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没了什么都要能活下去

一位51岁的老员工，在北京某设计院干了多年宣传工作，日前被以“绩效不好”为由开除了。她只要再熬四年就能退休安度晚年了，但已经等不到那一天了。当晚9点，她从楼上一跃而下，三小时后被发现时已没了呼吸。

失业很可能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原本在集团旗下做杂志编辑，一向为人和善，转岗后也兢兢业业，承受各方压力，只求保住这份工作，却还是没能躲过这场风暴，回家还要面对同样被裁员的丈夫和儿子。对她来说，原本的人生碎了一地，路走到了尽头。

为什么她会走上不归路？我想那不仅仅是因为失业没有保障的问题，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长久以来她只会这一种活法。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一辈子循规蹈矩地活着，小心翼翼地做人，也没什么野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然而当有一天形势大变，他们赫然发现连安稳度日也不可得时，仓促之间想不出来自己的生活还能怎么继续，就此陷入绝境。

在上海陆家嘴的国金中心，你常能看到一个精英范的女白领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满口金融术语。这乍看起来没什么不正常，但问题是，四年来的几乎每个工作日，她都会坐地铁来这里打卡，独自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知情者说，她原本是楼里某金融公司主管，“非常有能力、有素养的一个人”，被裁员后仍然每天准时来“上班”，“从不说怨气话，都是行业术语，很有专业性，只是内心走不过来”。

不知她是否知道，自己的事迹在网上已经成了一个传奇性的悲剧。然而，这些并不只是个人的悲剧，也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些症结：一方面，人们总是被规训要全身心放在某一事业上；但另一面，在出现变动时，这样的人却极有可能更为脆弱。

这一问题的根源，想来出自最基本的亲子关系：父母不鼓励子女的独立，助长了他们的依赖，代际之间的纽带也因此更为强固。很少人察觉的是，这其中隐含的一个前提是，父母也永远不会抛弃子女，但在组织关系中可没有这一说，它可以既要求你效忠，在必要时却转头扔下你不管。

十多年前，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那时看到有的下属扑在工作上，我会找他们来单独谈谈：“在工作之余，你还有什么业余爱好？”如果没有，我建议你培养一个，跑步、摄影、芭蕾，什么都行，但至少有一个，否则，你早晚会憎恨这份工作。

我当然知道，现在的许多行业，往往都得全身心投入才能做好，忙起来能把你所有精力都吸干，以至于下班后都没力气再顾及生活；但正是此时才尤其需要警惕：单一依附于任何外部事物，都隐藏着巨大风险，只有当你的生活有多个支点时，才不容易因为其中一根支柱崩塌而倒下。

看起来违背直觉的是，这样生活更为多样的人，工作状态也许反倒更好。因为他有一个心理缓冲地带，更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变动，而不至于出于恐惧紧紧抓住那份工作，那种持续的紧绷感其实相当让人疲惫。就算是机器，一味上紧发条也并不能让它处于最佳状态。

习惯了单一依赖外部的人，看起来按部就班，但当环境发生变动时就能看出来，这种安稳、平静乃是一种假象。不独立的人其实是不稳定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容易惊恐，因为一个人越是倚赖外在的东西来肯定，个人的价值感就越是会陷入脆弱的不确定之中，当失去那唯一支柱时，他们很容易导向自我否定。

只要仔细观察下我们这个社会就不难发现，它向来鼓励、褒扬那种单一的取向，把专一视为美德，而灵活变动倒像是不可靠。这让许多人习惯于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在一个加速变动的时代，他们仍死死抱住原有的观念，难以做出应有的调整。吊诡的结果是，正是这种僵硬，到头来可能让自己更容易被淘汰。

对任何人来说，当然是极不好受的。有时，这种心理转变以一种巨大的幻灭出现：从完全相信到什么都不信。然而，这并不总是意味着能带来新生，就像那些经历了下岗潮的老一代，在一辈子的信念破灭之后，大多数人也许都无法适应新生活，反倒更强烈地渴慕体制内的“铁饭碗”。

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很多人为了获得“安稳”、避免风险，宁可放弃开放性和自我提升的机会。张秋子在《堂吉诃德的眼镜》中恰如其分地指出这其实本身就是个难以察觉的悲剧：

你用一辈子犯了一个错，最后知道错了，却没有时间改了。所以，只能嘴硬，只能死不认错——这倒不一定是个糟糕的人，但一定是个有限的人。这就是石黑所谓的“蹉跎”(waste)，我们被包裹在时代的浓雾中，其实根本看不清自己的命运。

《天堂电影院》剧照

在一个风险社会中，个体迟早要学会这一课。不久前，有一位读者和我说，她24岁了，两度考研失败，索性去了一家小公司工资仅够生活，但至少生活步入了正轨，

可是感到隐隐的不安，我不是不能脱下长衫，还是想要读书，并不只是为了好找工作。离开了家，以前父母的那座大山渐渐远去，他们也终于明白我并不像他们期待的那样，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心里有一种火焰，在工作的细缝中溜进来，然后痛苦，那不是绝望，而是细碎的痛苦，像小虫子一样。

我能理解那种痛苦，毕竟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但我想说的是，也许多年后你会感谢这一经历，正是它造就了一个人在不确定性的海面上浮沉的生活能力。工作、生活、读书的平衡，并不是一个持续到将来的静态局面，恰是一个需要自己不断调适的动态平衡。

大学里我曾读过陈丹燕的《独生子女宣言》，一个上海女孩子在失恋后陷入消沉，她父母说了这样一句话：你要记住，在这个世上少了谁都要能活下去。

这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点像“好死不如赖活着”，但其实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它强调的并不只是“活着”本身，而是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实现精神独立。那不仅需要我们的人生有多个支点，更重要的是，从外在依赖转向自我依赖。

毫无疑问，在一个保障机制不健全的社会中，要独立生活并不容易，有时甚至需要超人般的勇气，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这个时代，没有哪个外部力量能让我们永远依靠，真正能拯救我们的，是且一直是我们自身化威胁为机会的内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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