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不见使人愁——帝国的斜阳与转机

原载格隆公众号

▌一、

很高兴有机会在河北首府和医药界交流经济与国是。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危急关头，为民请愿、为国赴死者比比皆是，在此交流经济与国是，再合适不过。而且在座的数百位全是战斗在经济一线、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企业家，即使配不上社会精英这个称呼，至少也绝不会是品着《强国论坛》、《战狼》、《带鱼》来和现代世界对话的人群，所以，无论我在闲聊什么，我相信都能引起反思。

我不想单纯聊怎么做：该去A股上市，还是港股上市？该买房子，还是炒股票？这些都是无伤大雅的战术问题。我一向都以为，战术问题不是问题，错了也死不了人。但战略错了，则极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于个人如是，于公司如是，于国家亦如是。

那么，什么是今天的战略问题？

在我看来，不是个人的资产配置方向，不是你公司的盈利模式，是我们整个群体的道路与方向。简而言之，国家在哪里，以及会去往哪里？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资源被高度集中、板结、固化的环境里，于任何个体而言，在家国、时代潮流的裹挟之下，个体能动的空间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如何看待今日的经济道路与环境？下面这几个词，大家举手表个态：兴奋、迷惘、惶恐、绝望。

嗯，绝大多数人选的是迷惘。这说明两个问题：

1、你们这个群体在独立思考，没有醉生梦死，自欺欺人；

2、你们也没有方向；

我自己的态度很简单，两个字：焦虑——我隐约听到了大厦重压摇摆下橼木的破裂声，眼中看到的，却是四处的歌舞升平。

全球第三的市场研究集团益普索(Ipsos)在今年7月做了一次民众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满意度的大样本调查，其中最不认可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是墨西哥与南非，美国有超过一半的人对自己国家的方向持否定态度。

最认可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是谁？中国。高达87%的民众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这个数字，给我的已不只是焦虑，更有惶恐。方向有偏差，无伤大雅。每个人都会走岔路，何况一个庞大的国家。我焦虑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发现错误的机制，以及纠错的能力？

格隆一介书生，焦虑固然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担心群体空间小了，自然而然对个体腾挪空间的挤压：国家走一段很小的弯路，于你，却极可能是一生。

回顾中国过往69年的经济改革史，土改、公私合营、人民公社、计划生育、包产到户、国企分流……基本是一场又一场没有尽头的试验，一次又一次的试错，多数经济改革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赌注巨大。有过70年代经济接近崩溃的不堪记忆，也有1979-2009这30年的经济奇迹，这其中又演绎和遮蔽了多少代普通个体的悲欢离合？！

但，正如巨着《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说的：身处瞬息万变的21世纪，我们还能有多少试错的机会？

我不知道上述调查中87%人群的乐观来自何处。我们太多人的思维被惯性锚定在了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中，都想当然以为未来也一定如此，极少有人想过，3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里有多么短暂，短暂到根本不足以呈作一个有任何参照意义的样本。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种短期的辉煌案例比比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西班牙在1649至1500年间的崛起和扩张，绝不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迅速崛起和扩张逊色。而英国在1600至1780年间从欧洲的边陲崛起，并作为近现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国屹立不倒长达三个世纪，就更是让人生畏。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崛起固然可以大书特书，但即便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也都曾有过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骄人业绩。

但是，这些曾经有过迅速崛起辉煌历程的国家，多数最后都沉沦了，最后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真正成为了全面的现代化国家。

前期我给中欧的同学讲课，用的题目是《究竟什么样的远方，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其中专门讲述过历朝历代的"垃圾时间"问题。我们换个角度，如果把过去2000年视为整个中华帝国，汉唐视为整个中华帝国万邦来朝的盛世，则帝国斜阳是何时开始的？

毫无疑问，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是整个帝国斜阳的开始。这轮斜阳一直挂了1200年之久，直到1978年，中国GDP滑落到仅仅只占全球的1.8%，才勉强触底：

但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歌舞依旧升平，有几个人真正意识到了大厦将倾？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无疑算一个。我们今日重读杜牧，看得见的是人声鼎沸的风流，看不见的却是一个清醒者眼见大船将覆却救国无门的心灰意懒与落魄！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杜牧《登乐游原》），曾经盛大煊赫的西汉王朝，如今只剩下荒陵残冢，杜牧眼中所见、心中所叹，和比他小九岁的李商隐所见所叹竟是如此一致："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晚唐的日落也注定是无可挽回的必然，曾经的繁华和盛世之音，已无法听见，只有无端而起的秋风，将所有崇高之理想、远大之抱负吹得格外冰凉。自幼熟读史书的杜牧，必定是在历史的余音里听到了大厦崩塌之前的破裂声，在内忧外患的动荡衰败之中，只能一个人载酒而行，将一腔悲愤交于酒肆，将报国之身交于青楼。于是，美酒，佳人，顺理成章地成了疗伤祛痛的良药。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二、

回到当下，我们从各位的切身感受聊起。

刚才演讲之前，一个做原料药的公司总裁告诉我，他辛辛苦苦做了十几年医药行业，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战战兢兢：上面一顿饭一个想法，谁受得了？我看你们投资圈总拿赌场说事，其实赌场是最讲究规矩的地方。

我害怕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早晨——这是他的原话。

他说他算幸运的，公司好歹还开着，他的很多同行，只要不是国企，多半早就关门了，而他自己也随时做好了环保组下次到来后关门的准备。

我问他，关门后去哪？他很茫然，说可能把腾出来的钱去买房产，也可能把公司迁去江苏常州——那里没有国企民企之分，也没有那么多限制。

于此对应的是，刚才有邯郸来的钢铁厂老总，和我交流时满面春风——他很兴奋地把这轮行政去产能引致的反复，当做了"新周期"，"新趋势"。

我们回到刚才那位原料药厂老总的困惑：路，能不能让我自己来走？我走错了，我自己负责。你带我走，走岔了，走歪了，我找谁去？

这是中国经济这么多年一直的结：大方向、大框架是政府划好的。企业所能做的，只是微调。

过去三年中，政府在经济层面做了两件事：

1、一是通过供给侧改革，将企业利润在上中下游企业之间调配；

2、二是通过地产去库存，将债务杠杆在居民部门和非居民部门之间调配。

前者化解了煤钢过剩的死局，排掉了十几万亿信贷和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地雷；后者将天量的三四线地产堰塞湖灌给了欢天喜地的扛鼎老乡，拯救了银行和地产商。这是两项教科书级别的操作，如果不考虑"远虑"，其意义并不亚于一场中型对外战争的胜利。

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集权模式造就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资源调配能力，这种能力，从建国初期的土改、公私合营、人民公社、计划生育，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工农业剪刀差，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再到央地财税分流，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69年，就是一个巨大的试验场，每项试验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犯过拍脑袋式的错误，也取得过令人侧目的成绩。

在这种政府定调并举全国之力调配资源的大环境里，微观企业能做的事情确实不多，某些时间段甚至会南辕北辙。就如同这轮上游周期行业的行政"复辟"，本来的埋单者变成得益者，本来的得益者变成埋单者，这实际打造了一种经济效率与财富创造的逆向淘汰机制，未来整个社会大概率会为此买单。

最明显的例子是煤炭行业，40亿吨的需要，你盲目上杠杆干到57亿吨产能，。现在妄为者不仅不会付出代价，为了维持煤炭价格与行业利润，很多港口基本限制了进口煤的装卸，整个社会一年为此还要多付出数千亿的成本。

如果这种行政垄断能有效，1978年，我们的经济何至于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至少，现在普遍忧虑的一些经济"死结"，诸如上游产能过剩、产业工人下岗、银行巨额坏账等，都暂时得到了化解。这些手段积累的众多副作用，未来再用新的"创新"来裱糊。在掌握资源的地方政府眼里，锦衣卫的绣春官刀，远比东林党的道德文章更令人上瘾。

这种任性的资源集中、调配，至少在1979年以后的30年看起来是成功的：我们创造了年均9.8%的GDP增长奇迹，在全球以及金砖国家里都算出色：

87%的人的自信，当来自于此。

剩余部分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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