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女性为什么那么累？

Brittany England on Healthline

职场女性通常都是超人：她们不仅要在职场上保持光鲜亮丽、独当一面，还要在回家后照顾好一家老小，一根蜡烛两头烧，所谓“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这有时是出于敬佩，有时语带戏谑，有时甚至是不无苦涩的自嘲，但总的来说，当下社会都默认这是所谓“新世纪女性”的典型形象。

像这样的职场女性形象，在美国其实早就出现了。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早在1989年就提出了“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的概念，因为她在访谈中敏锐地发现，很多女白领都不得不疲于奔命地两头兼顾。

提出这一说法的就是一位受访女性，尽管她非常抗拒将家务劳动当作是工作，但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生活几乎就是不间断的劳作：“上班的时候你在干活儿，当你回到家，还是干活儿。然后你再回去上班，继续干活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看似奇怪的是，这正是女性解放所带来的。

就像任何一个社会一样，美国人的性别意识形态历来与社会文化变迁密切相关。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父亲身份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回应着经济变迁：最初的农业时代，父亲作为一家之主训练儿女；19世纪初以后，随着经济活动和职业训练转向家庭之外的工作场所，父亲将养育儿女的责任更多留给妻子。在这两个阶段，父亲的形象通常都是疏离而严厉的。

直到20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在学校、工厂和办公室建立起全新自我认同时，社会文化中才出现了“慈父”的观念。阿莉•霍克希尔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美国处在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但父亲身份还仍处于第二阶段。”

在社会学上，这称之为“文化滞差”（culture lag）：社会已经向前发展，但观念却改不过来，因为一个人观念的改变，远比社会经济的发展要缓慢——一个农民哪怕成了暴发户，但习惯却可能一辈子都难以改变。

同样地，当女性进入职场，她们的钱袋、自尊心、女性身份认知，以及日常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无论心甘情愿还是纠结不已，她们发现自己正陷入两难的境地。

[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 著

肖索未、刘令堃、夏天 译

三联书店2021年7月第一版

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改变：在美国，直到1970年代，在婴儿潮之前出生的男性中有70%同意：“男人工作、女人照顾家里和家人，这种安排对大家都好。”到了90年代，这批男性中仍抱有这一观念的降至50%。

1950-2011年间，美国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从30%飙升至59%，1970年代后制造业向海外的转移打击了男性赚钱的能力，而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却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其结果，1980年时双薪夫妇中妻子收入仅为丈夫的32%，三十年后攀升至76%——然而，她们中的不少人哪怕赚的钱超过了丈夫，但在家里，家务活仍然被默认是“女人干的事”。

照理来说，一个人的性别意识形态倾向于与其处境相适应，妇女运动也提出给女性赋权、重视并分担照料家务的责任，然而讽刺的结果是：经历数十年的复杂博弈，美国社会“渐渐地拥抱了赋权而推走了照料”。

也就是说，社会一方面认定女性应该展现她们的天分，发挥一切潜能，和男性比肩，但另一面，照料他人的责任却仍然义不容辞地落在女性肩上。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超级妈妈”的形象悄然涌现，因为她让这场停滞的家庭革命看似正常而幸福，似乎她能同时兼顾双重任务，并且都得心应手、无所不能——换言之，社会转型中的压力，更多地由女性承担了起来。

正如本书所指出的，这是“一种对家庭和工作之间相冲突的要求照单全收的方式”，对女性提出了超出常人的要求，似乎她们不需要休息，也没有个人需求，“一个不幸的事实就是，当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加速运转引发家庭震荡时，大多时候都是女性充当了引雷针。”

问题是：她们其实并不是超人，女人也是人。在看似无往不利的超级表现之下，是不为人知的苦涩，许多超级妈妈说：“我不知道自己的感受。”

为了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她们不得不缩减个人需求，放弃阅读、爱好、电视节目、访友、运动，以及独处的时间。就像缇娜•费（Tina Fey）描述的，她们表面上的光鲜之下，内心却处于“在地雷区跳踢踏舞”的情绪边缘。

对新一代女性来说，这是一个卡在中间的苦涩处境：虽然看似获得了平等与解放，但她们所受到的压力也急剧上升，这甚至引发了婚姻危机，因为她们发现，自己被要求得更多，但得到的支持却很少。

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现代婚姻需要双方努力维持，而社会上的所有变动，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会波及婚姻内双方的相处模式，如果彼此无法调整适应，那么势必就至少会有一方承受着巨大压力，可能彼此都发现维持婚姻已变得越来越艰难。

这一转变的完成之所以很难，是因为这无法只取决于女性单方面的努力，而势必有赖整个家庭结构的变动。到了现在这时代，很多男性倒也未必不肯做家务，但问题是，他们以为自己做的已经足够了，但却惊讶地发现，在妻子眼里这还远远不够，这就造成了双方的挫败。

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差别是，女儿常常认为父亲帮忙家务是因为“出于爱”，但男性在描述自己父亲时，却极少将他帮忙做家务和“爱意”联系起来。

霍克希尔德在访谈了八对夫妇后发现，不同的家庭对此有不同的因应之道。

南希在人前扮演神采飞扬的超级职场女性形象，根据他们家庭内部的微妙分工，看上去夫妻俩似乎真的平分了家务，婚姻也幸福、正常，然而事实上却是她承担了第二轮班。

卡门其实比丈夫能干，但她却继续声称他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夫妻俩形成某种巧妙而默契的共谋，因为这种表面上的服从让丈夫受用，既让她在人前保持顺从的妻子形象，又在人后将他带进厨房——虽然她自己能搞定，但这种佯装无助却让她丈夫乐于主动提供帮助。

杰西卡一家则代表着那种最紧张的婚姻组合：夫妻双方都更关注事业而非家庭，谁也不愿意对家庭分工作出妥协让步，哪怕她想在职场实现自我并期望得到丈夫的支持，但丈夫内心却相信，她并不“真的想成为职业女性”，由此而来的种种误会和缺乏彼此支持的争论，使他们的婚姻处于无法消除的紧张状态。

当然，最理想的是双方都能妥协体谅，平等地承担家务。两位看起来最乐于主动分担家务的“新好男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少年时期的经历就已经在他们身上铸就了某种动因，他们都在女性为主的家庭环境中长大，都曾反抗过“差劲”的父亲，也都尽力避免长成他们心目中“直男”的样子。

简言之，并不是婚姻改变了他们，而是他们在步入婚姻之前，就已经为真正平等的家庭分工和性别角色做好了准备。

然而，像这样的“新好男人”仍是少数个人的探索，公开挑战流行的男性身份观念，仍然不成气候。在大部分男性不愿意或不知道如何转变观念、女性又无法推动这一转变的情况下，这一旷日持久的性别意识变迁就成了“停滞的革命”。就此而言，真正的困难之处在于男性如何调整自我形象认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一“未完成的家庭革命”最终的障碍，就是男性身份本身。

美国家庭在分担、处理家务时，基本上只能在夫妻之间分担，但在东亚则有所不同：年轻夫妇可以将家务“外包”给家政阿姨或老人。在美国，没有老人会帮着带孩子，人工费的高昂使得即便是中产家庭也很难请得起佣人，而在中国，这两点看起来都不是问题。事实上，这是当下中国社会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极高的关键因素。

社会学者蓝佩嘉在《跨国灰姑娘》中发现，同样面临“第二轮班”，台湾职场女性发展出一种新的模式，那就是将家务外包给菲佣，但把那些情感性的劳作（如给家人做早餐、陪孩子阅读）留给自己，以此既减轻自己的劳作负担，又保持与家人的情感联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家务外包模式所适应的社会结构更为保守，因为它意味着男性更不需要调整在家庭中的自我认知。

现在的问题是：国内当下正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既不放心老人带孩子（何况同住也经常带来各种矛盾与摩擦），雇佣阿姨的费用也水涨船高，有时竟然还超过主妇的工资收入，这使得原有的选择正在逐渐缩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退回家庭，选择当一个家庭主妇。从女性解放的角度来说，这不免令人唏嘘：博弈的结果，竟然是女性的性别角色倒退回传统、保守的结构之中，这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中国女性的选择何其有限。

这一家庭革命将走向何方，眼下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恐怕可以肯定：仅靠“超级妈妈”或“新世纪女性”是于事无补的，那只不过意味着一个不合理的结构将过多的压力分配给责无旁贷的弱势者。

现在的问题是，至少在东亚，她们也撂挑子了，以不婚不育进行消极抵抗，全社会由此陷入低生育率的无解困境。说到底，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靠“新女性”，也需要“新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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