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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弗兰克:美国影像艺术家

NFCine 非虚构NFCine 2022-07-11
9月9日,美国20世纪著名摄影师罗伯特·弗兰克去世。作为一位影像艺术家,弗兰克还以导演身份拍过十三部风格独特的影像作品,还包括几部20世纪中后期美国重要诗人与乐队的纪录片。他的电影多将纪录与虚构融合在一起,弥漫着垮掉一派的颓丧气息,兼具有档案与艺术价值。我们在此编译CC官网影评人David Hudson所写的一篇纪念性文章,着重介绍他的影像作品。


2015年的弗兰克 ©Katy Grannan


9月9日,20世纪美国重要的摄影师、电影导演罗伯特·弗兰克以94岁高龄去世。《纽约时报杂志》曾在2015年7月5日将弗兰克作为封面人物做了专题介绍。在那一期杂志中,弗兰克与尼古拉斯·达维多夫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讨论,他试图告诉后者:美国究竟有何魔力,使得他在1947年从欧洲移民过来?弗兰克是这么的:“在巴黎,你在地铁上看到非洲人,他们就是非洲人。但在美国,他们是美国人。没有什么地方像这里一样。这种五湖四海之人皆被邀请并扎根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共同参与一个永不停歇的盛大实验的感受,也出现在弗兰克居住在纽约第一年时给远在瑞士的家人的一封信中:“每一个人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没人在乎明天做什么。无论你待在这里八天,还是八年时间,你都被当成一个美国人看待!只有一件事情你并不想做:批评这个国家。”

然而,当1959年弗兰克的标志性摄影集《美国人》发行之时,他感觉像是被从背后重重打了一拳。人们把他的这个作品,看成是对这个收养了他的国家的批评。在摄影界,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堪称传奇。该书的法语版于次年发行,其中还包括了西蒙·波伏娃、威廉·福克纳与理查德·赖特等人的所写的短评。在此之前,弗兰克曾以新闻摄影师和电影剧照摄影师的身份奔波于欧洲与美国,其照片刊登于《生活》、《时尚芭莎》、《时尚》、 《财富》等杂志。而且更重要的是,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50年代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里举办的两个重要影展展——1950年的“51位美国摄影师”和1955年的“男性之家”——都将他的作品收录在内。也正是在1955年,弗兰克拿到了古根海姆奖的资助,使他可以在未来两年内穿梭于这个国家做公路旅行。

1956年的弗兰克, 冲洗《美国人》胶片。©Wayne Miller/Magnum Photos

弗兰克一个接一个州地游荡着,他拍摄了约27000张黑白照片,共消耗了767卷胶卷,其中83幅收录在了《美国人》中。霍伯曼在2009年的《村声》杂志上写道,这本影集“揭示了美国人自由观念下内在的孤独……弗兰克的照片展现了空空荡荡的双车道柏油路、破败不堪的公交停靠站、荒凉的小吃店,以及为焦躁的女服务员、卡车司机与午夜牛郎所栖息的通宵餐馆。《美国人》呈现的是一群异见者所构成的亚文化群体,他们代表着另一个美国——坐在摩托车上的黑人白兰度(Brandos)们、开着摄影师福特车的印第安人行者,聚集在一台巨大投币式点唱机周围的纽约青少年”。弗兰克告诉达维多夫,他“拍摄的是那群看不见的人,那群未能进入主流视线的人。我的母亲曾问过我,‘你为什么总是拍那些穷人?’确实如此,但是我同情那些苦苦挣扎的人们。而且我对那些制定规则的人并不信任。

菲利普·盖福特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最初人们觉得照片扭曲、肮脏、苦涩。大众摄影杂志抱怨它们‘毫无意义,充满污点,不合常理,曝光不足,歪歪斜斜,而且邋里邋遢。’”报道传得很远,以至于很多人指控弗兰克不爱美国。然而二十年之后,吉恩·桑顿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写道,“这本书与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论美国的民主》、亨利·詹姆斯的《美国掠影》一道,共同构成关于‘什么是美国?‘’这个问题的的最为准确的描述。

Parade – Hoboken, 1955, From The Americans.

在2004年泰特现代美术馆官方杂志Tate Etc.上,摄影师玛丽·艾伦·马克对弗兰克及其作品进行了反思思考,将他称为“一位叙事摄影师。看他的照片,仿佛观看一场电影中的场景。你可以想象景框内外发生的事情。在《美国人》于美国发行之际,弗兰克事实上已经开始拍他的第一部电影了。在该书的法语版里,由于考虑到大多数法国人对他还比较陌生,因此弗兰克邀请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来写一篇介绍性小文。后者确实做到了:“罗伯特·弗兰克,瑞士人,不事张扬,亲切友好,单手举起了小小的摄像机,咔嚓。他将一首关于美国的悲伤诗篇吸入电影中,与这个世上悲伤的诗歌一道。

弗兰克与画家兼电影人阿尔弗雷德·莱斯利(Alfred Leslie)共事,从后者的戏剧《垮掉的一代》(该剧本大约写于1957年,被剧院所拒绝,直到2005年才被重新发现)中改编了一些场景,拍出了《拔出雏菊》(Pull My Daisy,1959)电影中,艺术家拉里·里弗斯(Larry Rivers)与上演银幕处女秀的德菲因·塞里格(Delphine Seyrig)扮演的一对夫妇,他们邀请一位主教、他妹妹和他母亲(画家爱丽丝·尼尔饰演)一起吃晚饭,这场宴会随后被垮掉派诗人格雷戈里·柯索(Gregory Corso)、 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与彼得·奥洛夫斯基(Peter Orlovsky)搞得一团糟。

《拔出雏菊》剧照

在《村声》“电影日记”)专栏里,已经过世的乔纳斯·梅卡斯(Jonas Mekas)论述道,《拔出雏菊》“显然为我们已经被凝固的官僚系统与老气横秋的艺术指明了新的方向,提供了新的方法。次年,弗兰克和梅卡斯、彼得·博格丹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等电影人一道,创办了“美国新电影集团”(New American Cinema Group)。梅卡斯的《失,失,失》(Lost, Lost, Lost,1976)中的一些镜头来自于弗兰克拍摄的《耶稣之罪行》(The Sin of Jesus,1960。这部电影改编自伊萨克·巴贝尔的小说。)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弗兰克开始与山姆·夏普德(Sam Shepard)一起创作了《我和我的兄弟》(Me and My Brother,1968)。这部电影以纪录片形式开场,拍摄彼得·奥尔洛夫斯基与他的伙伴艾伦·金斯堡以及他与精神疾病抗争的兄弟朱利叶斯(Julius)一起出去旅行。随后,弗兰克植入了搬演形式:他让演员们代替了主角们。例如,克里斯托弗·沃肯扮演了弗兰克本人,这是他的大银幕首秀。“弗兰克在90年代末期对《我和我的兄弟》做了重新剪辑。这部电影是他所有作品里最有分量的一部。”霍伯曼在2008年的《村声》杂志如此评论道,“但是,在我看来,《佛蒙特的对话》(Conversations in Vermont,1969)标志着他进入了作为电影导演的全盛期,电影讲述了他与他进入青春期子女的矛盾与冲突。

《我和我的兄弟》剧照

1950年,弗兰克与玛丽·洛克斯佩舍(Mary Lockspeiser)结婚,后者后来以玛丽·弗兰克(Mary Frank)的名字为艺术圈所熟知。他们生了两个小孩,名为安德里亚(Andrea)和巴勃罗(Pablo),在《佛蒙特的对话》中,两个小孩子与弗兰克开诚布公,谈论着被忽视是什么感觉,谈论着如何能够自力更生。这部电影如今再看令人伤感,因为弗兰克活得比他们都长。安德里亚于1974年死于一场空难,当时她年仅20岁。20年后,巴勃罗自杀身亡。在弗兰克为2016年《村声》所拍的一件作品中,梅丽莎·安德森观察到这件作品“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转向了对向内部世界的兴趣,这是与其天赋密切相连的。他完全裸露自我,不带一丝感伤、虚荣、残忍,也不带自我与国家的不协调。

弗兰克和他儿子巴勃罗©Eugene Richards

1969年,弗兰克拍了《救生筏之地》(Life-Raft Earth,1969),讲的是由威维·格雷(Wavy Gravy)与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组织的“绝食”活动。随后他还拍了《我:一部音乐剧》(About Me: A Musical,1971),“电影结构古怪:从传统形式的音乐纪录片,突变为惊人而又狂热的自我展示剧”,霍伯曼在2008年这么评论道。两部电影都“专注于60年代嬉皮士们放荡不羁的生活。”此刻,他与其新妻——雕塑家朱恩·丽芙(June Leaf)的生活也是被一分为二的,奔走于纽约与新斯科舍(Nova Scotia)一个安静的社区之间。然后,时间来到了1972年,弗兰克拍摄了他最有名的一部电影。


滚石乐队在悲惨的1969年加州阿尔塔蒙特高速公路演唱会之后,已经好几年没有在美国巡演。原因是在那场免费的演出中,一位18岁青年被“地狱天使”(Hells Angels)刺伤并殴打致死。但是乐队需要宣发他们的新专辑《流亡大街》(Exile on Main St.),这是一张个性鲜明的双碟专辑,几乎尝遍了那些年来影响过他们的每一种音乐风格。他们让弗兰克来设计专辑封面,而且还要他来做唱片的包装、内封等等。滚石乐队同意让他在他们回美国时跟拍他们,结果就是这部《杂种布鲁斯》(Cocksucker Blues,1972)。

《杂种布鲁斯》剧照


排练与演出只是这部电影的点缀,电影大部分场景,都由人人皆能想象得到的这只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最大牌乐队各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所组成性、毒品、作品。《纽约客》杂志的理查德· 布罗迪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杂种布鲁斯》提出了一个俄耳甫斯式的问题:即一位艺术家到底能走多远?”这部电影是如此之直言不讳,以至于据说米克·贾格尔很担心如果公众看到它的话,滚石乐队将不再被允许进入美国。长话短说,当局宣布这部电影一年可以放映五次,而且每次放映时弗兰克还必须到现场。《纽约时报》的A. O. 斯科特将《杂种布鲁斯》称其为“骇人地美丽,令人难忘,其所处时代的最奇怪和最野蛮的人工制品。”

1988年,弗兰克和小说家鲁迪·武利策(Rudy Wurlitzer)共同指导了一部摇滚电影《糖果山》(Candy Mountain,1988),演员阵容包括汤姆·威兹(Tom Waits)、布鲁·欧吉尔(Bulle Ogier)、劳里·梅特卡夫(Laurie Metcalf)、乔·斯特拉莫(Joe Strummer)、阿尔托·林赛(Arto Lindsay)与利昂·瑞博(Leon Redbone)等人。这部电影比较“另类”,是他商业上最成功的一部,尽管也有限。

《糖果山》中的Tom Waits

两年后,他拍了《这是真的!》(C’est Vrai!),片长一小时,用真实时间纪录了曼哈顿街区的一次游荡。“在弗兰克明显的随意闲逛中,有多少是精确计算过的?在他貌似偶然的遭遇中,有多少是表演或周密计算过的?在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场景中,有多少是他即兴表演的?乔纳森·罗森鲍姆(Jonathan Rosenbaum)在2003年提出这些问题。“变化多端、繁复无常的随机与有计划的控制混杂在一起,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将其泾渭分明区分开来。简言之,电影究竟有多少是弗兰克所在社群的一挥而就的即兴拍摄,有多少是他精心设计的穿行于城市多个街区的棋类游戏,这个问题最后会变成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

2016年,在《纽约时报杂志》专题文章发表一年之后, 尼古拉斯·达维多夫为《纽约客杂志》写了一篇新文章。写作契机在于布鲁克林音乐学院要做一个关于弗兰克的回顾展,而且一部新纪录片彼时正在放映——劳拉·伊斯雷尔(Laura Israel)的《弗兰克别眨眼》(Don’t Blink - Robert Frank,2015)。伊斯雷尔此前一直是古斯·范·桑特(Gus Van Sant)、约翰·劳瑞(John Lurie)与劳丽·西蒙斯(Laurie Simmons)等人的剪辑师,而且她为卢·里德(Lou Reed)、大卫·伯恩(David Byrne)、基思·理查兹(Keith Richards)以艺术家做过音乐录影带。在弗兰克号召下,她还帮新秩序乐队(New Order)做过音乐录影带。她越来越轻车熟路,不仅变成了弗兰克的剪辑师,而且也是他的档案管理者。她花了十年时间哄劝弗兰克,得到了制作《弗兰克别眨眼》所需要的素材。

自拍照:“New York City, 7 Bleecker Street,” ©Pace/MacGill Gallery, New York

在《纽约客》的这篇文章中,达维多夫向伊斯雷尔坦白,他很难将弗兰克的电影构建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因此,他们决定一起看一下他所有这十三部怪片。这个项目花了几天时间才完成。最后,一个关于罗伯特·弗兰克的宏大理论开始在达维多夫大脑中成形。“和《美国人》一样”,他写道,“他想要呈现人类感觉与知觉的复杂,只不过与前者相比,他所身处环境变得越来越私密。他离开了瑞士;他失去了他的儿女;他认识了许多伟大的艺术家,许多惹是生非的男男女女,经常与局外人生活在一起;而且看上去,五十年来,他都是透过一个取景器来观看这个世界,试图理解他对这种失去的千变万化的态度。

《弗兰克别眨眼》预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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