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启蒙失败了吗？

财新副主编高昱，在去年底曾感叹“三十年启蒙失败了”：

这番话当时似乎也没多大动静，但日前忽然又传开了，一时引发不小的波澜。对此唏嘘者有之，拍手叫好者有之，仅从这些反应本身就可见我们这个时代之一斑。

这里的“启蒙”是中国的知识精英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要带整个民族“出埃及”，成败都是由此而论。但我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倒不如说它已完成任务，中国社会从被精英引领、启蒙，转入了众声喧哗的大众政治时代。此时，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了，“启蒙失败”的断言也可以说是启蒙者无法适应这一新角色所致。

我的这段话在豆瓣上被消失之前，已有很多人表示不解或嘲讽。有一位就在微信群里直接问我：“请问您这里的大众政治是戏谑还是严肃讨论？”因为很多人觉得，中国当下这样的现状，也能算“大众政治”？

我并没有戏谑，只不过我对“大众政治”的界定可能和他们有所不同而已。如果必须按19世纪西欧的情形来“大众政治”，那就很难解释中国现在这种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没有过的四不像状态算什么。

我的界定很简单，就是精英无法再把持、引领、主导公共领域的话语生成。网络的普及，第一次让中国大众普遍获得了发声渠道，他们不再只是被动的客体，而开始直接表达，此时他们的利益、观点难免会和精英的设想不同，这都很平常。

如今回头来看，这对很多启蒙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幻灭，但如果把幻灭的原因归结为“启蒙失败了”，恐怕仍未理解这一幻灭的本质——在我看来，这一本质其实是，投射的对象如果一直沉默才最方便投射，这就好比暗恋，当对方真的开口时，你发现他/她和你设想的根本不一样，也有自己的意志，并不能如你的意。网络时代的景象，就是启蒙者的投射对象自己开口说话了——与其说是“倒退”了，不如说有些草根的声音你以前根本没机会听到。

这是坏事吗？那就取决于你怎么看了。

波兰诗人亚当·扎迦耶夫斯基前些年暮年回顾时曾感叹，1968年他们年轻时反抗，“那还算点本事。那不仅会冒风险，在智识发展上也会有收获。你必须要和一整座思想大厦进行斗争啊。”但如今，他却带着恐惧的心情看到后冷战时代的整个国家不断向右转，给真实的社会问题罩上一块意识形态的面纱：民族、教会、家庭、传统，这当然只能带来一言难尽的媚俗作品。

在中国，这个问题或许更为复杂，它庞大的规模和发育不完全的现代化，使当下社会呈现出光怪陆离的面貌。这个时代难免泥沙俱下，但相比起没有网络的时代，如今各种声音之嘈杂多元无疑是以前无法比拟的。这势必带来去中心化，而知识分子应当理解这些时代变化，适应自己的新角色，认清自己在结构中的位置，不要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心态里，将新变化完全看作是坏事。

我发现，在这个“启蒙失败”的话语中，非常盛行一种退化论建构，即相信时代在退步，中国正在退入蒙昧；但颇具讽刺意味的一点是，在反对的声音那里，“启蒙”现在象征的不是未来，而是过时的老派。

不管怎样，这是值得认真对待的社会心态。不必怀疑，启蒙知识分子的确怀抱真诚，那其中往往隐含着一种超越自身的家国情怀，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他们常抱有一种信念，即“我找到了真理，我来告诉你们”。

问题在于，这其实与现代性格格不入，也偏离了启蒙的原意，因为这实际上是将民众视为需要教化、改造的原材料，事先就预设了他们是无知的，只需要接受知识精英发现并交到他们手中的真理即可。

吊诡的是，恰恰当个体的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就更容易反感这其中隐含的精英式傲慢，好比一个孩子越是独立，就越是听不进师长的说教——哪怕你说的是对的。也许他们的想法未必都对，但师长其实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因为既然是“独立思考”，那就不能是被指导的，启蒙者不可能一直替代他们思考。

乍看起来，“启蒙”像是在退场，但那倒不如说是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扶上马、送一程，如今应该放手让每个人学会从自身权利和认同的视角出发来独立思考，哪怕他们思考的结果五花八门。自启蒙才是最好的启蒙，因为启蒙最终还是要培养个人的独立自主，这意味着相信每个人的判断力，也尊重他们的选择，这才是民智真正的开启。

从这一意义上说，感叹“启蒙失败”，就相当于一个挫败的师长，发现自己一直致力于引领的那群人没能“正确地思考”，但他没有意识到，当对方真正独立时，势必各行其是，甚至抛开自己，希望他们一直按照自己指引的方向前进，这其实是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乌托邦设想。

没有人能为“理性思考”规定一个正确的结果，我们需要的是重视这个过程，而不是看到结果不符合预设就不快。指望所有人都选择自己提供的真理，这是不现实的，在一个开放的竞争意见市场上，也做不到。

在一个价值取向逐渐多元化的社会里，很可能社会发展的结果，让多数人都觉得和自己预期不符。从某种意义上说，倒是应该高兴才是，因为人们这样的情绪，其实也是在反权威，尽管也存在一种可能，即他们自认独立思考，但没有意识到被隐蔽地操纵了。不过，你没办法把真理交到每个人手中，这需要人们自己去探索。最好让人们自己去寻获适合自己的信念，而“信念”也不像“真理”那样是一元的、确定的了。

这确实是全新的探索，网上对话因此也不失为一次大型社会实验和对话实践，因为我们传统上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操练。我之前和一些人谈起，他们也不大理解，或认为不可能有“真正的多元”，或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启蒙”，还有人不相信人们独立思考就会选择“正确的思想”。但启蒙者不应将民众简单预设为“被启蒙”的，也不应害怕他们表现出来的能动性，道路是需要人们自己探索的，如今也没有了确定无疑正确的唯一道路。

多元化的一个前提，就是很多人意识到无法消灭不同的声音，逐渐习惯这样的僵局，哪怕自己不喜欢也只能接受现实，这才有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变动。像这种超大规模的互动，也没有任何一个中心能够承担，而只能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状结构中进行——“我说你听”那种“一对多”的说教，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多对多”的对话模式取代了。

这样，启蒙者也不必总是肩负着那么沉重的使命负担，但这意味着知识分子不被需要、无事可做了吗？绝不是的。恰恰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更需要清醒的声音和良性的对话。这伴随着一种角色转换：从“引领者”转变为“对话者”，而这意味着倾听不同的声音，在理解差异中跨越鸿沟，或许这才能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