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抑郁并没有问题

你可能也像我一样，在疫情笼罩之下的这段时间里，在各种群里会不时看到有人说：“都快被整抑郁了。”

这有时是戏谑，有时是感叹，但也有的是真抑郁了——当然，更多抑郁的人早已不想说什么话了。疫情已三年了，我周围许多人的情绪都很低沉，即便不那么沮丧、焦虑、压抑，但耳闻目睹的各种消息，也实在没什么能让人高兴得起来的。有朋友简洁地说出了这种感受：“我忽然发现自己几乎在所有问题都感到很悲观，这不对啊。”

是啊，我们本能地感到这好像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谁不正常？

疫情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现在赫然发现，原来距离自己都并不遥远。在繁荣安全的年代，不确定性曾经给人冒险的兴奋感，现在却引发不安和惊恐——以前是欲望，现在是生存焦虑。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陷入抑郁。有人告诉我，她虽然没被封控，但这段时间来情绪非常低落，而她一位北方的朋友家到现在还被关着：

一例确诊都没有，全城红灯，一周三次全员核酸。也没有保供。神奇的是，他家一点压抑的情绪都感觉不到。我是真的觉得很神奇。我无法理解他家为什么不焦虑。我朋友也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焦虑。

这折射出人与人在不同处境下反应的巨大差异：情绪问题的引爆，原本就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主观感知，因而焦虑、压抑的根源，并不是当下的有没有饭吃，而是一种安心感。 

焦虑，是因为你要自主做决定，本能地有压力。但如果你相信有一个强大的家长，能把一切都管得井井有条，只要交给它或老天爷去管就好了，你完全不用操心，又或者，你虽然略有点怀疑，但觉得自己很卑微，担心也不管用，那是不会焦虑的，相反，一切都会以一种宿命论的乐观来对待。

也就是说，这种乐观对应的，是一种“无我”的心理状态。缺乏自我、自主，自己不需要为出现的任何事操心，也就没有心理负担了。传统社会，无论什么天灾人祸，都逆来顺受，哪怕自己生病了、出车祸了，一切都是注定的，连生死都是天意，那你还焦虑啥？

秦晖在回顾历史时曾说：“中国的老百姓不管怎么一翻一覆地颠倒，他们都好像已经习惯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顺应任何形势，“他们的精神不会崩溃，因为他原来也没什么精神”。

不仅如此，他们要认为自己原来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是平凡的工作背后有远大理想的，否则的话你没法活”，“那个时候，中国人精神的适应性已经达到一种地步，对于任何急剧的转弯，他们没有转不过弯来这一说的，没有什么信仰崩溃、什么精神崩溃”。

顺着这个思路来看，当下面临种种现实之后，人们陷入情绪低沉，其实是因为他们身上的自我意识更强了，不能或不愿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而要作出自己理性的决策判断，就得花费更多精力去分析判断社会现实。

然而，美国哲学家C. I. 刘易斯早就曾说过：“不存在什么先验的理由可以认为，当我们发现真相时，它会是有趣的。”

长久以来，我们总是潜在地认为，精神抑郁是一个问题，原因是无法正确地看待社会现实，“负能量太多”，似乎这种精神状态的根源，是因为人们对各种事件采取一种消极、悲观的歪曲看法。

这么想很平常，事实上，心理学界也一直有这样的预设理念，但正如罗伊·鲍迈斯特在《社会性动物》中指出的，现在越来越多研究结果表明：“抑郁的人对世界的看法并不歪曲，他们对世界的看法相当准确（事实上，这可能正是导致他们抑郁的部分原因）。相反，快乐、健康的人才会歪曲，只不过他们是朝着相反（乐观和自我炫耀）的方向进行歪曲。” 

因此，看似奇怪的是：将心情抑郁问题化，并不能解决抑郁这个“问题”，因为对很多人来说，错的并不是自己的感受、判断，非要强行正能量，才会制造新的问题——本来他们可能只是心情低落，但要让他们接受一套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可能会把他们逼疯。 

换言之，单纯想要清除、压制“抑郁”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真正的关键并不是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情绪，而是他们的认知、判断是否符合事实，以及在得出这样的认知后，他们能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加以应对。

如何走出无力的漩涡？

人们为什么会陷入低沉？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他们原来所赖以构成心理平衡的生活现实崩塌了，这活生生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迫使人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间里去面对。

在这样的极端情形下，精神危机是一种正常反应，加缪在《鼠疫》中早就说过：“人一旦意识到世界荒诞，即便没有感染上疫症，也平添了心病，这就是身陷围城、心陷绝境的征兆。”

这是没办法视而不见的，就算没有身处封控之下，但凡对未来有所预期的人，也不能不生出山雨欲来的预感。

网上有人说，看到上海封城的遭遇，希望又一次落空，

我在另一座城市，无封锁，休假三天，很清爽的天气，本想着理清脑袋去外面透透气，可是一想到那明天呢，下周呢，下个月呢，明年呢，刚激起的热情又立刻熄了。不禁回忆起三年前的周末，聚会、旅行、图书馆、博物馆、打球、会友，这些平常无奇的社交现在真的好陌生啊！感觉自身的期待、希望正在逐渐消失，甚至最原始的欲望都在消失。

是不是反应过度且不论，当生存环境发生变化时，这种回应本身就是个体适应性的体现，只不过悲剧性一点是：有时，这种短时间内的创伤，会在我们肉体、精神乃至集体记忆中都留下长长的阴影。

意大利历史学家皮耶罗·坎波雷西曾发现，饥荒有一个副作用一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那就是受灾群体的智力健康水平出现下降；哪怕饥荒已经过去，但那段时间糟糕的营养水平不仅损坏了健康，而且往往严重破坏了心理平衡，人们很长时间都走不出来。 

中国人对此也不会陌生，因为我们离开那个年代的记忆其实也并不远，前些天就有人和我说：

这三年的疫情，让我彻底理解了之前不能理解的长辈们。极其能忍气吞声、节俭苛待自己到了刻薄的地步，出了事情总是像只仓鼠一样缩在角落自我反省自我检讨，总担心自己弄出太大声响，担惊受怕、畏畏缩缩、逆来顺受，还有囤货癖。我们只是这样过了三年，而我的母亲这样过了之前的五十年，我的外祖父这样过了九十年。

确实，当下也有无数人这样：面对封控之下、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每天只能在抢菜和煎熬中度过，至于那些汹涌而来的坏消息，最简单的应对之道就是干脆不去上网，眼不见为净，在生活的铁锤砸到自己头上之前，假装一切都还岁月静好，以换取短暂的平静，并在越来越逼仄的角落后蜷缩着身子，设法生存下去。

我知道，很多人都希望当下的痛苦和困扰只是暂时的，届时把这段短暂经历抹去，似乎就不可以消除阴影，自己的生活也能“恢复正常”。这么想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疫情只会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短暂插曲，然而，两三年来的现实是，我们迟迟看不到尽头，就算到它结束的那一天，要假装它没有发生过，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1965年，美国海军上将斯托克代尔在越战中被俘，在狱中多次遭受严刑拷打，八年后才获释回国。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他回顾这段艰难时光时说，同伴中死得最早的是那些太乐观的，因为他们总想着圣诞节总可以放出去了吧，圣诞节不行，又盼望着下一年的复活节、感恩节，再到圣诞节，一次次的希望落空，到最后精神逐渐垮塌，而他虽然坚信一定能回到家人身边，却从未想过这一天能很快到来，也正因此，他沉着地为此做了长期准备。这种“乐观者反而死得早”的现象，后来被称为“斯托克代尔悖论”（Stockdale Paradox）。

我们当下也正面临同样的处境：希望的破灭当然是让人痛苦的，情势也很难乐观得起来，但这未必全然是坏事，正可以让我们冷静下来，沉着地评估自己所面对的现实。 

很多人陷入焦虑，说到底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掌控感。贫困亚文化的核心，就是人们没有能力宰制自己生活中的种种风险，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无效力”，只不过穷人经常以一种宿命论的态度来对待它。 

要重新获得这种掌控感，就应当分清楚，哪些是超出我们掌控之外的因素，哪些才是我们自己能去做的——这并不是说要抬头不看现实，而只是说，在看清时代风浪的同时，坚定地专注于力所能及的事，才能使我们不至于陷入无力、无助的漩涡，重建心理的平衡。 

到那时候，我们会对罗曼·罗兰的那句格言获得更深刻的切身理解：“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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