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学的退潮

刘亦婷

“哈佛女孩刘亦婷成为美国普通中产”近日来上了热搜，引发不少感叹和争议，这个当年无数中国家长心目中“别人家的孩子”，教育成功的榜样，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被遗忘多年之后，又以这样一种方式再一次出名了。

1999年刘亦婷考上哈佛之后，关于她的系列图书在数年内狂卖260万册，不夸张地说，影响了不下上千万人的人生。在当年堪称神一般的人物，现在被嘲笑在美国多年也就只混到“普通中产”。

当然，也有人争辩说，刘亦婷这二十多年虽然没做出什么“大事业”，但也足够跻身纽约的社会上层，其实已经是留学生奋斗的天花板了。然而，问题的重点其实不在这里。

为什么人们突然又对这个过气的人物产生兴趣？因为社会心态已发生巨大变动：经济上升期那种狂热的“成功学”开始退潮，而刘亦婷作为当年成功榜样的明星级“学霸”，也是时候接受重新审视了。

考上哈佛的中国学生当然远不止刘亦婷一人，但她当初之所以名气那么大，是因为她为无数中国家庭提供了一个可效仿的成功榜样：很多父母都愿意相信，只要照着那套教育方法培养，自家孩子也有望像她那样，凭借学力，在高中时就通过特招申上哈佛大学——而一旦进入哈佛这样的最高学府，那接下来可不就是辉煌人生了吗？

但是如今，“读好书肯定有个好工作”的预期已经被打破了。去看看机场书店就知道，卖得最好的畅销书已经不是成功学，倒是星座、命理、佛学这类。

在不可测的风险面前，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能那么天真乐观地相信只要读书够好，成功就能触手可及，以往那种“成功榜样”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激励，大家冷静一打量，“也就那样，没吹的那么神”，又或，“你过得是比我强，但你成功又怎样，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想成为你那样。”

《风雨哈佛路》剧照

这背后无动于衷的消极性，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现在新的一代人见过世面，以往那种外部成功已经不足以激励他们为之去努力奋斗了。他们需要新的驱动力，那意思像是在说：“奋斗？可以，那先告诉我为什么。”

这诚然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心态。一代人之前，无数中国人之所以那么努力，除了悬在前面的胡萝卜，其实常常也是因为后无退路。所谓“上进心”，乍看是内在的驱动力，实际上靠的更多恐怕是外部力量的推动——改变命运的激励、恐惧再过以往那种苦日子，你必须拼命努力才能过上点好日子，说到底，那也是因为以前太穷了。

然而现在，社会学者李永萍发现，随着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化，不少富裕地区已经呈现出“无压力社会”的特征。不乏有年轻人很多年都不工作，说是“没找到合适的”。一位社工说“不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时，问她“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工作”，答：“我喜欢不工作。”虽然有人看不惯他们整日晃荡，但他们自己认为这样过得挺好，也没想要如何努力去改天换命，“他们并不在乎工资多少，在乎的是有闲和自由”，其结果，“还没有达到成为贵族的经济水平，他们却过起了贵族式的消遣生活”。

《宽松世代又如何》剧照

对这些家庭的父母们来说，“怎样培养孩子的上进心”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要面对的大问题。在浙江，许多富二代都不愿意继承家业，出现了接班人危机，而他们的父辈当年可是非常拼、非常实干的，但年轻一代似乎没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他们既不缺什么，实在想要什么也可以买，剩下的大抵就无所谓了。要接班做父辈那些雨伞、纽扣之类的生意，他们很难有啥兴趣，但要说努力读书成才，说实在的，那又有多大吸引力？

不仅如此，现在城市中产家庭的父母也不愿意孩子去吃苦了。像宁波商帮以往极具开拓精神，然而近十年来，很多人家甚至不愿意子女去上海闯荡，何必呢？在老家足可过得很安逸。

这些年“鸡娃”的父母固然还有不少，但看到社会新闻里优秀学生得抑郁症的层出不穷，很多人就算没看开，也吓到了。很多学霸又事业有成的父母，面对子女都是这样的心态：反正你也不可能有我当初那么优秀，那开心健康就好。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胸无大志的一代”小富即安、躺平心态，那就错了。确实有不少父母痛感“为什么孩子不能像我当年一样有上进心”，但年轻人其实清楚地看到，时代巨变之下，初始条件已截然不同，无论是走父母的老路，还是拼命内卷读书，都已经不足以确保自己一定能成功——海归博士都去街道办应聘了，考上哈佛又怎样？

《我的事说来话长》剧照

形势早已变了，在这个时代，成功已变得距离普通人更遥远了，更重要的是你会赫然痛苦地发现，自己卷到极致，拼尽全力，最终人生尽头也就那样。曾经的偶像原来也就只混到个美国中产，那种预期落差感，会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无意义感——那我那么努力值得吗？苦读就只是为了这个？

不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想要成功，而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自身的限度：风险如此之多、竞争如此之激烈，自己也不是天才，想效仿刘亦婷那样？那多半最终的结果不是你也进了哈佛，开启辉煌人生，而是为她的书贡献了一点版税。

恰恰是因为期望成功的压力太大，才使得预感到自己无法达标的那些孩子们要么摆烂放弃，要么无法放过自己就抑郁乃至自残。乍看起来“缺乏上进心”的犬儒退缩，换一面来看也是对“内卷”的抗拒，希望能有不一样的活法。

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形。每当一个社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之后，难免就会出现反思和改变，毕竟社会的发展不是线性的，不可能一直在原有的路径上不断简单累积。

这往往在全社会造成一种无处不在的低烈度紧绷感，有时连亲子之间都无法意识到，那不是谁的过错，而只是新旧价值观的内战在家庭内部的体现。如果还只想着让孩子复制别人的成功道路，那已经不足以引导他们，因为年轻一代很自然地会发现，那和自己所看到的社会现实是相悖的。

《匆匆那年》剧照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去指责年轻人“低欲望”，质问他们“是不是从来没奋斗过”，而是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想，至少容许他们找到自己的道路。那乍看是不愿走出舒适区的躺平、放弃，但也不失为一种反思精神：与其盲目地追逐成功，不如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尤其如果家境和社会保障体系已经足够支撑你的基本生活，那更应该想明白什么才是值得自己去为之努力的。

当然，难免有人忧虑，如果丧失了奋斗精神，从未体验过出于热爱而奋斗的滚烫的激情，那人生又有什么意义？但话说回来，当年万众效仿刘亦婷父母的教育方式，想要的正是成功所带来的功利，才不是什么“奋斗过程中的热血体验”，要说起来，卷到苦不堪言，还谈什么激情？要有热血，那首先得是发自内心真正喜欢的非功利性目标。

对当下的许多人来说，与其实现财务自由，不如实现人生价值——当然，老一辈的人或许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就是“实现财务自由”，又或者说，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先实现财务自由。然而那样的成功人士势必永远是社会上的少数人，而且一旦你看穿“所谓成功的生活也就那样”，那成功本身就更难对你产生持久的吸引力了。

《四重奏》剧照

这当然不是只有中国社会才这样。在美国经济数据统计中有一项指标：就业参与率（participation rate），其主要影响因素就是总有一部分人长期无业且不愿意再就业。特别是“千禧一代”（Millennials，1984-1995年间出生者），虽然是劳动力市场的生力军，但他们的叛逆性使得他们更讲究对工作的认同度，在意这份工作对他们生活有何意义，更倾向于享受生活，也因此对工作愈发挑剔。

社会学者一般将工作态度分为三大类：做事、职业生涯、内心召唤。做事态度主要为金钱所驱动，职业生涯指向成就和社会认可的人生上升轨迹，而内心召唤则是由个人使命和自我实现的动机所驱动。

不难看出，以前的“成功学”无论如何，基本都可归入前两类，尤其是第二类，但现在的社会心态已变得更倾向于最后一类：不追求多大的物质成功，只想在安稳度日的基础之上，去追寻自己真正喜欢过的生活。

这并不是“躺平”，而是从以往成功学逻辑的那种“外在驱动”，转向“内在驱动”：“成功”和“榜样”都祛魅了，人生也不是只有那一种活法，那不但累，也未必适合自己。

这需要我们重新界定“成功”：成功者不再是以往那种单一的模板，而是能很好地认识自己，清楚自己在人生旅途中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只要你能遵从自己的内心，充实地过完一生，那就是平凡生活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