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 vs 珠三角优劣论
有一位新朋友和我说：“看你的文章一直推崇上海，但我和朋友讨论，感觉新世纪以来，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落下了，不如深圳为首的大湾区，你怎么看？”
首先澄清一下，我没有“一直推崇上海”，相反，我对上海向来是持有批评态度的。还记得2004年刚开始写博客时，最早就有一篇说上海其实也是文化沙漠，在经济上也不够开放，以至在高科技浪潮中，BAT等互联网巨头竟无一家诞生于中国的这个经济首都，这就很说明问题。
只是过去的这个冬天的疫情防控，上海在尊重市民权利、尽可能不扰动居民生活的前提下精确高效地控制住疫情，这些方面做得好。这在当时之所以能发酵成一个热点话题，其实也是因为国内社会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上海在这些方面的赞许，其实就折射出对一些地方“硬核防疫”之举的不满，意味着人们不仅想要安全感，还希望以最小的代价得到它。
因此，这是两个不同的面向，上海早就发展出了一套渗透进城市精神实质的法治理念，但它也喜欢大企业，民间草根的创业气氛不如深圳，这也是事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因为上海是“经济首都”，必须要“稳”，不像深圳从城市创立之初起就是要“闯”的——从进化的角度看，有时开创新局面是需要“失控”的。
可以说，上海在契约精神、管理型公共治理等方面延续了以往，但在诸如自发秩序的野蛮生长（想想“十里洋场”无法无天的“上海滩”、冒险家的乐园）、海纳百川的开放性方面，它早已背离了自己的传统。
近代上海的十里洋场，也曾经历了“野蛮生长”，才从一个小县城崛起为中国第一大都市，但在1949年后，它其实已经被驯化了
上海有一个隐蔽而高效的政府，加上它那种已有的治理技术和理性，能把一切都井井有条地管理起来。前些年有北京朋友来沪，本以为上海是经济中心，没北京管那么紧，但入职媒体后就惊讶地发现，在北京能发的很多话题，在上海都发不了。在这里，没有权力之间管不到的缝隙，也不像珠三角那样相对“小政府”一些，其结果是没多少空间给你野蛮生长。
管得太干净，就缺乏生机和活力了，自由度和冒险精神随之萎缩，因为太过在意风险，势必就不敢贸然抢先，但创新却都是需要冒风险的。在这方面，上海倒是和这些年的日本不无相似之处，都一样干净、高效、但也缺乏惊喜和创新，陷入了某种“高水平均衡陷阱”，也难怪在所有中国城市里，日本人唯独对上海情有独钟。
很多人可能不记得了，1980年代曾是上海“失落的十年”，上海人只能吃老本，眼看着自己瞧不起的“乡下人”都发达了。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之后，城市建设才开始日新月异，然而，往往被人所忽视的一点是：上海和长三角周遍各城市的差距其实仍然在不断缩小，这意味着其它城市的发展更快、步子更大。
事实上，这些年来，上海已经渐渐地很难吸引苏锡常的人才过来，很多人都回去了，发现老家生活成本更低、机会还更多。杭州就更不用说了，连近代以来移民上海最积极的宁波人，现在听说很多宁波的家长也都不愿意孩子大学毕业后去上海打拼，何必呢？宁波就挺好的。
这在人均GDP数值上可以清晰地看出来：2000年，浙江仅相当于上海的45%，到2019年增至68%，江苏的进步更神速——从40%到79%，几乎翻了一倍。
很多邻近的城市已逐渐追平乃至超过上海：同期嘉兴从55%到70%，宁波从67%到89%，南通最为惊人，从35%到80%，而苏州，在2000年还比上海低11%，到2019年已高出14%，自太平天国战争以来的160年里，首度实现反超上海。
苏州新城区 在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城市之外，苏州已多年蝉联经济总量第一
这既是因为长三角各地都充分挖掘了自身的优势，也是因为近三十年来逐渐形成了一套协作机制，长三角各地都逐渐发现，“对接上海”对自己是有利的。本来上海对外辐射主要是苏锡常、杭嘉这两个方向，近些年来又努力向南翼（宁波）和北翼（南通）辐射，在南通不时可见“主动对接上海，融入上海”的标语，更远的泰州、扬州也都无不急于借助北沿江高铁接入上海的经济轨道。
其结果，长三角的城市群“在集聚中走向均衡”，上海与各地的落差在缩小，似乎是去中心化了，但在这过程中，各地却越积极主动地向上海靠拢，上海又越是被认可为中心。
国内另两大城市群则相反，是在向心集聚：2000-2019年间，天津人均GDP相对于北京的比值，从72%降至55%，河北则从31%落到28%；同期，珠三角9市占广东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从76%升至81%。
在广东省内，珠三角内外的经济不平衡，一直以来都很显著，与周边的广西、江西、湖南等省差距也很大，但这也形成了强大的势能，让深圳、广州这样的中心城市更具有吸引力。
事实上，如果完全按市场化机制来配置资源，那当然在深圳投资产生的单位效益更高。最终，这也体现在经济产出上：2000年长三角16市的GDP总量是珠三角9市的3.08倍，但到2018年已降至1.84倍，显见珠三角增速更快。
深圳前海，大片高楼在建
珠三角给我的感觉，与长三角的问题恰好相反：市场化机制更彻底，投资创业气氛更浓厚，经济效益也更高，但它缺乏无可争议的龙头（香港、深圳、广州都想争夺），城市之间彼此竞争激烈，这既是其活力所在，但也因此，虽然在同一个省内，整体上的协作程度却不如长三角。
这种协作程度之低，不仅是在珠三角内部，也表现在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城市之间。珠三角有集聚效应，但辐射带动周遍则有所不足。因为相比起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是更加外向型的：早在2001年，深圳外贸出口（375亿美元）就遥遥领先于上海（276亿美元），东莞（190亿美元）也盖过苏州（123亿美元），但在国内贸易上，同年深圳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609.26亿元）仅为上海（1861.3亿元）的三分之一。
这一态势并非偶然，而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一如刘志伟在《明清珠江三角洲传统市场的发展》一文中所言，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上，珠三角早就已成为国内唯一可与江南地区相媲美的区域，尽管这种市场机制仍未挣脱传统的束缚，但作为那几百年里唯一的对外窗口，珠三角的经济体系是围绕着对外出口、以集散商品和组织流通为核心功能发展起来的，进而改变了传统各市场中心的分化整合。
在这种情况下，珠三角其实不需要广阔的腹地，而是作为商业中心带动制造业的发展，朝向海外。在这一点上，和它最为近似的其实是宋元时代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三角：一个边缘的、面向海外市场的贸易中心，它凭借的不是内需和广阔腹地，而是出口导向的地方性产品——在泉州当时是丝织品、安溪茶叶、德化瓷器等等。
这种远程海外贸易可以催生一个高度整合的生产与出口网络，造成空前的繁荣，而且其顺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往往极强，但它却不太会注重辐射带动周围地区，因为它依赖的并非内需市场，而作为一个商品流通中心，它也不需要太大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失衡的倾向可能是内在于它的机制本身之中的。
中国这两大城市群未来的发展会如何，眼下殊难预料，但有一点似可断言：双方各自的优缺点其实都是一体两面，相伴相生，也因此，作为彼此的镜像，它们倒是可以从对方那里学习——如果说珠三角需要找出一套更高效的协作模式，扩大腹地，强化辐射，走向均衡，那么长三角需要的则是如何在协作中容纳竞争，允许“破坏性创造”，激发社会内在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