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心态与战时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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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北京朝阳公安分局接某小区防疫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人拒不配合社会防疫工作。经查，当事人是47岁的梁某妍，入境不久，但并不遵守隔离14天的规定，第一天警告了，第二天照样不戴口罩出门跑步。当有人试图阻止她时，她还试图抗拒，喊救命。
警方当时只是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但此事引发的社会反应却剧烈得多。很多人相信，只是口头警告，只会纵容这种行为，必须让这些人付出代价，警方如果没有执法依据，那就应该出台相关条例。舆论哗然之下，事隔仅两天，此人已被任职的拜耳中国开除，公司发表声明称：“拜耳一贯遵守经营地所在国的法律和法规，并坚定支持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抗疫行动。”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3月19日，这位拒绝隔离的女子被要求限期离境——但也有人在微博上留言指出，这只是因为被公司开除后，工作签证没了，“所以，北京警方到底干了什么？不配合居家隔离只需要批评教育就可以了嘛？为什么不是强制隔离？”
看看关于此事的报道，大抵都是惟恐不够严厉，一片嘲骂，在“澎湃新闻”的相关报道下，有1200人点赞的一条留言是：“祖国建设你不在，回国避难你最快，百般挑剔把图晒，回国传毒还耍赖，拜托哪来回哪去，不要回来把人害，疫魔我们刚打败，你来我们不招待！”
更多人则觉得驱逐出境得慢了，怀疑因为当事人享受了超国民待遇。新加坡2月10日就将两名没有遵守相关规定的国际学生吊销准证并驱逐出境，2月26日又因一名45岁的永久居民违反强制居家隔离令并试图强行离境，将此人取消永居身份并禁止入境。3月16日，匈牙利内务部通告，13名伊朗籍留学生因在隔离期间擅自离开隔离病房并拒绝穿戴防护装备，无视多次劝告，态度恶劣并对医护人员有攻击性行为，被强制驱逐，三年内不得再入境。
疫情之下，像这样的事恐怕数不胜数，当事人也大抵咎由自取，北京的这一例，甚至还有“诬告”情节，看起来尤为恶劣。朋友和我说起此事时，我就猜她多半是华人——的确是，澳籍华人。像这样一被抓就喊救命的样子，太像中国人的做派了。
想想看，像她这样的身份，在拜耳中国多半还是高管，也许平日自高身份惯了，也许没把这些规定放在眼里（朋友揶揄说：“她没意识到她只是高管，而不是高官”），恐怕也没想到会被公司迅速抛弃——在舆情汹涌之下，她无疑已成为公司形象的负资产，立刻辞退的决定，对公司而言也只是迅速止损。
在谈论这件事时，很多人都聚焦于她个人的品行：自私、傲慢、不守法纪。不过，问题并不在于她“素质差”，而在于严重误判——她还是一种“日常心态”，还和以往一样行事，却没有觉察到，整个社会的风势变了，大众已经进入了战时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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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同情这位被驱逐出境的拜耳高官，毕竟她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我所在意的，是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严重误判。
这恐怕是因为，在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习惯了很多规定不过是一纸具文，并不会真的把人怎么样。在家庭政治中，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软约束”：家长定下了规矩，但如果你得宠，或他心情好，那都可以“见机行事”，没必要太当真。
在这种社会氛围的长久浸润之下，一个人但凡有点特权或性格强横，大抵总觉得还能讨价还价。正因为中国人早已受够了这一套，所以前些年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任性胡为、绑架/凌虐同学后，国内网民还欢呼“感谢美帝执法铁面无情”。这也是此次事件中，很多人强烈要求严办的民意基础。
但这是法治的胜利吗？乍看起来是的，但其实不然。因为在这背后的心理是：“平时你这样也罢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样试试？”
也就是说，当事人的问题不在于她做错了，而在于她在错误的时机做错了。这恰恰是因为社会的法治尚未深入，因而许多执法也都要“看情况”，随着情势的变化可宽可紧，在风头不对的时候还撞到枪口上，基本上就会被看作是自己作死。
中国人一向深知，风势说变就变了，此时如果还“慢一拍”，跟不上节奏，遇到这种势不可挡的局面，那多半就要倒霉。在这种时候，原先的特权也没用了，甚至适得其反，刚好当靶子。1983年严打，多位高干子弟被拿来祭旗，以此表明上面的决心和态度。
更有甚者，人们还会很自然地认为，在紧急事态下，有必要加倍严厉地惩处。华生日前发文，就体现出这种心态：“对违法违纪者进行追责，目的也是以儆效尤，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何来负作用之有？”这种思维倾向于将惩处违规行为当作是一种公开的警告、教育和威慑，已经不是就事论事量刑，而是旨在以严厉的惩罚吓阻有人效仿。
在紧急事态下，很少人会怀疑这么做的必要性，在一个运动型的社会中，也没什么能阻挡进入战时状态。很多人也许还没醒悟过来，就发现大浪已经迎面而来。像蒋逸文失言被开除等事，都表明在情势收紧之下，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这不仅仅只是一种心态，还意味着立即改变原有的规则——或者，即便规则不改变，但尺度也发生了急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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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耳中国开除梁女士之后，《波士顿环球报》报道，Biogen公司也开除了带病冒险回北京的黎女士。她在离开美国时，检测结果尚未出来，所以不能算确诊；但她去中国并没有通知公司，忽视公司健康指引，是她个人决定。
这两件事常被很多人相提并论，集中在对当事人的道德谴责上；但如果往里再细辨一下，就可发现，其实黎某的心态大为不同：她并不是“慢一拍”尚未进入战时心态，恰恰相反，她是“快一拍”，对危险过度反应，太过恐慌，以至于像逃难一样，一路闯关、慌不择路也要逃回她认为安全的所在。
由此又想到一位朋友的处境。她和2岁的儿子在荷兰已咳嗽感冒一周多了，所在的县又是荷兰疫情最严重的区域之一，但没法检测是否新冠轻症，日子过得格外小心翼翼。然而在这样的情势下，几乎有一半多的荷兰当地人竟然把这难得的在家隔离时间当做自我放飞时间，依然扎堆度假、去海滩泡酒吧。她的荷兰老板两周前疑似新冠感染，感染源头就是在病毒肆虐的背景之下依然去参加了一次两天一夜的狂欢节，回来继续上班，最后见势不好才于一周后通知员工回家办公。
说到这些，不免总有人感叹，对比起来中国人真是太听话、太好管了。一位国内的朋友听完这些，颇感震撼，着实难以理解——原来所谓的发达国家竟然滋养了如此多以个人享乐为尚的人士，这简直就是不顾大局的放纵，从心底里既鄙夷又难过。
这究竟算是“静定自若”还是“死到临头还不自知”，不同文化、不同的人可能有着相去悬殊的判断。我觉得，不如撇开道德评价，客观地看作是两种心态的差异：在疫情面前，西方人仍然不当回事，维持着一种“日常心态”；相比起来，华人哪怕身在海外，却大抵更快地进入“战时心态”。
这不仅是因为国内疫情更早爆发，因为早在一个月前，像瑞士还刚出现一点苗头时，那边的华人就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有些华人甚至加倍担惊受怕，因为家人必须要去上班，让孩子不上学是违法的，而出门戴口罩也同样违法。从事后的严重情况下，似乎这样的担忧有其先见之明，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华人进入战时心态特别快？
这恐怕不只是在疫情中如此，而需要归结为不同的文化心理和生命观。在复杂多变的危险面前，人们实际上无法判断自己的应对是否过度——那是要到事后才知道的。华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习惯了“说变就变”，既缺乏安全感，又把“活下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坞堡、土楼、碉楼就是这种心态的外在显现，是对不可测的外部风险的建筑学反应，早已变成我们本能的一部分。
在豆瓣上，“陈裸”说，看到同样是疫情之下，那么多意大利居民在阳台演奏乐器的视频、西班牙居民在阳台弹电子琴或者吹萨克斯风的视频，不由得联想起武汉居民只能在家里喊武汉加油、唱国歌的事，“心里还是有点难过的”：“如果剥夺人对于生命中美好的欣赏与追求，永远只从所谓的‘实用主义’出发，那么一个人在对事物的感知上，永远是匮乏的。”
在我看来，这其实与“活命第一，隐私权不重要”的说法是同根同源的，也即：为了生存下去，必须紧紧抓住某些最基本的东西，别的都是可抛弃的奢侈品，甚至是转移注意力的旁门左道，到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什么权利、尊严、自由，“这东西能当饭吃？”所以，欧洲人说“不自由毋宁死”，中国人则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学不来。
这番话，引起了群嘲：
“人家城里人吃饱饭几百年，咱村里人今天吃饱饭了吗？”
“在疫情期间居然还能说出这样的话……也是很迷了……”
“小资产阶级思想淋漓尽致的展现（这是中性描述，没有嘲讽的意思）。”
“现实的看，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那些在生活边缘和赤贫线挣扎的，别说隐私了，尊严都尚顾不及。”
确实，长久以来，中国人的生存压力太大了，难免喘不过气来，甚至有人很形象地说，“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没几十年”。这是对待生命的两种不同态度，很容易引发无穷无尽的争吵。虽然在疫情面前，中国人似乎更容易很快就放弃了日常的一切（反正有些本来就没怎么拥有），放弃了可欲的生活（只需要一句“这都什么时候了”），但历史教训又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才活过来的。
前些年和母亲相谈，就总有一个感觉：那一代人缺乏生活（life），更多是生存（survivance），即便现在似乎生活好了，也习惯了匮乏，没有安全感。那种囤积、储蓄的倾向，未雨绸缪的准备，以及对“稳定”的向往，大多源于这种惊弓之鸟式的心理恐惧，这让人无法安心享受当下，而总要提防万一可能出现的情形。
这不仅是由于长久的贫穷，还由于数十年来的经历告诉他们，自己现有的一切没有任何真正的保障。想想近几年来的一些变化，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只是想下去颇感可悲，这种意识甚至都进入到了文学里，余华的《活着》，乃至刘慈欣的科幻小说里，也多弥漫着这种极端情形下如何“生存”下去的意识，而在这种生存斗争中，文化常常既不是捍卫的对象，也不能赋予人精神力量，而被视为最无用的事物。
我不知道这一次的紧急事态会持续多久，但不论是几个月、几年，最后生活总会恢复正常。只是谁也不知道，新冠过后，“正常”是不是也会带上战时留下的痕迹（例如出门绿码？），等到你对此习以为常，这些也就被日常化了。
我并不是说，“日常”的就一定是“正常”的，也不是说，“战时”的就都是过度的，确切地说，我所期望的是一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对个体尊严与权利有保障的法治框架。从历史上看，我所在意的是，欧美社会进入战时状态慢，但一旦结束，摆脱出来快；中国社会却相反，进入很快，摆脱出来却往往很慢，有时，这种被围心态（siege mentality）甚至将一直伴随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