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 大城府 水尾圣娘庙一角
我对文昌感兴趣，起于两年前的泰国—老挝之行。那次在大城府偶尔看到一座海南籍华人建的水尾圣娘庙及海南会馆，金碧辉煌，这位在国内也鲜有人知的女神，保佑着当年的文昌人远涉波涛来到异域的土地上，而在老挝琅勃拉邦郊外的华人墓地中，凡属海南籍的也无一例外都是文昌人。
在此之前，我虽然也模糊地知道一些海外文昌华侨的事（宋氏三姐妹的父亲便是，柬埔寨首相洪森祖籍也可能是，其夫人文拉妮早已自豪地承认自己是文昌籍华人后裔），不过大体上，和很多人一样，我对文昌的了解仅限于文昌鸡和东郊椰林；但那之后，我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冲动：有机会去海南的话，我一定要去文昌看看。
在海口的两天里，在参观博物馆时，已不难感受到文昌人在海南历史上的份量。想来是因为地近合浦的缘故，海南岛最初的开发之地应是海口（珠崖）、儋州（儋耳）一带，现儋州话据说仍是隋初冼夫人登岛时随军士卒的古粤语发展而来的，属粤方言系统，海南最早的进士也是西海岸人（符确，昌化军人，1111年中进士，明唐胄《修建儋州儒学记》：“琼之有士，始乎儋”）。不过，自唐宋以来，上岛的移民主流却是顺着闽粤沿海而来的福佬人，如今海南的宗族，绝大部分都只能追溯到两宋，其祖籍十之八九都是福建莆田或粤东潮州，而潮州人也普遍自称祖上自莆田荔枝村、甘蔗村迁来，可以设想，当这些人从东方顺海迁来时，海南岛东海岸是他们最易登陆的地点，而位于突出部位的文昌又是首当其冲的第一站。经此数世纪的移民浪潮，这些“客民”已反客为主，他们所操的闽方言被称为“海南话”，而海南话即以文昌话（不是海口话）为标准音。以往海南有句流传甚广的话：“定安无海，文昌无黎。”因为迟至民国时代，定安是海南各县中惟一不靠海的，而文昌则是惟一没有土著黎人的县——其实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文昌也有35个黎人村峒，但到清顺治年间便已完全同化。在海南博物馆和琼台书院等地，不难看出，明清以来海南的人才分布，主要集中在琼州、文昌、琼海、万宁这东海岸一线，并非偶然的是，海南各县中建有祈祷文运的文笔峰/塔也集中在这一带：文昌（文笔塔）、琼海（聚奎塔）、万宁（青云塔）、定安（见龙塔、文笔峰）。文昌的人物之盛尤为突出：琼台书院展示的海南近代人物，标明籍贯的19人，文昌一县竟独占8人之多。海南省博物馆内 “华侨之光”雕像，代表两个抽象的华侨形象，而近代海南的华侨大多是文昌人海南历史上，大抵儋州—琼海一线以南是深度黎区，明清以来海南经济、文化、人物之盛，多集中在汉化最深的海口至万宁一线沿海，这个格局似乎至今未变。据《2014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1952-2013年间海南高考成绩最突出的五所中学依次是海南中学、文昌中学、海口一中、海南华侨中学、嘉积中学，无一例外地都在东北海岸一线。可以想见，文昌近代之所以人物昌盛，说到底还是因为“学生多”，而在近代政治格局中，学生每多激进，投身政治军事，于是文昌又以海南的“将军县”著称。旅游图上通常都会标出“张云逸将军纪念馆”、“陈策将军祖居”，但其中最著名且军衔最高的，其实是军统领导人郑介民（他十几岁就下南洋了，自诩为“华侨工人阶级”），自然，他不会出现在纪念清单上。民国时海南的红色领袖，多出自文昌、琼海两县，所谓“红色娘子军”出在这一带，实非偶然。那天坐早晨的第一班动车，从海口东站前往文昌，一路上也在想这个问题：既然海南的经济重心原在东海岸，为何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海南唯一的铁路却修在西海岸？答案大概是：这条1942年由日本人建成的铁路，其目的不在于客运和推动当地经济，而在于攫取和运送西海岸的矿产资源。1939年日本海军占领海南后，意欲按台湾总督府的海外开拓规划，依台湾的开发模式，从农林和矿产入手。西海岸依托矿产而发展工业的布局，至今如此，在海南岛上，洋浦是惟一一个可以接纳重污染工业企业的开发区，但仍不成功。海南的产业模型，至今仍是两头大中间小，这种农业、服务业都强而工业衰弱的局面，类似菲律宾等第三世界国家，在全国各省市只有海南如此。至于文昌，也是一样：2013年它的产业结构是38:25:37，经济贡献最大的竟是农业。在这片海角的肥沃平原上，发展农业确也得天独厚。虽然每年有台风，但几乎种什么长什么，从列车上望过去，满眼是绿色，海岸边是著名的东郊椰林，又有适合渔船避风的清澜港。如今，文昌的驻地已从文城镇迁移到了海岸边的清澜镇，通向清澜大桥的一条八车道公路正作为“航天配套工程”修建，因为不远处的龙楼镇一带已被选为未来的航天发射场，在公路上远远地就能看到在海岸边拔地而起的高楼，新城里空荡荡的，旁边则是丛林边一个凌乱的渔港。按吴士存《南沙争端的起源与发展》，到南沙捕鱼的渔民，历来以文昌和琼海的渔民为主，“文昌渔民去的最早，人数也多……琼海的渔民则来自潭门、长坡等地，他们最初是跟随文昌县渔民出海，从清末起后来居上”，不过，直至今日，去往西沙永兴岛的定期补给船仍是从清澜港起航的。想来也因此，这些出海的渔民最终漂洋过海去了南洋——对他们而言，那也不过是航得更远一点罢了。海上航行的凶险不测，又使他们需要自己的保护神，家乡的水尾圣娘也便随着他们的足迹进入泰国内陆。除了琼州人供奉的昭应公和兄弟公，在南洋，由于文昌人的影响力，水尾圣娘几乎是海南人祀奉的共同神灵。据施坚雅说，在泰国华人各帮中，由于迟来，“海南人是最没有威望、权力和财富的”，但他们有个有利的条件，即“具有一种对疟疾与其他热带病的先天抵抗力”，这或许是因为海南的自然环境与泰国/老挝/柬埔寨十分相似吧，那些潮州人一去就染病身死的热病流行地区，海南人却能进去，他们于是以其艰苦卓绝，不断深入，向北开拓了暹罗内地。在大城府以北，基本再看不到一座福建人的寺庙，但“北榄坡以及整个交通中心地点以北和以东各地的华人古老庙宇，都是供奉海南人至尊的神——水尾娘娘”。海南人下南洋，琼州府主要前往越南南部（如会安有琼府会馆，祀奉昭应公），但足迹最广的却还是文昌人，旧时越南西贡堤岸的华人分为七帮，其中有琼州帮、海南帮——后者其实主要是文昌人。在南洋，“海南”所指的常常其实是文昌。著名的海南鸡饭，想来便是某位文昌籍华人糅合了老家的文昌鸡而发明的吧。陈达《浪迹十年之行旅见闻》曾记，他1935年在南洋遇到一位文昌籍华人王家纪，在槟榔屿已住了32年，此人告诉他，印度洋上的尼科巴群岛，是海南人最先到的，“看见土人不煮而食，教以烹饪术”。如今文昌人的烹饪，似乎仍小有名气，无论在海口海事文昌，街上的文昌鸡饭、抱罗粉，随处可见。这些在国内看起来似不足道的小技能（海南人在曼谷一度还垄断了锯木厂和理发业），其实也并不简单。世人常有的一个印象是：当初下南洋的都是贫苦无文化的底层人民，事实恐怕远非如此，至少近代文昌便不是海南最落后的地区，实际上，真正落后地区的人，是不会产生出主动改善自己命运的冲动的。据法国传教士所著的《海南岛志》，1920年代，“文昌人以贪财、爱闹事闻名全岛，也极善经商。海口的那些最大的货仓都归文昌人所有。在本地经商不能满足，他们就自愿移居国外。每年有2.5万到3万海南人离岛，其中有2万是文昌人。”那看来是一群不安分、能折腾的人。他们由此从一个边缘化的地区航海外出，发现了自己的新大陆。如今，在文昌文城镇的老城，还能看到近代所建的大片南洋风格骑楼，但尤耐寻味的是，在老城里有好多座大宗祠。在海口府城的文庄路，我也曾见到一座“王氏大宗祠”，但那不过是一间平房，和文昌这里一比又小巫见大巫了。文昌老城的陈氏、林氏、李氏、符氏宗祠，都是三层楼、三进，建得极费工夫，内有祭祀场所，又贴满了海内外宗亲的捐款名录，甚至挂着其照片。陈氏大宗祠是1998年所建，里面挂着“敬祖尊宗”、“祖德流长”等各种匾额，入门甚至借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语录为自己正名：“由宗族的团结，扩展到国家、民族的大团结，才是中国人持有的良好传统观念。”旁边的一条路边立一碑：“旅居新加坡陈氏宗亲捐建此路，公元2000年3月建”。林氏宗祠则将书斋（林放书斋）、宗教（妈祖庙，因妈祖姓林）和祖先崇拜融为一体，内里高挂“星洲琼崖林氏公会”1999年敬赠的“吾族之光”牌匾，这里居然还兼作学生辅导班的场所。在内地似乎早被拆得片瓦不存的宗祠，在这里竟表现出极大的活力和顽强的生存适应能力。不远处的文昌孔庙也是一样：它并没有博物馆化，而是活在延续的传统之中。如果说在海口时，我所看到的五公祠、琼台书院、海瑞故居等都已成为空壳，那么在文昌这里，孔庙却依然香火旺盛。在海口，海瑞故居的海瑞铜像前香炉无人焚香，面对几间空空如也的房屋，游人又能有何精神升华？五公祠因为展品匮乏，学圃里却放着一门古铜炮，浮粟亭改成了茶室，洗心轩则售卖着旅游纪念品，惟有洗心轩后面供奉着五公塑像的小屋里，还燃着香火。但在文昌孔庙，窗下桌上是“古盆测运”，大成钟旁标着吉利字眼，并写明撞钟一次收费五元，而大成殿里祭拜孔子，则收香火钱三元。旁边密密麻麻全是各种祈愿袋，对联写着“敬孔圣龙登金榜，拜先师凤冠贤科”，墙上还挂着一面彩旗，是远道慕名而来的澄迈县学子某人，在大学梦圆考中陕西科技大学后送的，上书“求之则应神力棒”云云。我在那儿时，正巧看到一个女中学生在那虔诚上香，事后其父豪爽地摸出一张百元大钞作为香火钱，看来孔庙的灵验是颇有名气的。应该怎么看待这些呢？近现代的新文化运动，主旨是反传统，但现在来看，真正被打倒在地的似乎是原本由士大夫阶层守护的“雅传统”，而在底层民间的“俗传统”，生命力却远比设想的顽强，虽然新文化一力想要破除的，正是后者，却“误伤”了前者。所谓的“封建迷信”或愚昧的旧道德，如风水、堪舆、星相、宗族、忠孝，至今在许多地方仍大有市场，文昌只是尤为活跃罢了——这里汽车站的旅游咨询点，除了地图和地方文化书籍外，还卖请神书和罗传烈通书。在我老家崇明，学宫（孔庙）早已被博物馆化，它就是崇明县博物馆；但在文昌这里，孔庙则走向另一端：它被宗教化了，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都成了保佑学子高中的神灵。这也不是偶然现象，琼海的聚奎塔，原是祈祷文运的文笔塔，是风水建筑，但近代却被宗教化，住着几位僧尼。四年前一次听田兆元先生说，陈化成战死后被民众敬为上海的城隍神，许多人都去烧香祭拜，“后来搞纪念馆，把他孤零零地移到吴淞，因为他战死在那里，结果除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青少年以外没有人去看了”。而刘胡兰，因为死时才十六岁，其家乡人当时把同时牺牲的一个年轻人与她进行冥婚后合葬，但前些年重修刘胡兰纪念馆，便把另一人挪掉了，“把她跟合葬了几十年的人拆开，这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啊！”他说：“你想想，如果把雷锋放在庙里，那会是什么结果？英雄应该成为我们崇拜和祭祀的对象，这样才能进入我们的血脉。”这段话，乍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在越南会安，民国时的烈士灵位确实被列入祠庙祭拜，这恐怕比“无名烈士纪念碑”更能打动人。就海南的历史来看，受祭拜最普遍的历史人物是伏波将军（海口有伏波庙；儋州有伏波庙、白马井；东方有伏波井；文昌有铜鼓岭）和冼夫人（海南各地军坡节仍每年活动以纪念冼夫人），而两人都已被神化和宗教化。虽然我本人不会去孔庙祭拜以求文运，但这看来却确实能与普通人的生活更能建立有机的联系，那是活的传统，而不是无生命物体的展示。我也很想知道，文昌的水尾圣娘崇拜现在如何。在去东郊镇的车上，司机和售票员都说不知道有“水尾圣娘庙”，“长这么大没听说过”。这座庙确实在我看到的各种海南地图和攻略手册中都没标出过，但我没料到本地人也不知道。到东郊后，还好镇上有个摩的司机知道，谈定来回12元，他载我过去。穿过镇子，沿着乡间小路，一路向海边开，迎面的海风吹得生疼，满眼望去全是椰林，这里的村子就叫“椰海村”，“东郊椰林”也曾作为海南的标志性象征上过邮票。远近的田野十分安静，一处椰林下，许多人正在剥椰子壳，堆了一地的椰壳有点腐臭味。一路开到椰林深处，路口忽然现出一座水泥瓷砖建的现代牌坊，门楣红纸上题写着：“南海圣地 水尾圣娘庙”，再往里数百米是个安静的村子，人指着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小庙说，到了，这里就是水尾圣娘庙。虽然事先有心理准备，但还是不免有些落差。这座海外文昌人祀奉的祖庙，看起来着实平淡无奇。庙内墙上、碑上，密密麻麻全是历年海内外捐赠者的名录。入门一个亭子，供奉着香案，再入内便是正堂“水尾圣娘殿”，高挂彩幔“有求必应”。墙上还书写着这位女神的事迹：她是渔民的守护神，又曾护佑海南惟一的探花张岳崧金榜题名，因而得嘉庆帝赠予封号“南天闪电感应火雷水尾圣娘”——这让我想起海口琼台书院旁也有一个小小的“火雷庙”，供奉的女神看来也是这位圣娘。不知道为什么，闽系文化中每多女神，妈祖、临水夫人、圣娘崇拜都是，且往往都是水神或海神，这又与北方的碧霞元君与观音崇拜不同。这座小庙不收门票，但要买香烛，一套20元，只买一束香则是2元。我原是见佛不拜的人，到各地参观寺观从不跪拜，但到这里也不得不按规矩上香。庙里几个老人正在那闲谈，见到我点头微笑，他们显然把我当作远道慕名而来的信众，而非游客，而要向他们解释，我从上海过来，起因是因为我对泰国海南人的圣娘崇拜感兴趣，这也非易事。其中一个老人见我姿势笨拙，教我如何持香跪拜，香且要分成三束，分别在圣娘像前的三个香炉里插好，“你有什么愿望，自己可以心里向圣娘许愿”。他得知我从上海来，十分高兴，或许觉得这是神灵法力的又一证明。我问他平时来祭拜的人多不多，他笑笑说：“昨天人比较多，有23个人，还有从泰国、马来西亚来的。”在回去的车上，摩的司机看出我对此有兴趣，努力卷起舌头对我说：“水尾圣娘其实有四姊妹，她是老三，她还有个姐姐，在文教镇那边，你要不要去看看？”确实，在东郊镇上就还有一位同乐圣娘的小庙，我知道他也想多做几笔生意，如果有时间，我倒真想去看看，但一是时间安排得紧，只能往回赶，二也是因为，我对水尾圣娘的兴趣，并不在于她的灵验，而在于了解她曾是移居南洋的那部分文昌人的保护神。如果她真是这样一个相当地域性的神灵，那可以想见，当初去南洋的，大概正是这一带从清澜港出海的渔民，因为惟有他们信奉这个海上女神。我们以往，不止是是对这些神灵，对这些沿海地带人们的精神世界，也了解得太少，甚至至今如此，至少，在市面上我从未看到哪本专著研究水尾圣娘或本头公的，而这些神灵却曾对下南洋的海南和潮州华人起过如此重要的精神慰藉和文化认同作用。似乎很难想像，在海外的波澜，源头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但反过来说，这也正体现出中国文化最底层的活力，以至于这样一个长久被忽视的所在，也孕育着无限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