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药物与疾病
药物与疾病
齐格蒙·鲍曼著，鲍磊译，杨渝东校
选自《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漓江出版社，2013年。
“疾病”的观念在所有文化和语言中都为人所知；自古以来，所有语言中都有一个保留至今的在语义上含义相等的词，就像单词“dis-ease”一样，用来指不“舒适”(ease)：心理上或身体上的不适(dis-comfort)、不便(in-convenience)、不健全(in-firmity)、痛苦(dis-tress)。这个词说明那些被指之人的状态不是他原本应该或者通常希望那样的。疾病意味着不舒适者的状态脱离常态(ab-normality)。
然而，在其当代的用法中，“疾病”(disease／illness／sickness)这个词语往往与“身体状况／医疗状况”(medical condition)这一概念交换使用。但是，这一概念只是佯装与第一个概念相对应：它偷偷地引入了一种附加的意义——也是一种重要的意义，它把所有“不舒适”(lack of ease)的问题完全转变成另外一种说法：从一种状况变成一种行动，对行动而言，状况是被假定的或被宣称需要的。事实上，它给予采取的或即将采取的行动以力量去确定要处理的状况：如今，正是曾经的医学工作者走上舞台，被表演的剧目就是一种疾病。
因此，“身体状况”这一概念就预先成为问题，不然它就很可能成为争论或争辩的主题——这个有问题的状况与它是否适合并且能够让医疗介入的条件有关。医疗介入的条件是认为身体已发展成这样的状况(“它是明显的”)，即需要医生来诊或电话中向医生问诊，需要进行医疗检查，需要开药、取药与吃药，以及随之而来的是一套理疗方案。它一再声明，即便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进行，医疗行业与制药行业都应当监控病人的身体与思想。当我们把疾病看成与“身体状况”相符时(因此，隐含地却是极有力地，成为医疗干预行为的一个投射)，生病这一事实就会通过正遇到的情况来界定，适合并要求医学上的干预行动。“生病”如今意味着向医生寻求帮助；同时，医生提供的帮助也决定着疾病的状况……先有蛋再有鸡，还是反过来呢?而且两个事实中哪一个是鸡，哪一个是蛋呢?
正如马西娅·安吉尔(Marcia Angell)在《纽约书评》(2009年1月15日)上评论三篇长篇累牍的新型研究时所言，“近年来，制药公司已完善了一种新的和高度有效的方法来扩张它们的市场。它们没有促进药物对疾病的治疗，而是开始把疾病与它们的药物对号入座”。新的策略是“让美国人相信只有两种类型的人：那些身体出了问题需要药物治疗的人，以及那些尚不知道的人”。
尽管如此，请让我指出，这并不必然是制药公司发明并发展了这种新的策略。更可能的是，制药公司遵循了目前市场实践中的普遍趋势。如今，提供新商品不再遵循现实的需要：需要必须创造出来，因为商品已经上市，因此它遵循的是商业公司追求利润的逻辑，而不是人类寻求满足的需要逻辑。一旦这一观念被纳入我们的思想之中并固定下来，那么这种新的趋势就能够全面展开：对我们自己心目中完美的成就感没有也不可能有限制，同样对那种成就感进一步提升获得的满足感没有也不可能有限制。无论你目前的状况是多么的好，它都能也应当变得更好……
如果对健康(health)状况的想象既有一个最低点，也有一个最高点，而一旦达到最高点就可以松懈下来，那么将其取代，使其沦为当代社会里次要问题的健身(fitness)的品质，就没有限制：为了健身而努力，与传统意义上对健康的关注不同，它永远不会终结，也永远不会允许你松懈下来。无论你身材多么有型(fit)，你永远都可以更有型；你感官上的满足永远能够让你比目前更加满足，获得更多的快感、更多的欢愉。制药公司的独创性归结为：利用权威与对健康关注的说服力量，去追求不断升温的健身与自我肯定——我们这些由消费者所组成的社会里的消费者被敦促、被劝说与被训练去遵循。它已成为我们生活哲学的一部分——或者真正就是我们的常识——通往更健身与更高自我肯定之路必须通过对最新商品进行仔细的研究，而且它必定会在商店之中结束。此外，在成为常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过程中，它就转变成“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接受”以及“所有人都去做”的那些事情的一种，它已被转变成公司追求利润与不断获得更高利润时用之不竭的主要来源。
新研发的药品允诺可以治愈的那种状况严重与否没人关心——这会带来严重后果，真正威胁和危害病患。更重要的是这种状况是如何普遍——以及相应药物的潜在消费者有多少，企业未来的利润有多大。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几乎每天都遭受的折磨(诸如胃灼热、经期前紧张或——确实如此——再寻常不过的自信心缺乏，它重新被界定为害羞)最近已被重新界定为疾病：人们知道它们，但由于太过奇怪又令人费解，因而被贴上听起来不吉利的名称(例如，胃灼热很可能被医生或药剂师称为“反胃病”)，也因此需要医疗的紧急介入。
克里斯托弗·莱内追踪调查了一种人类生活当中广泛存在的生命经验如何在医疗和制药业界获得了惊人的迅速发展：时间有长有短的害羞(真心实意说，我们当中有谁能够说自己从未感到过胆怯、警惕或者没有自信?!)。这种普遍而经常体验到的不悦在现在的医学实践中被冠以一个听起来更为严重的名字，叫做“社交焦虑障碍”。1980年，权威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描述它还“少见”，当时还叫“社交恐惧症”，现在已经不用这名。1994年，它被重新分类为“相当常见”。到1999年，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已投入数百万美元到改善焦虑运动中，以便为自己的药物帕罗西汀(Paxil)创造市场，这种药物保证减轻甚或终结(正像商业广告所报道的)“严重的身体状况”。莱内曾引用帕罗西汀产品主管巴里·布兰德(Barry Brand)这样的话：“每一个销售者的梦想就是能够发现尚未被人发现的市场，并去开发它。这就是我们能够对付社交恐惧症的原因。”
当然，我们在这些情形下付出的代价是，承诺从一种特别的恐惧与焦虑中获得自由，但实际上我们购买的这种药物一般很少会——如果说曾几何时它真的发挥过作用的话——让我们更不恐惧与更少焦虑。一旦我们接受一切日常生活中的考验与磨难所引起的苦痛与不适，那么就会(必定会，当然会)在离得最近的药房买到一种药物，宣称“延年益寿”的药物失败的可能性仍然是它们的消费者无穷失望的来源，也是它们的广告商、经销商与销售商无穷收益的来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甚至被诱骗去为我们的失望提供支持。每一种最新引进用以取代已经名誉扫地的前类药物的药物，往往倾向于被以更高的价格出售(按照阿道斯·赫胥黎反乌托邦著作《美丽新世界》一书中的玩具样式)——这种价格的提高很难通过其补充的药效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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