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看见的女性

《梦想改造家》剧照

这是个普通的中国家庭。

父亲早年抛妻弃子，二十年对妻儿不闻不问，老了半身瘫痪，终于想起自己还有个儿子。他不肯住疗养院，在家有人照顾也不满意，两个月换了四个阿姨。

谁能侍奉这么难伺候的主？还得是他曾背叛过的前妻——虽然她牺牲自我，本意只是心疼儿子，但结果都是她回来给前夫当“保姆”。

也就是说，这个爹和妈回到儿子身边的初衷就不一样：爹是来索取的，妈是来奉献的。

故事并未到此为止。儿子为了“一家人”住一起，更好地照顾父亲，想要重修一下老房子。改建后的新房里，父亲的房间独占一层，最为宽敞舒适，甚至还有他的茶吧、院子、假山、棋桌，小夫妻的房间至少也有工作台和休闲区，连猫都有属于自己的“猫别墅”。

所有人都被精心考虑到了，但留给老母亲的，给人的观感就像是洗衣干活的“保姆房”，唯一为她精心考虑的就只有厨房，用儿子的话说，那都是为了“方便母亲今后洗衣服做家务”。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房屋改装设计充分考虑了这个父亲作为残疾人如何便利地享受生活，但是母亲作为一个健全人，本可以更好的活动能力，但屋内完全没有留出空间给她打乒乓球，她的爱好完全被阉割，变成马桶上方的装饰品，这实在是太讽刺了。

《梦想改造家》剧照

原本这只是《梦想改造家》的一期装修故事，播出后却遭到全网声讨，被骂出了圈，有人尖刻地嘲讽：“谁说中国不能拍出恐怖片？”这里的恐怖之处在于，母亲的付出，被这个家庭里的所有人都视为天经地义。

连家庭内部都是“按闹分配”：父亲如此任性，结果是儿子认为必须先取悦他（“爸爸开心最重要”），而母亲是来帮他尽孝的，没有提出过自己的要求，最终所有的设计也就都围绕着让她如何干好这份母职展开。

每个家庭成员的地位，只要看看这一家的住宅空间布局就能一目了然——想想看，现在城市中产家庭远比上一辈更精心布置儿童房，这本身就是孩子重要性上升的彰显标志。

相比起来，在我老家乡下，很多人家翻建楼房之后，老人却仍然住在旁边阴暗潮湿的小屋里。你在自己家里占据多大空间、能拥有什么样的配置并伸展自我，就最鲜明不过地表明，家长在分配资源时内心认为你应该得到多少。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事再生动不过地说明了女性的结构性困境：她们被困在自己的角色身份中，哪怕做出了许多超常的自我牺牲，却都被看作理所应当。

身为女性，哪怕她曾遭背叛，在法律上也早就不是他妻子了，但为了成全儿子的孝心，还得放弃自己的爱好和时间，回来帮助收拾这些烂摊子，而她自己似乎不需要得到照顾，因为母亲被默认为是“照顾者”而非“被照顾者”。

《梦想改造家》剧照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暴力”：当一个人身处某个结构时，别人就会按照他/她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来对待之。

吴飞在《浮生取义》中发现，中国人有一种对“人”的特殊理解，只有那些“全乎人”才享受完整意义上的权利，而那些社会边缘人则只有一些打折的权利，甚至可以被肆意凌辱：

人们往往不把傻子当成“人”看待，可以拿他随便取笑。如果他因为人们的取笑生气了，人们也不会道歉或愧悔，反而乐于看他生气的样子，就像对待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

在以往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里，当有人在门口喊：“屋里有人吗？”有些地方的老一辈妇女甚至会习惯性地回答：“屋里没人。”难道她自己不是人吗？因为在那样的传统价值观里，只有成年男性才具备完全的社会活动能力，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梦想改造家》剧照

卡罗琳·佩雷斯在《看不见的女性》一书中指出：社会系统往往默认以成年男性为“标准设置”，“他们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是默认的。但还有些人的身份并非不言自明。还有些人的需求和观点经常被遗忘。还有些人习惯于对抗一个没有考虑到他们、没有按照他们的需求来设计的世界。对这些人来说，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被定位为“偏离标准的人类”，她们的特定需求被无视，而她们的劳动（特别是无偿的照护工作）、妥协和牺牲则被看作理所当然。

确实，女性很难被看见。千百年来，注重尊卑有序、男女有别的儒家社会，为所有人规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角色规范，虽然它也允许某种弹性，但那都有一个阈限，仿佛看不见的透明天花板。

基于此，女性的权利和自由只有在服务于家庭大局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正当化，否则就可能成为受人侧目的特例——身为人母的奉献牺牲得到鼓励和赞扬，但她甚至无法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和丈夫一样的待遇。

这个问题并不是今天才为人所知，很多年前就有一幅著名的讽刺漫画：一位妈妈总是将更有营养的鱼身给儿子吃，托词说“妈妈爱吃鱼头”，而儿子成年后，仍然将鱼头留给妈妈，因为据说“妈妈爱吃鱼头”。

不过，在当时，这被看作是一个“儿子要学会如何体谅母亲”的问题，而不是“母亲作为一个女性应有的权利”的问题。

从这一点来说，这次事件的舆论哗然，好歹也算是一点进步，毕竟，在人人都习以为常的时代，连这样的翻车都不会发生，因为人们甚至可能都没意识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但现在，至少是女性，大多都会本能地嗅出这里面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在这个住宅改造的故事里，母亲对自己的处境没有反抗，而是屈抑自我，以极大的耐性承受了下来，她甚至说，对前夫当初背弃家庭也并无怨恨：“没恨，就不恨，之前也没恨。不恨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假如恨的话，自己也会很痛苦。”

这种“宽恕”以前或许被看作是美德，然而对新一代女性来说，这更像是对无法改变的命运的逆来顺受，并且和童话不同，如今逆来顺受已被证明并不能换来幸福。

《她们的名字》剧照

时代毕竟不同了，现在这很难被年轻一代肯定为一个“美满家庭”的童话，倒是被普遍视为一个“恐怖故事”。教训很清楚：只有明白无误地大声说出自身的需求和权利诉求，才能迫使他人不能无视自己。

日本学者关根英二的法国妻子一再提醒他“我不是你妈”，这种与日本传统女性迥然不同的直白声诉让他心烦意乱，然而却再也不能忽视她的主张。

实际上，那位母亲的需求之所以被无视，极有可能是因为她长期对家里两个男人的无条件容忍，不曾坚持自己应得的权利。

吊诡的是，这一期《梦想改造家》虽然对这个家庭中母亲的处境无所察觉，但正因此，它倒是毫无遮掩地真实呈现了问题本身，只不过所起到的效果恐怕是节目组全然始料未及的。

长久以来，女性在家庭中的这种结构性困境，乃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黑箱，往往只有自家人才知道，但现在，通过家居改装设计，它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进入了公共讨论，激起无数人的关注和反思，这至少是改变的第一步。

《婆婆媳妇小姑》剧照

诚然，对设计师来说，可能会觉得自己只能遵从主人家的要求，毕竟这是他们在居住使用。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梦想改造家》之前有一期翻车，正是因为设计师没有充分考虑主人家的要求，将农村住宅改造成红砖房；而这一次，当舆论期望它反抗主人家的不合理要求时，它却又没这么做。

本来，建筑设计也可以是一个社会解决方案。美国建筑评论家莎拉·戈德哈根就曾说：“设计是一种社会工具。建成环境塑造着社会环境。”这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如果能让更多人平等地享有绿色生态、自然光线和宽敞空间，就越能改善人的处境。

在这方面，国内其实有着巨大的空间可以提升改善，何止是住宅内部，我们的社会公共空间，也大多都是为“主流人群”设计的，无障碍设施要么付诸阙如，要么只是做做样子，仅此就不难看出弱势群体的需求很少被看见。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没有这样的反思，仅仅经济的发展，并不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就像那一家的房屋虽然翻新改造，但母亲的困境却没有任何改善。

事实上，那种以成年男性为默认标杆的社会，到了工业时代可能还强化了，因为大规模批量化生产的产品，都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人，只能适应极少数标尺，不被看见的不仅是女性，还有残疾人等种种非主流群体。

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应照顾到更多样化的需求，但它并不会自动到来，我们首先得看见那些需求和处境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