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造成的绝望

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已延烧多日。这典型地折射出无权者在中国社会的生存困境，而他们所要对抗的，除了滥用权力的施害者，还有许多劝他们息事宁人的围观者，甚至包括他们自己——他们首先得摆脱那种“认命”的态度。

社会学者袁长庚回忆说：

我高中的那个班，有一堆大小官员的子女，什么镇长的闺女行长的儿子之类的。高考那年一下子弄到四个加分名额，10-20分左右，都让这几个人分了。他们是什么水平呢？加上分连二本都不到。我同桌考了年级第一，如果有这个分数，他就去北师大了。这事情我们当时都知道，但好像也没人觉得有多大委屈。奴性并非天生，一定是跟具体环境的浸染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身为山东人，我即使明白老家有万般好处，但只要一想到人情-权力所织成的大网，还是觉得窒息。

在此值得辩驳一下的是：“奴性”应该是指对权力自发的、主动的认同，但我觉更普遍的，是权力结构造成一种“认命”的心态：人们未必站在权力一边，但又觉无可奈何，不相信能改变什么，也不抱任何希望。这种态度有时甚至以自诩更“成熟”的姿态出现，而斥责那些试图改变的人是“不现实”。 

“认命”不是“认同”，而只是绝望之下的疏离。就像有人说的，“从小遇到不公正待遇爸妈都只是让我忍，说‘那你也没办法啊’”。这最终大抵就接近于多年后的“算了”——不是原谅，不是释怀，只是算了。事实上，就算是这次站出来，处于风口浪尖的苟晶，虽然早在2003年就因让女儿顶替的老师来函“道歉”而知道了真相，但很多年里她也选择了“认命”。

这是对权力的宿命论态度，正与我们这个社会弥漫的无力感相辅相成，因为它意味着“说什么、做什么都没用”，自己的努力和抗争，最后都极有可能是徒劳，自己也无能为力。这其实正是权势者试图让你接受的想法，是一种人为造成的绝望：他们可以通过反复打击你，来让你相信自己是无助、无能、无力的。因而这虽然时常出于愤懑，但却与权势者的嚣张不谋而合：“你闹吧，闹到联合国都没用！”

这样的想法错吗？那取决于你怎么看了。现实往往倒是一次次印证这预测对了，正如早有人发现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存的权力和剥削模式意味着穷人几乎没有自我改善的前景，宿命论的态度或许是唯一合乎逻辑的态度”。但这也不一定只有无权者才这样，倒不如说是价值取向较为传统的社会中普遍的心态，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虽然处于权力结构金字塔的顶部，但他却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宿命论者，坚信反抗命运是徒劳无益的”，而“这一切无疑把他身上积极反抗的可能性剥夺殆尽”（《拉斯普廷之死》）。

一个人只要相信自己的一切遭遇都是命中注定、无从反抗的，那么他所表现出来的忍耐力几乎是无限的。印度的社会不平等远甚于中国，但各阶层却相安无事，因为按种姓制度的设定，你做什么都无法改变现实，最多只能改变来世。1845-1850年的爱尔兰大饥荒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在爱尔兰人心目中播撒了对英国政府不满的火种，然而1866年的孟加拉饥荒饿死的人甚至更多，却没有发生骚动，那时“许多农村家庭里的人慢慢地饿死，没有发出一声怨言或作出怨恨的迹象”，因为当地人对此以一种宿命论的、有时被误认为是淡漠或顺从的态度加以接受。

这种态度合理化了现实，因为这意味着一切“本该如此”，哪怕是再荒诞的事，都是命，除了接受别无他法。在现实政治中，这本身就是权力自上而下的产物，又反过来强化了与权力相关的集体宿命论，以及一种普通人无法左右事态发展的意识。其结果，这进一步导致原有的权力结构固化，问题则久拖不决，甚至在试图解决问题之前就已经放弃了。一如《蒙塔尤》中所说的，“贫穷之所以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长久性的、长时段的问题，那时因为大家都知道，贫穷难以消灭。”

这最终会反过来阻碍社会的发展。社会学家斯蒂文·瓦戈在《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宿命论是对变迁的一个重要阻碍”，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对创新、变化没有动力也没有信心，“表现了对未来和环境缺乏控制感”。这并不会随着现代化而消失，往往倒是转化为一种“理性宿命论”（rationality of fatalism）——人们通过理性判断发现，想要推动改变，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这也许应和了人们的现实经历，但却限制了自己行为潜力的发挥。

其实在历史上，古代中国的星占学都明显地不是宿命论，因为人们相信“天意”也可以改变，只要你“修德”或依据风水作出调整，儒家也历来强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所谓“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规范又总是要人别多问，照做就是——只要习以为常，就很少人会质问反思。燕郊与北京只有一桥之隔，但进京要查身份证，很多人为此上班要花费3小时以上，但都乖乖排队，无人质疑。这本身就与当下教育体制中培养不批判、不反思的“单向度的人”是一致的，这样的社会文化自然不会鼓励质疑、能动和创造性，因为那都需要颠覆性思维。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不妨参照一下19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美国记者Hedric Smith在驻访莫斯科多年后写成的《俄国人》一书中说，苏联的权贵将特权“都视为天经地义的事，他们极端鄙视普通人，那种骄横的态度，比起西方最高傲的富翁们，常常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很多人并不抱怨，而是“人人设法为自己捞一点”，“人们不想改变这一部分制度，而只是想沾它的光。他们不说苏联的制度不好，而是想自己也得到一点”。既然默认制度和权力结构无法改变，人们也就只能想法多赚钱享受生活，消费主义那种物质第一的情绪又销蚀了他们谋求改革的精力，一位幻想破灭了的数学家说：“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在此，“稳定”其实与“停滞”、“僵化”是一体两面的事，因为它势必要将社会创造性的活力当作危险的苗头加以压制。从权势者的角度来说，他们也很清楚，追随者未必多，而那些不愿屈就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完全绝望，放弃抗争，变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变革”，无权者被剥夺的不仅是权力与权利，还有自己的能动性。

但中国社会还有一种特殊的论调，它既是宿命论的（默认系统不可变更），又是反宿命论的（因为相信还有机会改变自己的个体命运）。微博上“眸冷骨累的王马丁”对高考被顶替一事提出六条看法，都是强调如何奋发爬到不可被替代的位置，每一条都以“你不够好”结尾。末尾的总结是：“接受这个世界一切的不公平，这世界本来就不公平。如果你想遇到这世界的公平，你必须做到damn good。踩在门槛上随时会被挤出去，你要踩在别人尸骨堆成的小山上。”

这条微博收到了4万多点赞，足见很多人赞成，于此也可见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深厚基底。这种论调指责受害者，不是去质疑、批判现有规则的不合理性，而默认它是无法改变的，因而与其费力抗争或自怨自怜，不如冷酷无情地向上爬。这种人本身就崇拜权力与成功，将批评看作是弱者徒劳无益的抱怨，却要求完美受害者，进而将对制度的不满转化为自我鞭策，他们缺乏变革的动力，自然也不善于创造出一个更好的新世界，但却非常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体制和规则——当然只是为了他们自己。

虽然这看似以一种“冷静”和“现实”的面目出现，但其内在的精神实质也是非常落后于时代的。英国历史学家Keith Thomas在研究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大众信仰后指出，当时的人们笃信天命，对降临到自己身上的所有事都逆来顺受，“对于那部分被坏运气所伤的信徒，正确的反应是探究他自己，以便发现是否存在道德上的缺陷而激起上帝的愤怒，或检讨自身是否去除了自身招致上帝有意试探的自满。”换言之，这把对“命运”的抗争转向修身，但这或许适合于自省，用以苛责他人“你不够好”，却露出这一逻辑冷酷的一面。

应该说，这一论调并不是完全站在权力一边，它搁置了善恶的判断，对批判反思嗤之以鼻，觉得不如改变自己以“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对现有的系统来说，这种人的危害性不亚于正面抗争者，但最大的危险，则是连他们也有一天发现没活路。不管他们如何善于往上爬，甚至“钻空子”利用规则，都无法保证自己能始终胜出，尽管他们可能鄙视其他无权者的愤懑，但说到底，他们也是无权者，而在权力面前人人平等。

这样的社会构造会带来“超稳定”吗？短期来看，是的，但长期而言却蕴藏着更大的危险，因为不同的人群都意识到，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改变，改良是没有出路的，到头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推倒重来。当很多人说“没用的，不会改变”时，未必是认同权力，有时恰恰相反，是一种极度反感权力的愤激。在此，被误认为的驯顺与激进是一体两面，直到有一天“忍无可忍，无须再忍”就爆发了。这就是为什么两千年多年来的历史上，底层的中国人不时在逆来顺受的温驯与无法无天的造反之间来回摆荡。

如今，中国社会已经到了有望摆脱这种恶行循环的历史性机遇关口了——在“告别革命”之后，社会的变迁应当在法治框架下逐步安稳过渡。现实中的很多事，并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那样不可能，也不像命运那样不可抗拒，而是事在人为的。看到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人并不是依靠残酷的真相和一成不变的规则活着，人活着，依靠的是，寄希望于他们坚信会到来的改变。”

五个月前，在武汉封城不久的严峻时刻，我曾写下一条笔记：

有朋友说，他已经非常灰心，觉得说什么都无法带来什么改变。这我也知道，与二十年前那种“明天会更好”的普遍乐观情绪不同，这几年听到的都是“不会变好的”。其实我也觉得现状并不会因为自己说几句话就能带来什么可见的变化，但之所以还在不断地说，是因为我相信未来正是现在所孕育的，我们所参与的公共讨论，也许在不经意间影响着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在这个意义上，不说就相当于放弃了未来，到时候“不会变好”就真的成了自动实现的预言。说到底，我不相信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到现在还是这么想。也许有人觉得我理想主义，但是，我不相信什么都改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