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caixin global）
今冬以来，面对多地死灰复燃的新冠疫情，中国社会的心态相比起一年前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老百姓关注的已不仅仅是“可防可控”这个结果（只要“不惜一切代价”，这几乎总能做到），还要比拼能否以最小的代价做到这一点。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期待之下，相比起很多地方出现一两例确诊就动辄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上海在这一轮疫情中的防控表现收获了一大波好评。
那么，上海这次防疫究竟做对了什么？又为什么能做对？
上海这次对疫情的防控，给外界留下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没有打断城市日常的生活节奏。1月20日，上海出现本土确诊病例，几天内筛查出一共16例，到27日上海市长龚正就宣布疫情已得到控制。期间既没有搞全员核酸检测，更没有封城，没有简单化，也没有扩大化，除了密接者被隔离外，其他市民的生活几乎没受什么影响。我本人就生活在上海，这次除了22日孩子小学返校取消、出入商场等公共场所测温等措施加强，生活各方面可说大抵一切照常。1月24日，张文宏医生凌晨发微博，形容“上海的防疫工作一直是‘陶瓷店里抓老鼠’，我们希望既抓住老鼠，又不要打破瓷器，希望不要因为防疫对社会生活产生大的影响”。他说，“只要中国保持开放，新冠病例的发生必将成为常态”，“努力将病毒控制在点状发病区域，避免出现病毒蔓延后引发的社会停摆，这是对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的重大挑战”。确实，上海正是这么做的。上海市长龚正后来总结为十二个字：“主动发现、快速处置、精准有序”。这次上海的防控是顺着病毒的传播链条精确锁定，没有搞大范围的全员核酸检测，只安排了4.1万人做核酸筛查，不到全市人口的0.2%，仅是北京一天核酸检测量的1/10。对整个城市生活来说，这只是一次微创手术，尽量不让整个社会肌体感到痛苦。这其实就是国家卫健委三令五申说的“科学防疫，精准防疫”，即在尽可能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经济活动的前提下，清除病毒。借用战争的隐喻，一些地方紧急进入“战时状态”、乃至一刀切交通停运、封城封户，这是总动员式的“常规战争”打法；而上海的做法，则更接近于“反恐战争”：依靠专业人士，在人海中甄别、筛查出“恐怖分子”，干净利落地解决，同时还要尽可能地不伤及无辜。上海能这样，并非一日之功。在上一轮新冠疫情中，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就早早表现出迅速灵敏的响应能力：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通报疫情，还在强调“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时，上海公共卫生中心就已经警示市民预防这种“病毒性肺炎”，第二天它就按正常程序发动，在全国率先启动预防机制。《三联生活周刊》去年2月就刊发《应对新冠，上海是如何及时敲响警钟的？》一文，赞许上海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堪称国内城市榜样。作为一个超大城市，上海在当时疫情最紧张时，每天确诊人数也只有个位数，“整个疫情期间，没有疫情大爆发，没有医务人员的感染，确诊病例的治愈率达到了80%”。不仅如此，在新冠疫情这样空前严重的突发事件面前，“上海给人的感觉却是利落且井然有序。在很短的时间内，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个位置，做些什么”，上海的“每一步处理，都值得当作样本对照疫情发展至今的状况”。这需要一套有效的公共卫生机制和防疫专家，尤其需要极为专业、细致的流调能力，上海在这方面肯定有全国一流的人才，但更关键的，则是“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换言之，在遇到重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领导退后一步，授权专家去处置这一问题，而不是一出现疫情就“领导代替专家决策”。一位病毒专家在接受“八点健闻”采访时说，在这一轮疫情防控工作中，“你看上海的新闻发布会，市长书记不出来讲话的，因为他们不是专业人员；但是河北就不一样，没看到专家的身影，也不知道专家在决策中起了多大的作用。”上海这样，可说是有“基因”的。江文君在《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中发现，民国时期的上海就已出现专业协会等各种中层组织，在促进职业共同体有机团结的同时，又接受官方权威的监督，早早地发展出一种强大的管理型公共性。加上1987年甲肝流行、2003年非典都让上海锻炼出一套灵敏的公共卫生体系，不断优化改进，使专业权威与政府能高效协作来应对危机。上海这次的防疫表现得到一致赞许，还不仅是在“迅速控制住疫情”这一点上，也因为它在诸多细微之处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观念。前几天就有人在微博上求助，由于北京大兴疫区融汇小区居民须集中隔离，不让带宠物，他们心急如焚，因为14+7天隔离下来，宠物全都得死了，“好多人有这种情况，和上海天壤之别”。也是因此，很多人注意到，上海这次黄浦区昭通路居民区隔离，宠物狗也一起上车了。此事一度成为网络热议话题，两天多后，北京大兴官方也正式同意，每家可留下一名家庭成员居家隔离照料宠物。这说起来是“人性化”，但其实取决于背后多重因素的总和：专业意见（公共卫生专家能确定，携带宠物隔离不影响防疫）；对个人感受和权利的尊重，而这又涉及到居民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较真”；以及执行人员的素质和自主权——否则他可能不敢做主让你带上宠物，反正对他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叫你别带就别带。一个车龄二十多年的朋友曾和我说，他经常往外跑，发现各地的超速罚款政策也不一样。在上海，测速允许有20%的误差，例如50公里限速，可能你一不小心就超了，但时速在60公里内都不要紧；到了江浙，这个缓冲区间就在10%以内了；再往外，就超一点点都不行了，卡得非常紧，你再解释自己无心之失都没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但这样温情的管理，其实是有前提的，不仅是相信司机的解释和实际情由，基层人员又有一定的自主权，还得是在一个有法律约束的理性化制度框架之下，否则这样的“弹性”，在实践中很可能就被管理人员用来权力寻租——利用自己手里的任何一点能量，以权谋私。自近代以来，上海就发展出了一种城市精神：在守法的同时，对法治框架下的个人权利极为“计较”。按照上海人一贯的架势，如果这次隔离时不允许携带宠物，几乎可以想见，居民们的第一反应必定是：“这是哪个法条规定的？拿出来给我看看！”因而所谓“人性化”，其实也是这一社会环境下的产物：都习惯了这样的权利博弈，官民之间也都有了默契，就少费口舌，别节外生枝了。或许也因此，像租客不许进小区、焊死楼宇门等事件，去年1-2月间最紧张的时刻据说在上海一些小区也发生过，但都属零星个案，也很快得以解决。当时上海也曾出台措施规定产妇不能有家属陪护（据说是怕家人在潜伏期传染给其他婴儿），但在几大产科医院的医护人员、孕产妇都激烈反对之后，上海卫健委很快责令“医院不得无故禁止病房探视和陪护”。在本轮疫情中，可能是意识到了外地确诊病例信息泄露后发生的网暴伤害，上海在制度上也主动悄然做出了调整。1月21日上海第一次通报还提到了病例的姓氏、性别、年龄，但从第二天起，这些不必要的信息就都隐藏了，只公布确诊病例涉及的区域和场所，既保障公众知情权，也强化对病患的隐私权。作为对比，石家庄、通化等地的确诊病例一直有性别、年龄、住址信息，而北京开始是公布性别、年龄、住址、工作单位的，1月6日起隐去工作单位，1月24日起不再公布病例年龄、性别，也随之改进了——同一天，新华社发表评论，称赞这种“只提轨迹不提人”的新流调报告“值得提倡”。这不仅仅是“刀下留人”，也可说是渗透在社会机理中的自觉。二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市郊读中学时，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像工资条那样，放在密封好的信封里交给每个学生的。当然我们也都免不了会打听，但假如你考砸了，不想说出来，那这是你的隐私和自尊。我一直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直到后来发现很多外地朋友对此都是闻所未闻的——在绝大多数地方，考试成绩都是张榜公布的，毫无避忌。看起来这都是小事，但正因此这样的理念早已渗透到生活细节中，到危机来临时，社会才会本能地如此反应。作为一种法律概念，隐私权能发展起来，本身就与法治社会下私人空间、个人权利的确立密不可分，也由此保护个体免受公共权力的干预。上海的防疫举措之所以显得“人性化”，最终其实正有赖于背后这一套在现代化进程中已渗透进城市精神实质的法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