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地心引力》、《星际穿越》相比，《火星救援》赢在...
正式上映前大概半个月，读了《火星救援》的小说，台湾译者翁雅如将书名译为《火星任务》。小说一口气读完后，惊讶自己是怎么扛过大篇幅科学方法论与学术名词，这在我并不丰富的科幻小说阅读经验中，从未有过。啃过如此硬实的一本科幻，作为文科生觉得很自豪。
对于改编自小说的电影，我一向的习惯是，尽量在看片前把小说看了。因为我不喜欢看小说的时候，脑中浮现着一个个具体的角色形象，那会大大减少阅读的乐趣。这个习惯保持了很多年，得出的经验是：永远不要去真的对比原著和电影孰好孰坏，小说叙事和电影叙事之前不在一个层面上，况且，多数情况下，中间还隔着剧本。
另外几个文科生朋友，直接看了电影，大为惊叹之后，一致认为，这部影片的牛逼之处，在于它能让科学常识薄弱的观众不明觉厉。这种感觉大概就像我读小说时一样，密集丛生的技术性描述，并不会成为阅读障碍。
小说作者安迪·威尔是典型科技宅男，而小说《火星救援》也是从线上火起来的网络小说。感谢互联网知识共享和搜索引擎，让并非职业科学家的宅男得以完成这次创作。
这是乐观主义科技观念的胜利，只要有兴趣，你可以无限贴近科技前沿。互联网让世界扁平，知识金字塔坡度每天在下降。这也是为什么硬科幻能收获更多读者的原因。用一个悖论的说法，我认为《火星救援》可算作一部现实主义的科幻小说，它讲述的未来，我们几乎已经身处其中。
故事原型层面上，《火星》并没有什么创意，甚至没有角色间的冲突，唯一推动力是主角面临的危机，极其现实。如安迪在访谈中所讲，整个故事如果解答一道漫长的数学题。书中以丰富地科学论证和细节描述马克所面临的生存难题，粮食，氧气，能源，躲避自然灾害。看过影片的人都知道，NASA为营救马克，在地球搭建了各种模型，同步进行测试，为马克提供技术解决方案。这一点在安迪写书的时候也发生了，他编写程序模拟故事中的问题，以真实的细节完成创作。
如此精确的描述似乎是科技死宅特供，但却广受大众追捧。其实原因很简单，鲁滨逊式的困境是普遍的人性困境，安迪的小说给这一显而易见的生存问题做加法，火星环境，逼近现实的科学知识。细节丰满，必定带来真实感受。从这点来讲，注重人文反思的软科幻反而需要更高的理解门槛。
另一方面，人性中乐观情绪的胜利。其实，对于科技，我一向是个悲观主义者，直到前年读了凯文凯利的《失控》，才稍微扭转了态度。《火星救援》我读的很开心，全因为马克的主动求生和乐观自嘲。小说大部分篇幅以马克的火星日志第一人称讲述，整条线在“我可能真的要死了”与“或许我能得救”之前起伏，惊心动魄之间，穿插逗逼吐槽。因此，即使你明明知道，他最终得救，也不影响对下一次情节转折的期待。其实，在读到结尾几页时，我有忍不住放慢速度，坐在马桶上琢磨，或许他并没有得救呢？
斯科特在访谈中说自己没看过原著小说。惊呆。不过想来也是，他没有必要去钻研原著，即使钻研了，他也搞不明白那些科学理论。电影是电影，小说是小说，导演需要对剧本负责，依靠镜头表现和场景剪辑将故事尽量完美的呈现。这一点斯科特无疑做的很棒，《火星》电影的表现是完美的。当然，这一点少不了NASA的专业支持。
说到剧本，就说到电影对小说的减法。德鲁·高达（《林中小屋》、《僵尸世界大战》编剧）的《火星》剧本是好莱坞故事范本，也是每个国内编剧的榜样。首先，是对电影节奏的控制，这一点减法尤为关键。小说中，马克在生死之间的起伏是频繁波动的曲线，在最终营救高潮戏之前，有很多小危机波动，就像复杂数学题里解答步骤，或是产品试验中的试错。电影中对这些小危机做了取舍，将生存难题集中在粮食，水、能源和通讯上，且并未让马克对着镜头过度阐述其中的理论。
小说故事中，马克与NASA取得联系后，不慎将通讯设备短路，与NASA再次失联，而驾驶探测车前往发射器的途中，遇到了大范围沙尘暴。这是小说中的一个次高潮环节，马克需要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有限设备多次测试，以避开沙尘暴。在抵达目的地之前，马克又遭遇了探测车车祸，几乎丧命。这几段在电影中彻底删节，或不交代细节，故事推进节奏快了许多。
《火星》故事中有四重叙事空间，马克在火星求生，喷气推进实验室寻找营救方案，NASA以及赫尔墨斯号。马克在火星的部分占有了原著大量的篇幅，你随便翻开一页，读到的基本是逗逼理科生叨逼叨的火星日志。这一部分删减后，另外三条线在营救故事中的分量变得更重。因此，电影的整体感觉是火星鲁滨逊与各方营救者有节奏地呼应，叙事空间切换相对频繁，就像斯科特所说的：“一旦我觉得什么地方节奏不对，大可以删掉，然而最终的节奏一点也不拖沓。”
这样处理也有一点缺陷。没有了小说中大量火星日志表现出的生活细节，仅保留的一些逗逼吐槽，并未能充分展现马克的逗逼，而生死危机交替中马克心境的起伏是他乐观精神与求生意志的最佳体现。但如果不是原著党，电影表现也并无大碍，多亏了马达有一张看见就想笑的脸和Disco配乐。
想特别提到的是中国部分。好莱坞拍电影为获取中国市场加入中国元素，这种事情当然有。但在《火星》上，只是营销方面抓住这个点来迎合一些媒体和观众的自大心理罢了。电影其实并为跪舔天朝，中国参与营救本是安迪故事中起到情节高潮的重要环节。
“人类不就是要合作的吗？和别人相比，我对人性是比较有信心的，我的书里也有着一股乐观的氛围，我认为人是能办成事的，人性是希望合作的。”这是安迪对这个情节的解释。真是令人喜欢的乐观。但中国部分，电影的表现差强人意，看看中国航天局的长相，就知道对中国的理解依旧停留在漫画式的想象阶段。
如果你仔细看了电影结尾部分，会发现下一次战神火星任务中，有一名中国宇航员。对此，中国航天界某嘉宾表示，这是美国对与中国合作的期待。这位嘉宾真该读下小说。小说中，火星任务必须带上一个中国宇航员，是中国航天局对提供发射器营救马克提出的交换条件。只能说，虽然怪怪的，合作还是有可能的。
最近几年，讨论到国产新片，常常和朋友提到：导演想说的太多了，最后不知道要干啥。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通病，急于表达，满腔的寓意和情绪要表达。电影不能承受之重。若叙事本身并未很好地解决，夹带越多，作品越含混不清。《火星》电影之所以够硬，是将专注点放在了场景、逻辑和表现的细节上，做足减法把故事讲圆满，并不指望在其中夹带过多的意义。
若说有哪些地方是可能引人遐想的，火星和太空的场景设计已经足够刺激想象力了。若有言外之意，那就是马达说“种下庄稼，就是殖民火星”那句话。或者，完全刻意把电影理解成NASA的广告片，或即将开启的真正火星探险前奏铺垫。待火星任务真正开始的时候，人们一定会说：瞧，这就是《火星救援》里那样的场景。
人类对火星的想象，在电影史上有一条相对完整的脉络可循。最早在1910年，美国拍了火星旅行主题的短片《A Trip to Mars》。1918年，丹麦导演雷斯特·霍尔格-马森拍摄了第一部火星科幻片《火星之旅》。再往后的几十部火星题材电影，科幻想象力迸发，但终究是幻想居多，无非集中在几类冲突中：殖民，战争，入侵，和对火星生命的意淫。1989年有一部美国科幻片，叫《火星来的性欲机器 Over SexedRugsuckers From Mars》，可谓是意淫的无厘头顶峰。电影描写了一个火星生命来到地球，变身吸尘器，与地球的男人女人做爱，生下各种怪胎。到2000年以后的《火星任务》和《红色星球》，科学成分逐渐加重，但仍未摆脱对火星生命的幻想和危机意识。《火星救援》的出现，是“科学”至于“幻想”的胜出。
这并不奇怪。对未知领域的想象，首先会带来恐惧感，恐惧又引发更多的想象，针对恐惧又必然引发喜剧的解构。当科学愈加进步，想象就愈加精确真实，从软到硬，火星科幻电影已经无限贴近现实。《火星救援》在传统鲁滨逊故事原型中，填充了现实主义式的叙述，恐惧和不安的反思自然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太空世界的乐观想象。我们已然身处幻想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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