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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男的共情能力

维舟 维舟 2023-01-27


3月16日,美国亚特兰大郊外的两家spa、一家按摩店发生枪击案,8名受害者倒在血泊中,其中6人是亚裔女性——有4人是韩裔,1人是华裔,另一位冯姓女子尚未确定是否华裔。


凶手是一名21岁的白人男子,被捕后他辩称,自己此举并非出于“种族歧视”,而是因为“性瘾”——但他恐怕难以自圆其说的一点是:4名韩裔受害者分别为51岁、63岁、69岁和74岁,华裔谭姓女子49岁,冯女44岁,另两位非亚裔的则是33岁的女性和54岁的男性。


BBC和CNN的报道中都指出了一点:当地警方现在高度警惕针对亚裔的仇恨性攻击行为,因为很多人将新冠流行归咎于是亚裔(特别是华人)传播开来的。也有人警觉美国极右翼文化中对亚裔女性的物化——她们常常被设想为是被动的、妖媚的、异国情调的,投射着白人的东方主义想像。因此,亚裔女性承受的乃是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


豆瓣上一位身在美国的“迦南如意”说,她自己在过去五年里就遇到过不少种族歧视,还曾被当街骂virus(病毒),但这次枪击案发生后,

有时候我都觉得一些国男是另一种生物,那天转到一个本校博士群,男的一个比一个风凉话说得多,说什么不一定是hate-crime,可能是因为什么按摩店打擦边球的有别的梁子。反倒是姑娘们互相支持,提供不少有效信息。



在惨案发生后,全美各地都爆发抗议,不同肤色的人都站出来反对这种针对某一族裔女性的残暴之举,为什么身为亚裔的华人男性反倒会对此漠然置之?


对他人痛苦的共情不是凭空产生的,那势必需要一种连带感:“姑娘们互相支持”,是因为她们深知自己就是仇恨的目标;而国男们说风凉话,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我头上”


1755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地震,无数人流离失所,但在巴黎,人们仍然在跳舞。伏尔泰因此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能意识到“他人的处境,也极有可能会降临到我们头上”,人们是很难产生共情的


也因此,像因果报应这样的传统观念能最强有力地阻止人们共情,因为沉浸在这种信仰里的人,在看到他人的悲惨处境时只会想“此人前世必有许多罪孽要赎”。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同情他?那都是他自己前世造的孽。很自然地,这会让人将任何现实合理化,并对自己所享有的优越地位心安理得


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曾说,只要人们感到自己安全,就会冷漠”,因而那些处境安乐的人“拥有一种奇怪的特权,既可做、也可拒绝做他人的痛苦的旁观者”


尽管在这次枪击案中,唯一的幸存者埃尔卡斯·埃尔南德斯·奥尔蒂斯后来回忆,凶手叫嚷要“杀光所有亚洲人”;但那些认为这未必是hate-crime、暗示按摩店打擦边球惹下麻烦的国男,却显然相信,那些受害者和自己不属于同一个类别,因而“她们”会出事,但不会轮到我头上。就像纳粹时代的德国人,不是不知道犹太人的处境,却极少声援,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作为“守法的体面人”不会有事的。



由于在国内的两性结构中,男性往往处于更优越的位置,他们也就很自然地更多享有权力感和安全感。贺萧《记忆的性别》发现,相比起女性,中国的男性更容易认同主流话语。


这倒不是说他们没有共情能力,但这种共情很特殊——我称之为“对权力的共情”:他们很容易代入掌权者的视角,强调“当家”管理的不容易,又或种种管制措施都是正当合理的。这样一来,那么现实机制就都显得没什么问题,如果你有问题,那你最好在自己身上找找问题。


有时乍看起来,他们也会有一种锄强扶弱的英雄气概,但正如我此前就在《把女人当人看》一文中说过的,这种对女性受害的愤激,实际上是由自居的“责任感”所激发的:

当外族人强暴中国女性时,这一个体就成了国族受辱的象征,尤其是对男性的羞辱,暗示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女人”。因此,真正激怒这些男性的,并不是女性自身的遭遇,而是对男性“责任”的损害。

在美国社会,华人男性本来就缺乏性魅力,不像女性还能通过婚姻攀升(marry up),因而就像周蕾等学者早就指出的,美国的华人男性对女同胞会滋生一种酸苦而微妙的厌女心态。


在本案中,那位确认身份的华裔谭姓女子就是出生于南宁,在嫁给一名美国人后移民,她正是事发现场之一的杨氏亚洲按摩中心(Young's Asian Massage)店主。说“按摩店打擦边球”的人,显然是隐指这类场所提供软色情服务才惹来麻烦。


这种道德指控也与国内那种“指责受害者”的舆论环境一致:或明或暗地指控其遭遇是因自身做法所导致的——例如你被骚扰只是因为你穿得太暴露了这就回避了对现状的反思和批判,何必呢?对一个认同现实的人来说,批判现实就相当于批判他自己。



不难想见,一个越是习惯身处社会结构中主流位置的男性,就越是难以对边缘群体产生认同和代入感——相比起女性,他们更难接受自己属于边缘群体的一部分,因为在一个等级制结构中,承认自己可能成为受害者,就是承认了自己是弱者


问题是,在美国社会的语境下,这其实是一种错位的心态。《传统的发明》曾不无嘲讽地说,“在非洲,没有哪个白人农民将自己看作是农民”;如果是这样,那么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在心态上仍保持了原有的惯性,不习惯自认是少数族裔。在这一点上,原本就身处边缘的女性倒还更容易适应一些。


虽然这次事件是发生在美国,但这种心态所折射出的却是中国社会的特征。“对权力的共情”所对应的便是一个权力等级的结构,它带来好坏参半的双重结果:既激励人们奋力向上流动,同时却又阻碍人们代入、认同弱势群体


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权力结构中,身处安全地位的人才会产生一种致命的幻觉,以为自己可以幸免而不会成为受害者。但是,“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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