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 借小说家言，以改良群治

『 三峡青年（ctgutw）第640期推送 』

本期编辑 | 新媒体运营中心记者 高瑾瑜

图文来源 |《三峡青年》报社记者 姚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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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2年的11月27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一件在中国历史上拥有重要意义的事发生了——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中国第一份以“小说”命名的文学期刊《新小说》。

《新小说》不设栏目，内容以刊载小说为主，兼及文艺理论、剧本、诗与歌谣等，先后登载著译小说26种，戏曲10种，歌谣25题，文艺论文4篇，《小说丛话》14次，人物、风景画55幅，“杂记”、“杂录”若干。

“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清朝末年，天灾与人祸、内忧与外患、国难与战乱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命运，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时刻关注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努力寻找拯救中国的良策，摆脱民族危机、求得国家的生存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

梁启超因维新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继续寻找有效启蒙民众的方法。在考察日本各方面的情况后，他发现政治小说在日本明治维新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结合清末小说的繁荣局面，在比较了各种文学体裁的特点、社会影响后，他认为小说因本身的通俗性、娱乐性，拥有最大的读者群，社会影响也最广泛，因而是担当开启民智任务的理想工具。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中说，“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因此，“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正是基于此种理念，梁启超创办了《新小说》，以该杂志为阵地，进行开民智、启民德、激民气活动，希望达到救亡和启蒙的目的。在《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再次阐明小说的重要性。文章指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足以支配人的心理，可以改变一代的社会。“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小说“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而一二部好的小说，其对于社会人心影响，远胜于千百部“大圣鸿哲”的书。 

从“小道”变为“大道”

《新小说》在近代期刊史上有首创之功和示范作用，可视为近代中国粗具规模的新型小说刊物的发端，对于清末“救亡”、“启蒙”、“新民”的贡献至大；它促成中国传统小说从“小道”变为“大道”，由“附庸”变为“主导”，对清末小说走向现代化起着关键作用。之后的1902—1911年间，受《新小说》的影响而创办的小说杂志不计其数，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就谈到：当时的小说杂志都是模仿《新小说》的。如《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中外小说林》等，刊物的主编者身份、背景虽各有不同，但是其办刊宗旨却与《新小说》十分相近，都是利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来批评社会，启蒙大众，培养新道德，改良群治。

《新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开始，象征了一个文艺杂志时代的来临，在中国近代通俗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梁启超先生像)

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小说进入现代小说阶段。2003年网络小说的涌现，颠覆了传统的书写和传播模式。随着网络普及，网络作家成为小说创作的主要生产军。在网络上阅读量大的小说，会被印成纸质版发行出售，有的甚至还会被翻拍为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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