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培养孩子的竞争力？

你肯定也听过那句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驱使着无数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重视从娘胎里就开始抓起，也有人指责正是这一说法造成了“鸡娃”的全民焦虑，但不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拼娃”早就成了一场无法退出的军备竞赛，因为人们都意识到，当下是一个竞争导向的社会，没有谁愿意自家孩子成为输家。

怎样培养孩子的竞争力？这是当下家长们无不关心的问题，不过，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底下，规则不同，人们对“竞争”和“竞争力”有着相去甚远的理解，最终塑造出来的“学霸”精英当然也会有所不同。

1

美国式鸡娃

世上并不只有中国家长才“鸡娃”，美国也是一个高度竞争性的社会，偏爱赢家，而高等教育也同样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为了确保孩子能在竞争中获胜，美国家庭同样被驱使着向各种竞赛投入大量钱财、时间和资源。

然而，美式教育有一个关键的不同，那就是并不像中国家长那样看重智力因素，而是积极为子女塑造某种社会资本。

社会学家希拉里·弗里德曼将这种竞争文化称为“为赢而玩”（playing to win），指出美国家长对孩子获取文凭的需求驱动了相应的教育投入，使得“要赢”称为美国同年生活的核心。

基于对各种培训班的长期跟踪调研，她提出了“童年竞争资本”这一概念，指出美国家长为了能让孩子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竞争，期望他们从小就养成一些特殊的品质，而那是建立在五种技能和经验之上的：

• 内化(internalizing)获胜的重要性；

• 学会走出失败，赢在未来；

• 学会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任务；

• 学会在高压环境下获得成功；

• 坦然地在公共场合接受一群陌生人的评判。

《一激到底：在竞争环境中抚养孩子》
[美]希拉里·弗里德曼著，董应之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第一版

正如这项研究发现的，在与儿童的互动中，有三个主题不断出现：在被评判时处理紧张情绪和失误，个人与团队成功的比较，以及奖杯和其他物质奖励在儿童持续参与这些竞争性活动中发挥的作用。

总的来说，这些品质，乍看起来似乎都和成绩没啥关系，而更多地涉及如何面对输赢的心理素质（尤其是在竞争时保持冷静）、团队协作竞争等“虚”的东西。

为什么这些美国家长不是把孩子赶去补课，而是把精力放在足球、国际象棋、舞蹈这些兴趣爱好上？

因为美国的大学不像中国这样看重全国统一考试时的录取分数，而更倾向于看申请者个人的整体素质，而像这种素质还不是能突击抓一下就能马上提升的，这么一来，为了让孩子在大学申请的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课外活动就十分关键了。

不仅如此，美国的职场精英选拔也特别看重社会资本，尤其是你能与团队相处的能力，仅仅考试成绩好并不足以让你跻身精英阶层。所以希拉里·弗里德曼才强调：

童年竞争资本也带有社会资本的成分，因为它将儿童和他们的家庭联系了起来，使他们得以进入社会圈子。此外，它还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符号资本，这主要是因为孩子们所赢得的荣誉和喝彩可以给他们带来额外的社会认可。由于童年竞争资本所包含的这些不同的元素，它被认为极大地助长了竞争习惯的形成，特别是因为与之相关的很多文化资本都是具象且制度化的。

不难看出，这种教育模式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品格、社交能力，有时甚至是形象塑造能力，因为在这样的竞争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学习如何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赢家，并表现得像个赢家”。

不仅如此，这种竞争与其说是为了争夺一个确定的名次、资格而拼搏，不如说是为了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面对国际性的就业竞争而强化自身的内在素质。

然而，中国式“鸡娃”可不是这样。

2

中国的学霸养成之路

社会学者姜以琳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追踪访谈了27位超级精英学生，并通过其家庭、学校和人脉圈，了解其成长经历，解释他们何以能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脱颖而出。

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Yi-Lin Chia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8

对比美国的情形，就能看出中国式的精英培养模式在机制上的差异：这些学生之所以能名列前茅，固然也离不开家庭的社会阶层的资源，但他们精英身份的获得，主要并非源于其血统和文化资本，倒不如说更多依靠的是高强度的学习、家长和学校协同的精英选拔和教育模式。

中国之所以能催生出“学神”，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在“分数为王”的教育体系里，大量资源向这些精英学生倾注，使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在凭借其隐性的特权获得优待，以至于“强者愈强”。

这其中隐约可见科举的传统和“赶超型现代化”的遗产：落后国家中的社会较低阶层，要想翻身，唯一可取的就是选拔少数智力超群的天才学子，去接受最好的现代教育，让他们成为国家建设所急需的栋梁之材，以一个“少而精”的团体来弥补差距。

这一思路从晚清选派留美幼童，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大学少年班、各地都有的重点学校或强化班，使精英学生的选拔形成了一套覆盖全国的体系。

和西方不同，这一精英教育原本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而是国家建设的需要。至少在很长时间里，国内重点学校的精英选拔不仅仅来自那些上层家庭，而是根据学生的成绩择优录取，从社会各阶层选拔。

正因此，这一模式虽然明显倾向少数精英学生，但人们却普遍认为它是“公平”的，决定性的因素似乎并非家长的资源和人脉，而是学生本人的天赋和努力。

就此而言，当下的“学神”群体其实是旧体系变异后的新现象：虽然重点学校仍一如既往选拔成绩优异的好学生，然而现在的竞技场上，单靠学生自身已不够，城市中上阶层的父母能为此调动的资源（无论是金钱、时间、人脉还是信息）远非一般家庭所能比，以至于有人哀叹“寒门再难出贵子”。

这些年来，人人都苦于“内卷”这种白热化的竞争，但又别无办法，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系统里，教育已经成为获取精英地位的最重要（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也就是说，“学习这件事太重要，以至于不能只是学生自己的事了”，竞争早已不单单只是个人天赋和努力的问题，而成了一项高耗能的集体投入，所有人都得为学神们的前途让路。在这样的总动员机制下，那些相对弱势的家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

这样一个精英选拔体系，原本就是一项国家战略，近年来超级中学的扩张尤其得益于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和一般人设想的不同，这些重点学校的起飞，不完全是依靠高强度的学习和管理，而是借助自主招生、贫困生专项计划等搜罗到的优质生源（“掐尖”）。

学校、老师之所以支持学霸，也是因为这些直接牵涉到自身的绩效、奖金等一系列利益。也就是说，无论是重点学校还是精英学生，所得到的资源都谈不上公平，而是相关政策和各级利益有意无意推动的结果。

3

你为国际竞争做好准备了吗？

不论如何，当这些“学神”在留学并参与全球竞争时，追求的是个人梦想，至少不像前辈那样自觉效力于国家建设的需要。

当然，他们的成功不单单来自寒窗苦读，全球化的视野和对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的把握也许更重要，然而，个人梦想要在国际舞台上实现，这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化的承诺——换言之，他们之所以崭露头角，乍看起来是中国模式的成功，但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刚好搭上了全球化的浪潮。

在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国内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知识精英，有时表现得很难适应异文化——习惯了国内学习模式的人，会抱怨自己厌烦欧美社会里的社交和没完没了的聚会，很难理解西方人为何如此注重社交能力，而要在职场上成为全球精英，仅仅读书好也是不够的，何况他们的升迁还可能面临隐形的种族歧视，所谓“竹天花板”（bamboo ceiling）。

虽然这些超级精英学生看起来有着相当耀眼的表现，科举传统也使中国人向来推崇精英治理模式，但看似矛盾的是：尖端人才的培养其实并非中国教育模式所长。

长久以来，国内标准化的考试偏向于工厂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助于拉高底线，但对那些天才学生不利，不像欧美的模式可能出现学生之间高低分化明显，有天赋的可以尽情发挥，这就需要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度更高。AI技术的兴起，恐怕也会冲击现有的精英培养模式，至少靠苦读来掌握知识点，已经远不如思考能力更重要了。

外界所真正关心的，不止是“学神”们带来的冲击，还涉及到不同教育体制的竞争。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年来，中国的学校逐渐向美国的教育体系靠拢，而美国学校也正在相向而行，以至于有人讽刺美国当下的精英教育是“新儒家教育”（Neo-Confucian Education）。

美国学者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中担忧，精英教育带来的优绩主义可能将社会不平等合理化，最终妨碍“美国梦”的实现。说实话，这种对精英治理模式的反思，是深受科举文化影响的中国所缺乏的。

在我们这边，虽然“学神”的光环仍在，但现在至少出现了一种声音，开始怀疑这让学生、家庭和社会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尤其是在精英学生中“空心病”的存在，着实让人警醒这些人身上所存在的心理问题。

实际上，现在一些家长之所以设法早早送孩子去海外留学，已经不单单像以前那样是为了追求精英地位了，恰恰是为了避开国内教育体制的影响，让孩子能自由成长。

对于普通的学生家长来说，真正关心的是教育公平性——即便取消重点班，如果没有各种资源的堆砌和信息的充分获取，处于社会底层的学生，真的可以仅凭自身的努力，考取名牌大学，实现阶层的跃升吗？不仅如此，现在也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超级中学模式：它或许能批量生产出一批考试天才，但那是否是未来创新真正需要的人才？

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有一点确定无疑：要想让自家孩子真正具备竞争力，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毕竟人的一生如此漫长，没有谁能依靠小时候的荣耀混到老死，真正重要的竞争力，永远是在变动环境中不断自我调适、学习并自我更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