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老银川：“天主堂”最早把西药引进老银川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老银川城缺医少药，全城仅有德泰永和协力厚两家中药铺子，没有一家西医药铺和门诊。
宁夏银川的西医最早是由坐落在银川解放西街的天主堂引进的。
1922年，比利时神父康国泰从甘肃兰州带来很多外国修女到银川，租借马鸿宾在北门的一处房院，作为临时教堂。
1923年康神父购买现银川解放西街天主堂所在地的一些民房和滩地，建造住房和圣堂。
比利时神父康国泰一行的到来，给老银川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西药新技术，同时还带来了一些在当时人们很急需的606针剂、阿莫西林、盘尼西林、青霉素、链霉素等西药药品，并在天主堂开设了西药门诊部，为老银川城的老百姓看病打针，方便了疾病患者。
从此，老银川有了西医门诊和西药药品。
旧天主堂为东西走向，长20米、宽8米，平房，东门供修女和女教友出入，北门供男教友出入，男教友跪在前面，女教友跪在后面，前排女教友与后排男教友跪凳间隔约1米，供男教友出入圣堂。
北房檐向外延伸1米，形成一条宽1米的走廊，房檐边缘用圆木柱支撑，北门房檐上方有一小阁楼，阁楼上装一口铜钟。
天主堂开设西药门诊后，老银川城的老百姓前来看病的络绎不绝。
中医看病疗效慢，人们遇到身体发炎发烧等急性疾病，就到天主堂开设的西医门诊求医买药。
因为西医医术先进，所用药品都是进口的，疗效显著，前来看病的人很多。
马鸿逵和家人遇到头疼发烧、身体不舒服时，又嫌中药苦，也常来光顾天主堂的西医门诊，因此，西医也深受马鸿逵及其家人喜好。
过去银川的妇女流行着裹脚的封建习俗，俗称“三寸金莲”。
而天主堂的修女各个都有一双匀称的脚，当她们看到旧银川的妇女们裹着脚领着孩子前来就医，走路颤颤巍巍，一双小脚好像支撑不了身体，修女们百思不得其解，中国妇女为何要裹脚。
于是，她们就向裹脚妇女们介绍西方妇女大脚的优点，劝解妇女们不要裹小脚。在修女们的影响下，旧银川的一些思想开放的妇女不再裹脚，也不再给下一代女孩裹小脚了，在旧银川一时形成了“放脚”文明之风。
在旧银川城行医时，修女们发扬博爱众人的精神，对待病人热情耐心，对待贫困患者免费治疗，看病者排队等候。
由于门诊过于拥挤，1944年，中国籍修女又在天主堂后院内开设了第二门诊部，虽然医疗设备没有外国修女的先进，但医治技术较好，对患者热情周到，吸引了不少患者前来治病。
1946年，擅长妇产科的德国医师胡爱理大夫带着两位加拿大医生来到银川，在天主堂又开设了一家门诊，修女们跟他们学习新的科学接生技术，使很多难产妇女减少痛苦，救活了许多妇女和新生婴儿。
1948年，马鸿逵怀疑胡爱理大夫有共产党嫌疑，便下令将其驱逐出宁夏境内。
1949年，银川解放后，外国神父、修女被当成帝国主义分子遣送回国，天主堂由中国神父接管，第一门诊部也由中国修女接管。
1949年，天主堂又在鼓楼附近租了6间民房，将天主堂院内的门诊部迁到鼓楼，办起了“鼓楼西药门诊”，医生和护士及实习生多为中国人。
1950年，天主堂出资4000元将鼓楼门诊与其他私人门诊合股联营，成立了城区第三门诊部，旧银川天主堂西药门诊部遂告停业。
出生于天主教信徒之家，懂拉丁语、法语、英语三国语言的老人刘静山主教回忆说，解放后，由于极“左”阴霾，天主堂被当成反动组织。
“文化大革命”期间，神父被发配到潮湖农场（今西大滩），修女被下放到农村，他当时也被发配到了潮湖农场劳改队，在那里待了19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主堂恢复宗教活动，刘静山老人也恢复了主教身份，成为银川天主教堂大主教。
文章作者唐志军先生系宁夏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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