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苦熬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国内有53.7%年轻人存款不足10万，约五分之一的人存款在1万元以内。底下一条高赞评论亮了：“竟然有46%超过了？”
实际上，这甚至都算不上是新闻了。去年，中金公司公布的中国家庭人均月收入11个等级数据，人均月收入人民币500元以下（最低等级）的多达2.2亿人，而月入5000元以上的仅占全国总人口的5.13%。
想想看，单凭这点收入，在现在的物价之下，你能存下几个钱？
当然，也有一种声音抨击这是“月光族的诅咒”，仿佛这些年轻人之所以没存下更多钱，只是因为他们太会花钱了。然而，这种隐含道德谴责的解释与我们看到的现实矛盾：在这个艰难时世，绝大多数人都在尽可能地节衣缩食，现在的问题不是消费太多，而是都没钱消费。
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一直以来得到很少正视的现实：大部分人温饱也没多少年，本来也没什么家底，在被迫手停口停之后，顿时就赤身裸体暴露在时代的寒流之中。
《岁月神偷》剧照
迹象其实早就出现了。三年来，像教培、旅游、航空、酒店、影院这样的行业只是更早感受到了寒意，而随着市场的低迷，工厂订单减少，广告、销售、地产等行业也陆续受到波及。
即便是一直被视为“旱涝保丰收”的体制内岗位，断崖式降薪也早就不是秘密了。有些单位虽然还有13薪，但从年终奖到各种绩效都没了。上海的公务员历来的收入结构是工资低、津贴多，但去年不少单位津贴奖金几乎全砍，收入跌去30%不算稀奇。
寒冬已至，钱包缩水，如今保持现金流才是王道，以至于这个“6·18”也颇为惨淡。之前就看到数据，电商平台上销售额降幅最大的是服装，想想也可以理解，毕竟经济下行，谁都觉得，都这时候了，能省则省吧。
有一次，看到豆瓣上的“喵大妍儿”说起上海萧条的花市：
买菜顺路去了田林花市。铺天盖地的年花，但是除了绝望地站在自家门口的老板们以外，没有客人，我是唯一一个客人。所有人都近乎讨好般地殷勤，希望我买点什么。
和遇到的老板都聊了聊，实在是太惨太难，本来因为花市要被拆除，很多人后续也没有着落，是想最后一次卖年花屯点本钱应对之后的动荡，结果几乎人人赔到血本无归。
身处这一片姹紫嫣红的喜庆花丛里，却特别想哭。
街市的萧条在哪里都是肉眼可见的，很多店早就撑不下去了，就连一线城市也不例外。有一位在深圳生活的“王瘦瘦”说：
小区楼下关了一排店，十字路口是超市关门了，沙县关门了，汉堡店关门了，快餐店关门了，咖啡店也转让了，奶茶店已经经营不下去了。酒吧关两年了，猪脚饭关门了，还有四五个门头，一直租不出去。现在还能活下去的，就剩四五家店了。30%活着，30%关门，30%就没开过门。
有一次，我打车遇到女司机，感觉并不多见，好奇之下多问了一句，她笑了笑说：“要不是日子不好过，女人谁愿意开出租车啊？”听说在北京也是，在顺义这样的郊区，打车遇到女司机的概率都一半一半了，有时，晚上路边甚至还有车主开着后备箱卖东西，卖什么的都有，衣服、鞋子、小玩具。
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为了保住饭碗，早已不敢有任何抱怨，毕竟这岁数失业了，出去和年轻人竞争没什么优势可言；而对年轻人来说，赶上了史上最难就业季，早就哭都哭不出来了。至于失业率，服务业的隐性失业原本就难以统计，加上统计口径的门道，在国内原本就是个玄学。
知乎上曾有人提问：“现在失业的人真的很多吗？他们都去哪里了？”
底下都是一堆阴阳怪气的揶揄：“没有，今天我在单位里问了一下，所有人都有工作。”“今天我去太平间问了一下，没有一个患者对医生表示不满。”“我在高铁车上问过了，每个人都买到了车票。”“形势稳中向好。”
失业的人都去哪里了？据说是新增了2亿“灵活就业人员”，此外还有返乡创业的、自主创业的、考研考公的，这都不叫失业，叫“待业”或“自由职业”。
问题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找不到工作”时的临时性过渡状态，然而现在却看不到它什么时候到头。我就听说过这样的事例：才30岁，整个部门被砍，面试了十几家，即便条件完全符合、也一再降低要求，仍然没下文，到最后连面试机会也没了，只能天天去送外卖。
外卖骑手这个职业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门槛低、灵活自由，收入也还可以。在就业市场上，它充当着蓄水池的兜底作用，有一万人招一万人，有一千万人招一千万人；但到如今，似乎连送外卖的机会都岌岌可危了。
前一阵就有这么个新闻：一个23岁的大学生，成功应聘成为美团外卖平台骑手，当天下午，他45岁的父亲接到了平台解聘的通知。以前，“实在不行，还能去开车”，但现在，网约车司机也“满”了，月入过万的传奇渐渐远去，这个行当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中年人灵活就业的退路了。
现实是：“灵活就业”一旦实践起来，并没有给人太多灵活，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就缺乏弹性，此时“灵活”仅仅意味着你得自己承担所有不可预测的风险，过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