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是有问题的
在美国参议院通过TikTok“不卖就禁”的法案之后，国内网上一片骂声。这种义愤当然不难理解（不然难道还欢呼？），但我注意到，这不幸加深了国人原本就不轻的受围困心态：“他们”正想尽办法打压“我们”。
对于一个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民族来说，这么想也情有可原，我只是想冒着挨骂的风险指出一点：这种心态本身就阻碍了我们与外部世界不卑不亢地交往。
如果你自认受围困，就很难抗拒双标的诱惑：“我们”如何对待“他们”都是正当的，但“他们”凭什么那样对“我们”？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太多人都相信，中国的类似行为是抵御外国影响的自卫之举，但欧美日不应采取技术封锁、市场准入的手段，而应当完全向中国开放。
吊诡的是，这些为国自豪的人们实际上低估了本国的强大影响力，因为在此它无形中采取的是一种无辜的弱者心态：我没有安全感，你应当容许我出于安全需求采取的防御，但你不可以那样对我，因为我是好人，你的做法伤害了我的感情。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早有一个精辟的断言：“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值得补充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无法平等地对待外国，往往要么以强者自居，要么不自觉地以弱者自居。
在中国人的政治词汇中，“世界”往往特指“中国以外的世界”，所以看似奇怪的是，中国学者撰写的“世界史”常常不包括中国本身，犹如“国际新闻”也专指国外的新闻事件。有意无意间，在国人心目中“中国”其实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这一点当然也早有人发现了，历史学者罗志田在梳理近代史时就发现：“很多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的确是把‘世界’理解为‘非中国’的，它在很多时候就是‘西方’的代名词，至少也是以西方为核心的‘非中国’区域。”
他更进一步指出，“直到今日，中国人认知中‘世界’仍常常体现出这样的歧异倾向：在严格的界定里，中国当然是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很多时候人们所说的‘世界’却未必包括中国。”那个“世界”其实“常常意味着人类社会里中国人想要加入的那个部分。这样，‘进入世界’其实非常接近日本人当年所谓‘脱亚入欧’的意思。”
这也不难理解，要不然何来“与世界接轨”一说？而我们所想要接轨的那个“世界”，当然不是亚非拉的穷国，而正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不仅如此，在这心态背后还隐含着一种特殊的世界观：那个外部世界对我们仅有工具性价值。我们之所以要和它打交道，是因为有利可图，无论是学到技术还是赚到钱。从这一意义上说，“走出去”和“阻止人进来”并不矛盾，那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很像一个农民进城打工的心态：他知道那里有自己的机会，只是非常担心遭到歧视和打压，但他未必喜欢那里，也没想过要融入，因为他自认不属于这里。
实际上，中国人对那个外部世界的兴趣并不大。网上有个帖子《我发现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中国县城》，许多人兴高采烈地议论，无论走到哪里都想起老家的熟悉风景，“这国出了，但又没完全出”。有一位坦率地说：“确实，我去旅游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这里好像老家的哪条街哪个村，在我眼里，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江华县。”
这看着很逗，却无意中暴露出自身的狭隘：他们对异文化难以理解，只有将之化约为自己熟知的事物才能消化，以至于看到什么都将自己内心最熟悉的景观投射上去。既然走到哪里都只看到一个中国县城，那你还能指望他们能真正看见、看懂异文化吗？
现在尚且如此，近代第一批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就更不用说了。1866年，斌椿成为第一个跨出国门的中国官员，然而他人虽然出去了，随身仍然带着原来的牢笼，一如谌旭彬在《大变局》中所言，他是“有选择性地开眼看世界”：
斌椿还有一种特殊能力，那就是他可以将在欧洲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来一番本土化处理。比如见到显微镜，他不关心此物能作何用途，却想到了《庄子》的寓言；见到自行车，他也不问制造原理，却大谈特谈这个东西有“木牛流马之遗意”；在歌剧院听到英国女演员唱歌，他也要说成“疑董双成下蕊珠宫而来伦敦”。
弱国时差综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