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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和高考,我的私密个人史

2017-07-11 文_褚朝新 廉政瞭望


近几年,公众似乎不再那么剧烈地争论高考制度的利弊,有人说这是一种疲态和无奈,但我更愿意理解为,我们逐渐默认这样一个全民仪式是公平与正义的,且目前无更好的替代品。今年恰逢恢复高考40周年,这40年,不管对于国家还是个人来说,都有太多关于考试的生动而具体的故事。中考和高考,被大部分中国人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考试,在这个节点上,重忆我的这两次考试,颇为感慨。


中考,牵涉我生命中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从1995年隐藏至今,整整22年了。2010年左右,曾打算公开这个秘密,被同事好心劝阻,他们担心会给我的生活造成困扰。而我认为,应该真诚面对这段历史。


22年前,我的名字不叫“褚朝新”,褚朝新是我的一个初中同学,他和我曾经是同桌。那时候,我是一个复读生。上个世纪的90年代,“读书无用论”已经开始在中国的农村蔓延。乡村里,大量孩子初中一毕业就不再继续上学。打工,在当时成为一种潮流。我的父亲成为村里的一个异类,坚持认为必须上学读书才有出路。


也有初中最后一年才辍学的,这样的学生据说可以拿到初中毕业证,比如褚朝新,他初三还没读完就从教室消失了。他个子比我高,瘦瘦的,脸上总有讪讪的笑容。当时,班上有个同学常常欺负他,老师也不管。


那个年代,初中不允许复读。复读生要参加中考,必须有学籍,而复读生的学籍已经被注销,学校只好让复读生们用那些辍学的同学的学籍参加考试。这意味着,如果考上高中,这些复读生将用他人的名字和身份生活。


因为当时成绩不好,父亲坚持没有让我参加1994的中考,而是复读一年,1995年再参加中考。中考前,班主任告诉我,我要用褚朝新的学籍参加考试,必须记住他的学号、父母姓名、年龄等信息。


很幸运,那年中考我的分数过了重点高中线0.5分,被县里唯一的重点高中录取。开学前,重点高中要面试。面试的目的之一,就是甄别那些不符合当时教育政策的复读生。


记得进入面试教室前,班主任问我,你记得褚朝新父母的名字吗?可就在只剩几分钟就要进入面试教室时,我忘记了他父亲的名字。而一旦被面试老师发现我是复读生,将会取消中考成绩。


当“褚朝新进来”的声音传来时,我终于想起他父亲的名字。老师们松了口气,我吓得满头大汗。就这样,我“冒名顶替”成了褚朝新。而我的原名,只有在回老家时,才会被提起。至今,初中同学也都还喊我原名。而高中以后认识的人,都喊我褚朝新。


1998年7月,是我的高考。因为家里困难,班主任杨老师在高考前几个月就找我谈话,说整个地区有三个贫困生名额,只要过了一本线,第一志愿就能录取。最关键的是,还可以给我免四年学费,每个月还有生活补助。


造物弄人,我还是只考了529分,差几分才上一本线。暑假过了一大半了,班上陆续有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我的迟迟没有消息。通知书终于到了,杨老师通知我去拿录取通知书,当时不知道被哪里录取。在杨老师家里,我看到了湖北大学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满心的激动。杨老师说:褚朝新,复读一年吧,至少要考个武大。我说,家里困难,想早点上大学早点毕业找个工作,早点给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考上大学要转户口,本可以把名字改回去。当时有点喜欢褚朝新这个名字,恰好又同姓,于是放弃了改回原名的机会。我一点都不后悔去了湖北大学,那里的老师启蒙了我的新闻之路,让我有了现在的工作与理想。


至少在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有很多人通过这两次考试,改变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我在农村长大,理解底层生活的淳朴,同样也理解其中的辛酸与苦难。往事如烟,一晃二十多个春秋逝去,回头再看,感恩大过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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