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做个女人那么难

女性并不生来就是女性主义者。有一位朋友曾跟我说，其实她从小并未觉得男女有多大差别，直到大学毕业，踏上社会，才赫然发现真实的社会并不像学校里那样：不但职场可能遭遇性别歧视和性骚扰，家人也唯恐她嫁不出去，而这两年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甚至让她连基本的安全感都在丧失。这些一言难尽的经历，不能不让她重新审视自己的女性身份：“虽然以前也知道做人难、做女人更难，但也没想到会这么难。”她头一回认真考虑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做个女人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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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

[日]上野千鹤子 著，王兰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5年1月第1版

男权社会的运作逻辑

这个问题，大概每一个自我觉醒的女性都曾问过，虽然她们找到的答案不尽相同。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对此的回答是：因为男权社会的运作逻辑就是建立在“厌女”（misogyny）基础上的，因而“女人之难，似乎不分东西，不论体制”。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男权社会是围绕着权力支配建构起来的。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对世界的认识不仅设置了一系列二元对立，还为之设定了等级，其中一项在优先级上处于统治地位。

这样，男性支配女性，就像男为天、女为地一样顺理成章。现实是：这样一个社会的存在和运行，都有赖于将女性保持在一个相对屈从的地位。最典型的就是到处可见的那句话：“连女人都搞不定，你还算什么男人！”

正因此，女性权利并不只是女性的问题，而动摇了这一秩序的根基，牵涉到男性的自我认同，因为所谓“男子气”就是通过“不是/不像女人”来定义的——在任何文化里，“娘娘腔”都是对男性的羞辱。

上野千鹤子尖刻地指出，“好色男人的厌女症”背后潜藏着一种内心的矛盾纠结：“每一次想要证明自己是个男人时，都不得不依赖女人这种恶心污秽不可理喻的动物来满足欲望，男人们对这个事实的怨与怒，便是厌女症。”

这一社会秩序原理的确立，只有支配者的认同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被支配者的自愿服从，缺一不可。

换句话说，女性的“厌女”是它能成为现实的关键一环：“女人的价值由男人的选择而定（据说如此），可男人的价值不是由女人的选择来决定的。”（本书第15页）

这很好懂：规定“女人要像个女人”、怎样才算“有女人味”的，往往是男性，但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时见到的那样，有时连女性自己也接受了那一套。 

“做女人为什么这么难”的根本原因也在此：她们的形象和行为规范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而处于他人无处不在的眼光之下，就像是按照他人的意愿来扮演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

这势必造成一种自我屈抑又动辄得咎的处境，尤其是在新旧价值观交替的当下，可能无论你怎么做都很难让人满意。

2018年上映的韩国电影《燃烧》借主角之口说出了女性的这种两难：“女人化妆被说，不化妆也被说；穿得少被说，穿得多也被说。听说过一句话吗？没有适合女性生存的国度。”

在这一点上，女性的敌人不仅有男性，也包括其他女性——直接管束一个女孩“要像个女孩”的，往往是她的母亲；为了实现“被男人选上的价值”，女性的最大竞争者往往就是其他女性。

这在本质上是不去质疑男权社会的秩序本身，而是寻求在其中“适者生存”，而代价就是屈抑自我，投其所好地迎合手握稀缺资源的男性掌权者。

有句俏皮话不无讽刺地道出了这场性别战争：“男人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

因此，女性也会厌女——不仅仅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的那种“雌竞”，也不止是对“身为女人”的怨恨，而是一种对自我的深刻否定。

这常常意味着要给足男人面子、用媚态来操纵男人，曾被称为“魔女”的木岛佳苗，相貌极为普通，但就是因为吃透了这一套，在东窗事发之前将一个个男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上。乍看起来这像是胜利，其实却必须顺应男权社会的逻辑。

正因为这已成为社会运作的基本逻辑，要摆脱它是极难的，即便现代发达国家也在所难免。

在欧美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虽然已经开始正视女性的欲望，相信女性自有其长处和能力，但却也流露出一种厌女态度：承认男性握有权力的必然性和现实，而女主人公则具有典型的被动性和令人心生怜惜的无助感，并且具有一种特殊的乐观，那就是相信这种男权的秩序不会威胁到女性自我的完整性。实际上，当下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幻想也出自同样的心态。

当然，不同时代的“难”是不一样的：在传统社会，这通常是要求女性要遵循一套严苛的道德规定（不能“跨越门闾”或戴面纱）；但在新旧交替的现代化过程中，女性虽然看似获得了一部分权利，却可能发现处境更难了。

在日本，母亲对女儿发出双重信息：作为一个“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女儿被要求既“像儿子一样成功”，又要“成功地做一个女儿（女人）”，这就使现代女性处于一种腹背受敌的双重夹击之中。

无论是哪一种，这都体现出女性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的典型困境：她们的选择是很少的。

解放女性，也就是解放所有人

随着时代的变迁，“做女人”的意涵也在发生改变：这不仅仅是要“做别人希望你做的样子”（因为“理想女性形象”通常都是对男性而言的），而现代女性则相反，是想要挣脱那套规范的束缚、毫不掩饰地做自己。然而此时，她们很可能会发现，周围的整个环境对此是很不友好的。

每个社会对人们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都有一套默认的行为规范。这种“角色模型”（role model）对所有人都有效，理论上说男人也不例外（诸如“男儿有泪不轻弹”）。

不过，“角色本位”的东亚儒家社会尤其注重这一套，认为不遵守就会天下大乱，而你不用多想就能明白一点：像女性这样受支配的弱势群体，所需要遵循的角色规范远比男性严苛，因为她们没有逾越自己身份的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做女人”往往意味着穿上一件男性为自己定制的紧身衣，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的那样，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的，而是在后天的实践中“变成”女人的，因为只有她们遵循了那一套角色规范，才被社会承认为是“好女人”或“像个女人”。

然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这种角色规范却可能出现很大的变化：传统上认定“女子无才便是德”，第一批女性售货员、女性拖拉机手出现时，都曾引起轰动乃至非议，因为在此之前，人们没想过“原来女性也可以做这些”。

有时看似奇怪的是，一个女人是不是能“做女人”，不是她自己说了算的。在电影《炮打双灯》中，蔡家炮庄的大当家春枝是个少女，却从小就被当作男孩抚养长大，因为她爹没有儿子，而炮庄的产业和香火又只有“少爷”才能继承。

当她终于女性意识苏醒，改穿女装，当众宣布“你们都给我听着，我宁可不做你们的少爷，也要做一个女人”时，整个大院都感觉天塌了一样，请了巫师来为她“驱邪”，逼迫她又穿回男装。

直到最后，她怀了孩子，说：“我知道，镇上说这是野种，野种就野种呗，只是这话，不能让孩子听见。”

这个故事极好地表明：“女人”本身就是一种自主选择的身份角色。在春枝那种特定的处境下，她想要“做个女人”本身就是离经叛道的，一如后世女性去做原本男性才能做的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她怎么做，而在于女性“想做什么”不能自主。

对男权主义者来说，一个女性想要自主地“做自己”本身就是对既定秩序的颠覆，足以造成巨大的困扰。

日本文化研究者关根英二在和一位美国女性恋爱、结婚后，发现对方不断坚持“我不是随你所愿的他者”，对他来说成了既不能理解也无法控制的“怪物”，这深深地撼动了他对男性和女性“应该是什么样”的一整套信念。

在欧美社会，“女性主义”（feminsim）并不只是指“为女性争取权利”，而意味着“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但在东亚，这种理念的着重点其实往往落在社会差序格局中的人格平等——用上野千鹤子的话说，“女性主义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思想”，是“女人接受自己、爱自己的思想”。

这既不是“让女人变成男人”，更不是“向男人夺权”，而是指女性不被“女性”这个强制性范畴所限定，可以自主地、不受干扰地选择“做自己”。

影星约瑟夫·高登-莱维特的一次发言：“女性主义对我来说意味着不要让你的性别来决定你是谁——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无论你是一个男人、女人、男孩还是女孩。”

要做到这一点，不能仅靠女性的超常努力，否则极有可能造成一个结果：女性不平等地承受了社会转型带来的重负。

在1902-1907年间的晚清时期曾涌现出大量女权书报，最先觉醒的那一批女志士反抗封建婚姻和礼教，深信即将出现男女平等的社会，但当时许多职业都未向女子开放，她们在社会上谋生艰难，能诗善文才气横溢者竟沦为女工，那种幻灭感让无数女性为之痛苦。

只有当原有的社会规范得以更新，让每个人都能相对自由地做自己，才能更好地释放所有人的潜能。

从这一意义上说，女性的解放并不只是自我解放，也是对男性的解放，他们也可以放下“不够男人”的包袱，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谁说男人不能去练花样游泳、当幼儿园教师？

当然，这不应成为男性维持支配地位的新借口，因为现在不时可见的一幕是：很多男性以“性别平等”为由，拒绝“女士优先”的绅士风度，要求女性“平等竞争”，但却丝毫不顾结构性不平等仍然存在的现实，而在事实上将女性置于不利地位。

时代已经在向前，不仅女性在觉醒，男性的意识也需要刷新。

多年前，苏珊•布朗•米勒在她那本已成经典的《违背我们的意愿》中明确指出：“暴力，或者说暴力威胁是用来对付女性的，是男子气概的基本必需品”（唐山打人事件也再一次印证了这一判断），但她也说，“我相信在将来，男人不会再用自己对女人的攻击或保护来定义男子气概”。

是的，那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每个人应该都享有基本的权利和安全感，只能依据其内在的自我价值而非性别、族群之类的群体身份来定义自己。

“做你自己”从来就不仅仅是女性的诉求，它是对所有人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