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军 | 文化研究关键词：诸众
诸众
王彦军 文
选自《文化研究关键词（修订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
“诸众”，是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otonio Negri）于21世纪初期以来介入到全球化、民族—国家主权和民主的关系讨论时提出、阐释并运用的一个重要批评概念，是他们对政治主体问题思考的结果。
诸众并不是哈特和奈格里创造出的新的理论术语，而是他们对旧有概念做了全新的解读和阐释。他们将诸众的谱系源头追溯到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哈特和内格里指出，马基雅维利将政治界定为诸众的运动，诸众是由穷人组成的，而穷人是反抗的力量。霍布斯将诸众视为国家和人民的政治对立，是无任何特定政治性的主体，是威胁国家权力的乌合之众，是反人民和反国家的，由此，霍布斯否定了国家权力中诸众存在的合法性。斯宾诺莎与霍布斯的观点截然相反，他秉持诸众的存在既合理又合法的观点，认为，诸众代表无法化约的复数性，个体作为诸众的形象依然存在，即，诸众拒绝放弃权力化约为同一的政治身份。
显然，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斯宾诺莎都把诸众视为一个阶级概念，将其纳入政治主体的范畴。哈特和奈格里秉承了斯宾诺莎认同的从“一”到“多”的主体发展趋势，强调诸众的多样性与异质性。他们指出，诸众是由无数个政治平等的社会个体组成，不需要一个集体中心来代替所有个体发声。对此，哈特和奈格里援引了霍布斯对“诸众”和“人民”的区分。对于霍布斯而言，人民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是国家的源生基础，被赋予单一的共同意志，是一体的，即，人民是以唯一整体为特征的主体概念。人民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服务于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因为，人民统治着所有的政府，即使在君主制国家中，发号施令的也是人民。诸众则是杂多的，是个性构成的层面，即，是一个由不同的个人或群体构成的主体。此外，诸众的本质是非差异的，因为，构成群众的个体或群体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也很难进行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即，诸众的本质是非差异的。按照哈特和奈格里的话说就是，诸众自身既缺乏同质性，也不具备认同感。但是，构成诸众的个体间存在的共同点和关联点能够将个体联合起来，使个体能够共同交流和行动，从而实现共同行动的政治目标。在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基础上，哈特和奈格里塑造出诸众概念，旨在在全球化资本流动时期的斗争和反抗中构建出一个全新的革命主体。
诸众是与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概念对应出现的，他们指出，没有诸众，就没有帝国。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在全球化的后现代时期，虽然民族—国家的主权正在被超越或取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主权本身的终结，而是，主权正在经历着从民主—国家的层面上升或过渡到到全球化的层面。由此，帝国是全球化的主权，是一种全球化的司法主权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联合，呈现为离散的、网状形态的主权模式。在全球化时代，民主会冲破国家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绝对的民主。对此，在《帝国》（2000），《诸众》（2004）与《大同世界》（2009）等“帝国三部曲”中，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在全球化的后现代时期，全球化衍生出一种不受国界和民族意识形态限制的绝对的民主，他们将向往绝对民主的力量和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塑造出的新型政治主体称为诸众。诸众是支撑帝国的基础，也是摧毁帝国的主要力量，是奈格里和哈特所言的激进式的社会构建方式，建立全球范围的民主方案，以及实现绝对民主的政治主体，即，诸众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权下抵抗全球式资本统治的联合政治主体，是受宰制的的贫者的普遍联合。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诸众是帝国中最具革命精神的主体，理应承担起无产阶级的责任，完成推翻帝国压迫者的使命。
诸众存在于内在层面，是宪政力量，具有生产性、创造性、对抗性，构成诸众的主体处在永恒的变动中，形成繁若星云的个体和不可表征的社会。哈特和奈格里认同斯宾诺莎提出的从“多”到“一”的主体发展趋势，认为，主权超越了诸众的内在性，将多样的单一性表征为“一”。人民代表诸众，民族代表人民，国家代表民族。这一逻辑链中的每一环都进一步剥离了诸众的权力，使诸众最终将权力让渡与国家。就本体论而言，这种逻辑链将一种虚假的和有害的统一性施加到多样的单一性上，从而忽略了全球诸众的存在。此外，诸众是一种包容性的存在，是多样的单一性。因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诸众是无法表征的，表征只能对诸众造成破坏或伤害。在表征的过程中，诸众会将权力让渡给少数掌握权力的人。诸众明确自己的政治目的，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体制或政体。民主的创造是巩固和加强诸众力量为唯一出路，诸众是唯一具备实现真正民主的能力的社会主体，即，诸众使得当今的民主成为可能。可以说，诸众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体和一种社会组织的逻辑，诸众形成的过程也是全球民主生成的过程。
哈特和内格里指出，在资本全球化扩张的推动下，生产知识、信息、交流、关系或一种情感反应的非物质性商品的劳动，即，非物质性劳动，开始取代传统工业的社会劳动，成为一种全新的劳动形式。在帝国时代，诸众是从事非物质劳动的主要力量，取代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成为帝国或全球化资本剥削和奴役的对象。同时，诸众本身蕴含的革命力量又使其成为对抗帝国的政治和革命主体，是全球化资本时代对抗资本逻辑和全球资本的新的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也是后现代资本主义时代抵抗全球资本的革命主体。
诸众的政治目标是实现民主。对于诸众而言，正是在非物质劳动的生产的过程中，劳动者的合作与交往的关系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展现，这恰好是实现民主所必须的前提条件。哈特和奈格里将非物质劳动划分为三种形式：已被信息化和融会了通讯技术的大工业劳动；分析的创造性和象征性劳动；人际交往的情感性劳动。非物质劳动是帝国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基础，也是帝国中最具革命性的因素。哈特和奈格里之所以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旨在在生产领域内探寻革命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在非物质劳动崛起的过程中，诸众正在取代传统的产业工人或无产阶级，成为新的革命主体。诸众追求的是全球公民权、社会报酬权和再占有权等三项政治权利，其终极目标是推翻帝国，建立属于自己的乌托邦。帝国时代，在物质劳动向非物质劳动转化的过程中，诸众必将取代传统的产业工人，因此，非物质劳动是诸众实现的潜在或基础。在非物质劳动的主导下，资本主义的剥削在广度和深度上更为严重，全球资本逻辑和新的剥削形式将传统的无产阶级和属于非无产阶级范畴的学生、黑人、农民、移民等一切社会边缘人物都容纳在内，由此，诞生了表征为以主动合作为基础、更具包容性和更能抵抗资本主义的诸众。诸众和资本在本质上是相悖的，造成二者对立关系的正是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促使资本采取新的劳动形式去剥削或支配工人阶级的劳动，吊诡的是，工人阶级却依靠非物质劳动不断地拓展自身的力量，成为与全球化资本针锋相对的诸众，演变为一种更强的政治主体。可以说，非物质劳动是诸众追求绝对民主的重要推动力和抵抗帝国的有效武器。
除了哈特和奈格里之外，当代意大利左翼激进主义学者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是最重要的解读诸众的理论家。维尔诺秉承了哈特和奈格里的研究范式，不但以解读人民和诸众的差异为切入点，而且从斯宾诺莎采用的“一”和“多”的辩证关系着手，重点考察了后福特时代的资本统治中的诸众。
对于维尔诺而言，诸众并不是大写的“一”的对立概念。虽然维尔诺认同哈特和奈格里所言的，在后福特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中，将诸众的“多”归为“一”或者“统一的形式”的东西不再是国家的外显式意志，但是，对于哈特和奈格里将诸众视为不合格的政治志向的主体，维尔诺对此的态度并不明确，因为，他认为，诸众具有矛盾的双重性特征，它本身含有失落和拯救、顺从和抗争、奴役和自主。维尔诺认为，将诸众由“多”归为“一”是化身为一种新的普遍性，一种作为一般智力出现的语言、治理、人类共有的才能成为诸众存在的方式。这种大写的“一”不再是以同一性为基础对“多”加以压制，而是包容了多的差异，由此，维尔诺翻转了“一”和“多”的对立关系，认为，诸众之所以能够存在，主要是基于一种表征为一般智力的新的大写的“一”。在他看来，诸众是一种存在模式，是后福特时代流行的存在模式。后福特时代，诸众进入一般智力的大写的“一”，这个大写的“一”包容了他们的诸多存在，相应地，诸众成为后福特时代的政治主体。维尔诺指出，在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劳动已经转变为以一般智力为主导的社会合作，而一般智力表现出的诸如艺术、创作、演讲等精湛技艺则成为诸众存在的方式。对于诸众而言，他们创造价值的活劳动已经已经演变为运用语言的精湛技艺，但是，这并没能改善和解放诸众在生产中的地位，即，诸众没能在凭借一般智力进行精湛的技艺活动中获得解脱，而是更深地陷人到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奴役中。那么，诸众如何才能摆脱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制造出的新型奴役呢？维尔诺给出的答案是，不合作主义，诸众可以通过对后福特制资本主义采取不合作的方式逃离福特主义工业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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