常去听音乐会，看话剧，去郊外享受自然生活，当然也可以去谈一场甚至几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对于硕士生同学和博士生同学，我推荐你们去读台湾中研院王汎森教授的一篇文章《如果让我重新读次研究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地体会与琢磨。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真心想做学问，也不需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蠹，而是应该试图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多面手，就象苏格拉底，你可以同时是个哲学家，技艺高超的工匠，战场上的勇士，家人眼中慈爱的父亲，或者是个体育家。有可能的话多涉猎其他的领域，体验和实践很重要。

现在有些同学读哲学、做研究生，常常是出于逃避的心理。做哲学特别怕的是，是在什么都做不好的情况下，没有出路、被逼无奈来做哲学。这是特别糟糕的状况。做哲学对于智力和意志力要求非常高，它不仅需要你有深刻的理论感，同时也要求你具备健全的现实感。完全不是说我什么都干不了，没有出路时无奈的选择。哲学诚然是这个世界上少数几项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但是对于从事哲学的人来说，应该要有这样的自信和底气：我之所以不去做那些具体的实务，并非不能而是不为！

2005年11月24日是我加盟中国人民大学的日子，在此之前，我与社会上的许多朋友一样对于人大有着这样那样的误解，比如说认为它是“第二党校”，但是过去六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人大是一个颇具现代精神气质的大学，某种意义上，人大的整体学术氛围相比北京的一些兄弟院校比如清华北大要更加的自由和开放。

在我看来，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不仅在于有“大楼”或者“大师”，更在于大学的精神。大学真正的精神应该体现在身处校园的教师和学生每一个人身上。我非常欣赏王汎森教授的这个说法：如果校园的许多活动，直接或间接都与学问有关，同学在咖啡厅里面谈论的，直接或间接也都会是学术相关的议题。教授们在餐厅里面吃饭，谈的是“有没有新的发现”？或是哪个人那天演讲到底讲了什么重要的想法？只有是沉浸在这种氛围中的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卓越大学。

反之，如果教授们念兹在兹的只是项目和住房，学生们谈论的只是各种八卦新闻，网络游戏或者说纯粹的男欢女爱，这样的大学一定不可能是卓越的，甚至于背离了大学的本义。

最近有一本书非常的流行，上自党政高层下至贩夫走卒，都在捧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完这本书，你会觉得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人活脱脱就是21世纪的中国人：腐化堕落同时又不负责任的特权阶层，满腹怨气同时又精神萎靡的普通民众，每个人都焦虑不安但不知该何去何从。

我对其中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我相信，当前中国的问题，除了要进行制度的改造，还要进行国民性以及人心的改造。如果说大学教育是此类改造的试验田，那么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就是此类改造的源发地。

大约一百年前，英国的大教育家纽曼说：“大学不培养政治家，不培养作家，也不培养工程师，大学首先培养的是灵魂健全的，到达博雅高度的，即具有完整人格的人。”

大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曾经说过：“我们的责任不是制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我们要赢得的不是战役与疆土，而是我们行为间的秩序与安宁。真正的大师杰作是一个合宜的生活方式。”

打造完整人格的人，打造合宜的生活方式，这是真正的大师杰作，是每一个伟大文明的终极目的。

终有一天你会告别大学，也许终有一天你也会告别哲学，但是我希望也相信，在人大哲学系的这一段经历将会是你人生旅程最为珍贵的记忆之一。因为在这里，你尝试着学习成为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人，因为在这里，你试图要赢得的不是金钱不是战役也不是疆土，而是一个合宜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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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思庐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