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砖丨特稿】安利·萨拉:不存在的故乡
《给我色彩》安利·萨拉,2003
单屏立体声影像,15’25”
©安利·萨拉
“这城市死了。”
拥有艺术家、政治家双重身份的艾迪·拉玛(Edi Rama)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乡——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地拉那(Tirana)。上个世纪90年代结束了独裁统治的阿尔巴尼亚,在推行民主化后的十余年间依然面临着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艾迪·拉玛在2000年当选地拉那市长时,阿尔巴尼亚是当时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作为首都的地拉那也遭受着早期集权统治与随后自由无政府主义时期留下的多重混乱:高失业率、高犯罪率、普遍贪腐、城市里布满废弃凋敝的公共设施和非法私人建筑。
1997年阿尔巴尼亚爆发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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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市长,拉玛认为急需采取行动,让地拉那释放出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信号,让这座城市拥有与混乱告别的可能性。但是当时市政府几乎没有任何预算,直到地拉那得到了一笔来自欧盟的修缮经费。令人意外的是,他没有用这笔钱常规地修缮房屋道路,而是决定给城市主要道路旁的建筑粉刷上鲜艳的颜色。
开始粉刷的第一天就造成了交通拥堵,人们聚集在建筑旁议论纷纷,目睹苏联时期留下的老旧灰色建筑被粉刷上鲜明的橙色,或感到震惊或感到好笑。来自欧盟的项目的官员在看到新粉刷的颜色后对拉玛提出抗议:“你不能这么做,这样的颜色不符合欧盟标准”。拉玛回答说:“如果你能在这个城市找到任何一样达到欧盟标准的东西,我就换掉这个颜色,如果没有,这个颜色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地拉那第一栋被粉刷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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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玛赢得了争执,这幢橘色建筑也成为了地拉那色彩故事的开始。给建筑刷上鲜艳颜色的新闻很快在整个国家引发了关于颜色的讨论,拉玛听到了表达支持或反对的各种声音,为了更好地进行判断,他领导政府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中只有非常简单的两个问题:1.你喜不喜欢给城市建筑涂上颜色的做法?2.你是否希望这个行动继续下去?
调查的结果中有63%的受访者喜欢这个做法,37%的人不喜欢;关于第二个问题,有85%的受访者希望这个行动继续进行,15%的人希望行动就此停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反映出一个看上去有些矛盾的事实:表示自己不喜欢这个项目的人中,却有一半希望政府继续给建筑涂上鲜艳的颜色。
艾迪·拉玛和他自己的创作
在大多数人们的支持下,地拉那越来越多的建筑被刷上了鲜艳明亮的色彩与图案,人们积极地讨论颜色。拉玛说,色彩对地拉那来说更像是是重要的器官,而不是像服装或者是唇膏那样停留在表面的存在。
给城市建筑不断增加色彩的过程中,地拉那的人们开始关心过去曾经代表专治与压抑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位于街面的商店纷纷把栅栏、墙壁变成透明的橱窗,在没有警力增加的情况下,人们的安全感得到了提升。商家也愿意付新的税金,支持政府用于美化城市的举措。色彩从改变的工具与手段,变成了城市发展的中心。
地拉那的彩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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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拥有艺术家身份的拉玛这样描述他与市民的关系:“市长和选民的关系,就像是艺术家和观众,有着一种充满压力的关系。这需要日复一日在人民的注视下努力,并最终指向人心。”
拉玛的“色彩行动”不仅在国内的到了支持,还为他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2004年拉玛得到了“世界市长”奖,颁奖委员会认为:“艾迪·拉玛改变了整个城市。新生的地拉那,是多彩而快乐的,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文化生活。”时至今日,地拉那的色彩依然为这个城市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产生源源不断的活力。
地拉那的彩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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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艺术解决集权统治、自由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共同产生的人们对公共空间、生活的漠视与抗拒,听上去似乎完美地落入了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所提出的“关系美学“范畴:不是从个体和私人空间,而是由整体人类关系、社会背景出发的艺术理论与实践。但是把地拉那的案例考虑为关系美学是并不妥当的。拉玛自己就曾经强调,他在地拉那举措并不是艺术行为,或是审美行为,而是一场政治行为。
项目推行初期,无论是开始粉刷建筑的决定,还是对于色彩的选择都是由政府直接决定的,不是一个民主的过程。但是通过使用色彩,地拉那市民与权威之间,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界限的确被打破了,因此拉玛把这场颜色的实践称之为“民主化先锋”,而不是传统的民主化。
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在地拉那的建筑外立面创作
地拉那在国际艺术领域开始受到关注,到后来,许多国际艺术家也纷纷加入彩绘城市建筑的项目,这些则与同样成长于地拉那的艺术家安利·萨拉(Anri Sala)的影片《给我色彩》(Dammi i Colori)有着重要的关系。
安利·萨拉
2003年安利·萨拉受到拉玛的邀请回到家乡,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色彩行动”推行初期的地拉那。萨拉从艺术家的角度长期关注超越语言的交流方式,在地拉那的案例中,他认为颜色在社会生活中为沟通与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在民意调查中,有人不喜欢自己的墙壁被粉刷,但是依然愿意将这个项目进行下去,这看上去有些矛盾的结果在萨拉看来证明了这个项目里有超越单纯审美或视觉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他在地拉那拍摄时观察到,相较于没有被粉刷过的地方,在色彩丰富的街区,人们对被拍摄的反应更加自信友好,色彩甚至赋予了人们尊严。
地拉那的彩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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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色彩》并没有采用与地拉那建筑颜色相同的,鲜艳明快的风格,作品呈现艺术在影响政治、改变社会结构方面所具有的可能性的同时,又直白地用贫瘠的现实面展示出城市面临的困境。
15分半左右的影片里,在任何城市景象出现之前,萨拉首先设置了这样一段话:“当我在普吉皮茨第一次展示这段城市的影像时,连姆·吉里克跟我说:‘安利,告诉我真相吧。告诉我这座城市并不存在。拜托告诉我你并没有一个艺术家市长朋友。’”
作品中大部分镜头都拍摄于夜晚。在一片漆黑中,能看到的只有两扇窗户透出的光线,依靠路过车辆的灯光,一幢墙面上涂有红、黄、蓝、绿矩形色块的三层建筑缓缓在夜色中显现,片刻之后,车辆远去远去,整幢建筑又渐渐隐没在黑暗之中。伴随一句“这城市死了”的男声,画面中出现了更多有着彩色墙面的建筑,镜头似乎是从一部正在缓慢移动的车里向外望去。然而与彩色的楼面相比,所有的建筑前正在施工中的泥泞路面更加吸引人的注意,与刚才一样,街区没有路灯,由车内打出的白色探照灯成为附近唯一的光源,黑暗中迎着强光出现的彩色建筑,反光的光秃的树木,所有的景象仿佛在进行一场异空间的探索。车子一边前进,画外音一边描述着这座城市的困境,所有店面的铁门都紧闭着,路上没有行人。
《给我色彩》安利·萨拉,2003,静帧
单屏立体声影像,15’25”
©安利·萨拉
画面会偶尔突然切换到白天,虽然不同于夜晚的安静,白天的街道嘈杂繁忙,建筑旁的街面依然泥泞混乱,镜头短暂地停留在拥有彩色立面的建筑局部,形成了宛如抽象作品的彩色画面。许多建筑的外立面上还覆盖着脚手架,有的刚刚被粉刷完,有的正在被粉刷,街道上人们朴素甚至破旧的穿着完全不像这些墙面那样光鲜亮丽。
《给我色彩》安利·萨拉,2003,静帧
单屏立体声影像,15’25”
©安利·萨拉
在影片的后半段,回到夜晚行进中的车里,我们第一次看到画面外声音的主人:市长拉玛。他的目光偶尔看向并没有出镜的萨拉,偶尔投向车外,讲述着颜色对这个城市的意义。行程结束后拉玛走下车,好像又想到了什么,站在车外对萨拉说:“从汽车刹车灯那里,取来某种红色,将它掷向夜色。这看起来好极了。”
拉玛的这句话既浪漫美好又不切实际,正如这个城市本身的命题,一个艺术家市长如何在一座衰败沮丧的命运之城上变化出一座承载选择的希望之城?听上去就像一个乌托邦,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文:Ying
编辑:杨帆
安利·萨拉
Anri Sala
安利·萨拉1974年出生于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现工作生活于柏林。他在地拉那国立艺术学院获得绘画和雕塑学士学位,在巴黎的法国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学习影像艺术,并在图尔宽的弗雷努瓦-国立当代艺术工作室完成了电影导演专业的研究生课程。
萨拉获得了文森特奖(2014),第十届贝尼塞奖(2013)、绝对艺术奖(2011)和威尼斯双年展年轻艺术家奖(2001)。
他参加了多个群展和双年展,包括第12界哈瓦那双年展(2015)、第11界沙迦双年展(2013)、第9界光州双年展(2012)、第13届卡塞尔文献展(2012)、第29届圣保罗双年展(2010)、第2届莫斯科当代艺术双年展(2007)和第4届柏林双年展(2006)。2013年安利·萨拉以展览“Ravel Ravel Unravel”代表法国参加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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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本没有的路行进--14位杜尚奖艺术家"展
2019.4.27 - 20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