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与汉斯·哈克 | “内行的文艺资助人”
译者：桂裕芳
本文选自《自由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布尔迪厄：你谈到另一个现象，文艺资助人的现象，在法国，由于历史原因，从前没有文艺资助的传统，因为人们与企业的关系处于高度监视之下。然而，在各种不同的影响下，情况发生了逆转，而这些影响首先包括社会党政府的态度：政府不但使企业与利润恢复声誉，而且直截了当地鼓励研究人员和艺术家去争取私人资助。
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谈谈我自己的经历，20多年以前，我想写一本关于摄影的书，便接受了柯达公司的资助，主要不是为了钱（钱少得可怜），而是为了资料，特別是统计数字，因为只有柯达公司才掌握这些。我这个创举引起了许多非难。我回答他们说：“你们等着看我的书吧，要是它挂着柯达公司的牌子，你们可以大叫大嚷。”当年激昂慷慨的那些人，今天面对文艺资助却毫无抵御能力，据说，没有接触过微生物的机体缺乏免疫力……
文艺资助已成时髦，有些公共关系公司专门为企业寻找最佳的象征投资场所，并且帮助企业与艺术界或科学界建立联系。
在这种现象面前，人们缺乏意识或者说几乎缺乏意识，陷入一种缺乏集体思考的纷乱之中。国家订货（我们称作招标）也是同样情况，研究者们没有集体策略，因此常常被迫接受股东们所规定的研究目的、问题与方法。我们的处境很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他们必须斗争才能争取到选择主题，至少选择“风格”的自由。你敏锐地看出新经济秩序对全体“创造者”知识分子的自主权是多么大的威胁，也许是因为你作为艺术家更早更多地受到这些威胁，也许是因为你从行动中逐渐学会了自卫措施，以对付企业征服或诱惑艺术家的种种日益巧妙的策略。的确，令人不安的是，文艺与科学资助会逐渐使艺术家和学者在物质上与精神上依附于经济力量与市场制约。至少国家机构恐怕会振振有词地以企业资助为借口而逃避职责、取消政府津贴，这样做的结果妙不可言：既然企业可以减免税收，那么出钱资助艺术与科学的人就是公民了。何况这个办法还能在公民身上产生象征效应：他们认为企业资助是慷慨无私的行为。这可是一个邪恶歹毒的办法，我们自己花钱欺骗自已……
还应该对物质象征交换的效果进行分析。这种交换在企业与某些类别的脑力生产者之间日益频繁，途径是种种酬金丰厚的“参与”、“鉴定”、“讲座”，以及诸如委员会、协会、基金会等正式与非正式的接触。例如，至少在法国，企业居然使一大批记者，特别是电视记者，依附于企业，向他们支付行话称作的“帮佣费”，也就是说，高价聘请他们参加主持辩论会和信息交流班。媒体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参加了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举办的讲座这种类似娱乐性活动，一个晚上就能挣到个月的工资。这种做法的效果肯定十分隐秘，无法衡量，但多半不会增加人们的独立性，对经济权力的独立性，或者更广泛地对金钱与利润的价值的独立性，而文艺界正是为了反对这些价值而存在的。
汉斯·哈克：我看应该将传统意义上的文艺资助与假冒这个名义的公共关系手腕加以区别。今天的企业在文艺资助的幌子下给自己戴上利他主义的花环。美国英语中的“出资”一词更好地说明这实际上是财产交换，是出资人的金融财产与受惠人的象征财产之间的交换。大多数企业家在与圈内人交谈时是直言不讳的，例如卡蒂埃公司董事长阿兰-多米尼克·佩兰就明明白白地说，他卡蒂埃公司之所以出钱，决不是因为热爱艺术。
布尔迪厄：他直言不讳地说：“为了诱惑公共舆论？”
汉斯·哈克：是的，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文艺资助不仅是巨大的交际手段，远远不止于此，它是诱惑舆论的手段。”纳税人出钱，而企业通过“赠款”免税的办法回收这些钱，因此，我们掏钱为企业作宣传，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而这些诱惑费不仅仅促进了产品的销售，例如卡蒂埃公司的手表和珠宝，对赞助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创造一种政治气氛，以便企业在纳税劳动、卫生管理、生态限制、产品出口方面得到好处。
布尔迪厄：是的。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它说美国企业为这种做法辩解，称之为支票帐户象征理论，基金会提供赠款，实际上是在积蓄象征资本，然后，它所树立的美好形象（往往以美元计算，在企业的财政结算中归入商誉名下）将为它带来间接利润，为它遮掩某些行为，等等。
汉斯·哈克：用佩兰先生的话说：他们的战略目标是“消除批评”。
布尔迪厄：我们知道在高级时装行业，每年的新款时装表演给时装设计师们免费作了好几百页的广告，文学奖也是一样。总之，必须控制新闻界迫使它为企业作免费宣传。企业在文艺资助上投资，利用新闻界，使它为企业捧场、扬名，等等。经济对文化生产的影响，一般是通过报刊，通过报刊对文化生产者（特别是其中缺乏自主性者）的诱惑，通过报刊对作品的促销作用以及文化产品商（出版商、美术馆馆长等等）来实现的。艺术、文学、科学，这些自主性领域反对商业法则，而今天主要是报刊将这些商业法则强加给这些领域。这种统治从根本上说是致命的，因为它有利于直接听命于商业需求的产品和生产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记者型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