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意识很强，规则意识很弱

肖若腾

7月28日，中国体操选手肖若腾在东京奥运会的男子体操个人全能比赛中，以微弱劣势败给日本选手桥本大辉。其中最具争议的，是他单杠项目完成后被扣0.3分，以至于与金牌失之交臂。

看看网上的言论就可知，国人普遍觉得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肖若腾的教练称赞弟子的表现已是“顶级发挥”，堪称“完美”，而之所以没能夺冠，只是因为日本队“主场优势”。不仅是他，李小鹏、邹凯等已退役的体操运动员也都一个个站出来，宣称肖若腾是被裁判黑了——虽然他们既没有拆解动作细节，也没分析扣分点，但断言其中存在黑幕。

普通国人自是更气不过，很多人讽刺日本人为了拿金牌“吃相太难看”，挖苦“东道主”成了“东盗主”，“偷”去了本该属于“我们”的金牌。群情激愤之下，国际体操联合会（FIG）的INS等网络社交账号遭海量辱骂刷屏，被迫关闭了INS的帖子评论功能。这种质疑声浪之大，迫使国际体联史无前例地亲自下场，首次对争议作出官方公告。

自此，争议可说已尘埃落定。在此之前，就已有人将肖若腾、桥本大辉的动作一帧帧对比过，解释其得分和扣分在哪里。有一篇很好的科普帖（请点文末“阅读原文”），按规则详尽拆解动作来看，结论是：桥本大辉的跳马打分基本没问题；“动作结束后没有向裁判示意扣0.3分”，这不是有意为难中国选手，而是明白写在规则里面的。

人们之所以认定其中存在猫腻，是因“规则”本身违背了自己的直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桥本大辉落地时没站稳，一脚都跨出垫子外了，为何却和肖若腾同样扣0.1分；也不理解，为什么肖若腾全套动作完成得很好，得分却不高。

换言之，中国观众心中的“打分”根据的不是动作拆解后的规则，而是全套动作完成度——前者基于一种分析思维，后者则基于整体思维。

桥本大辉落地时脚跨出垫子外

问题是，近些年来体操比赛的规则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实不仅体操如此，包括乒乓球、射击，各种赛事规则都旨在刺激观赏性、增加难度乃至意外，表现在体操上，就是各种高难度动作的连接才能得高分。只要动作难度高、够精彩，落地没站稳反倒也只扣很少得分数。

桥本大辉的动作正是如此：他的难度（5.6）比肖若腾（5.0）高出不少，但跳马落地时右脚往外跨了一大步，也只扣0.1分。也许让不少人震惊的是：完成动作后不向裁判示意的扣分（0.3）竟比这样的动作失误扣分更多，但规则就是这样。

当然，总会有人说：“这件事为啥更懂体操的冠军们都在叫屈呢，应该比任何科普人士都更懂体操吧，只是别有目的吗？ ”

由于体操规则更新迭代很快，仅英文的打分规则（Code of Points, COP）就长达400多页，那些退役的体操选手都还是多年前参赛拿冠军的，脱离一线既久，也未必就更了解新规则，何况运动员和裁判本来就是不同的专业领域。不管他们是凭多年前的经验来判断新形势，还是在当前的大氛围下顺着大众心态说些中听的话，这也都不难理解。

这次其实男子体操的表现总算还好了，女子体操团体只拿到第七名，这才是更大的危机征兆——想想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程菲还带队拿到了女团金牌！此后两届也至少名列第四和铜牌。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很多人说到的“选拔不透明”等问题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未能及时顺应规则的变化。

中国女子体操选手以往多以纤细灵巧见长，但新规则下，瘦小已经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了——因为你得肌肉力量很强，才能上难度，完成一整套动作。不可否认，新规则确实有利于力量较强的欧美队伍，因而自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美国队接连两届奥运会都夺得女子体操团队金牌，这届也差点三连冠，只因名将拜尔斯意外退出，才以3.4分的微弱差距输给俄罗斯奥运队。然而这些年来，中国体操队的思路却都还很保守，为了确保完成度而降难度，这与规则激励的方向背道而驰。

肖若腾的风波，掩盖了女子体操团体的失利，但若说对裁判、规则有争议，他当然也不是没申诉过——结果是被驳回了。赛后，他主动给桥本大辉一个拥抱，也接受了裁判给出的最终结果，并在微博上呼吁“不要过度攻击运动员本身”，这在国内被普遍看作是他的宽容大度，体现出了“大国风范”。

他的表态也是一个风向标，以一种国内大众能接受的方式，给当下的舆论降温，同时将人们一腔热情转为对体育事业的支持。

昨天，中国代表团在接受国内体育媒体《体育大生意》记者采访时也说：中国运动员参赛，“不仅仅是为了取得优异成绩，也借助奥运会的平台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的大国形象，向各国奥委会和运动员释放善意，欢迎各国积极参加200天之后的北京冬奥会。所以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暴力。”

这番话算是给这场争论正式定调了，将网民的热血转化为中国人的“气度”和“正面形象”上来，同时引导人们支持全民体育运动，但搁置了对规则的争议和解读。其结果，就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理解：“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考虑到大局，我们选择大度地忍了。”

东京奥运会上为美国队夺得一枚体操金牌的Sunisa是一位老挝苗族后裔，她也是新规则的受益者之一

从表面上看，这事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争议，是因体操属于裁判主观打分的项目，不像那些易于客观衡量比赛结果的“秒、米、公斤”项目那么一目了然；但再往深一层，窥一斑可见全豹，则可说体现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潜意识：公平意识很强，规则意识很弱。

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参与这些比赛时，不由自主地非常关注自身的输赢，特别是在那些差距很小的项目上，就更难坦然接受失败，相反，此时有一种强烈的公平意识被激发出来，使人倾向于认定自己是受害者。这样想的最大好处是自己的立场可以免于动摇，但代价则是为此势必要牺牲对规则的尊重。

确实，这次很多人即便在看完细节解释之后，得出的结论也是：裁判没有黑，但这规则本身就对我们不利，因此，根本之道是“得有我们自己人”，最终去改变这一不合理的规则。

然而，在奥运会这样的国际比赛中，就算是有“自己人”，众目睽睽之下，裁判也是不能随便自由裁量的。广州亚运会时，正因中国裁判擅自修改选手打分，拿到了金牌，被国际体联处罚，才导致此后中国体操队存在被压分的问题。裁判违规不是小事，否则规则也就不是规则了。

像这样的认识，也可见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对规则既不屑于理解，也不怎么愿意遵守——或者说，只想遵守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如果不利，为什么要遵守？不仅如此，人们普遍觉得“规则也是人定的”，不过是权力的游戏罢了，并不代表正义。

《叶问2》剧照

中国人有这样的想法并非偶然。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规则”都并不是“在神面前共同遵守”的法则，而只不过是有权者制定的律令。相比起来，在古希腊，苏格拉底面对不公正的死刑判决，仍拒绝出逃，因为“我们不能期望法律是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当我们不喜欢某些东西时，我们可以拒绝，但法律是一种协定，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破坏这些协定”（艾柯《帕佩 撒坦 阿莱佩：流动社会纪事》）。

到了近代，国人受列强欺凌的屈辱深入集体记忆，在通俗文艺（例如《叶问2》）中就经常表现这样的桥段：中国人明明更强，却被迫要按西方的游戏规则来，还有不公的裁判，但即便在这样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我们的英雄仍然获胜了。

这可以极好地宽慰我们，但令人痛苦的现实却是：这无助于我们看清自身的问题。毕竟，甩锅给裁判和规则，就避免了自我反思——因为“我”没问题啊，问题只是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像这样的质问，自中国1984年重返夏季奥运会以来，就几乎不绝于耳。特别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熊倪在10米跳台跳水中屈居亚运，当时普遍认为是裁判偏袒美国选手洛加尼斯所致。但当时的情绪至少是“在不能改变规则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只能将自己做到无懈可击”，事实也是，当中国跳水队越来越强，直至成为包揽所有金牌的“梦之队”之后，这种“裁判不公”的声音也就很少听到了。

在去年的孙杨禁赛事件中，我们已经因为不尊重规则吃过亏了，差点无谓地断送了一个优秀运动员的生涯。当时的症结与这次可说内在一致，都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主观意愿来认识、解释规则。

本来，虽然这次有争议，但这样的讨论不失为一个重新认识规则的起点，更好地认真反思，改变当下的处境，然而即便在详尽讲解规则的帖子下面，仍有人说：“在大是大非面前谈事实和科学？”

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异议，规则是共同制定出来的，至少也可以通过正式渠道公开申诉。与其陷溺在这样的受害情绪中，不如沉下心来钻研新规则、新技术，顺应新变化，反思存在的问题。一味怨裁判、怨规则，那我担心下一次还会吃亏——事实上，2012年伦敦奥运会陈一冰获吊环银牌就喊冤过，但事后复盘发现打分没问题，是教练组没吃透规则。如果当时就吸取教训，也许今年肖若腾和女子体操队也未必如此了。

我们当然要公平，但这种公平，首先应当是承认规则前提之下的公平，输了比赛第一反应就想质疑、推翻规则，这样的队伍没有前途，也没人会尊重这样的对手。

P.S.关于孙杨事件，我去年写过一篇《孙杨的悲剧》，已被删，请到本号首页下方对话框，输入“孙杨”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