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日本学界的“古代虾夷族群”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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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日本学界的“古代虾夷族群”论争

内容提要 “古代虾夷族群”论争可与“石器时代日本居民”论争、“古代邪马台国”论争并称为20世纪日本学界的三大古史论争。“古代虾夷族群”论争涉及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重学科。20世纪初以来，各个学科均有学者热烈地参与讨论，但论争至今仍未真正终结。2001年，在“古代虾夷族群”问题上，工藤雅树提出“超越论争”的倡议。但论争本身的长期无解并不能简单地视为“超越”的理由。只有对“论争”这一学术现象本身进行分析，对各种学说的合理性、矛盾性都有辩证的认识，才能对“论争”有所超越，避免再次回到重复、执拗的“论争”。

关键词 古代虾夷 阿依努 倭人 古代虾夷族群论争 历史文献断层

　　“古代虾夷族群”论争可与“石器时代日本居民”论争、“古代邪马台国”论争并称为20世纪日本学界的三大古史论争。所谓“古代虾夷族群”论争，从大脉络上说，就是“古代虾夷”是不是阿依努的论争。在日本的历史文献中，有关“虾夷”的记录并不是连贯的，而是存在一段长达数个世纪的“文献断层”。这个“文献断层”导致学术界无法将断层后的“虾夷”与断层前的“虾夷”用文献链接起来，由此也引发了20世纪日本学界关于“古代虾夷族群”问题的论争。论争的焦点是“文献断层”前的“虾夷”与“文献断层”后再次出现的“虾夷”是否为同一个族群的问题，也即古代文献中的“虾夷”是否就是近世、近代同样被称为“虾夷”的阿依努人先祖的问题。20世纪前期，以长谷部言人为代表的体质人类学者依据体质特征提出了“虾夷非阿依努说”，而以金田一京助为代表的语言文化学者则依据同源词的特征丰富了自德川时期就业已出现的“虾夷阿依努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学者伊东信雄发现津轻地区“田舍馆村垂柳水田遗迹”，并以此证实“古代虾夷”也有与“倭”类似的“稻作文化”，进而提出了“虾夷边民说”。历史学者高桥富雄也在津田左右吉、坂本太郎的古史考证基础上，指出古代（奈良、平安时期）文献中的“虾夷”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并非“人种”或“民族”的概念，从而从历史学角度进一步丰富了“虾夷边民说”。“虾夷边民说”的核心在于寻找“虾夷”与“倭”在文化上的联系性，相对淡化或回避两者的差异性。因此，多数日本学者认为“虾夷边民说”是一种“虾夷非阿依努说”的变种。但事实上，“虾夷边民说”并没有直接考察“古代虾夷”与现代阿依努之间的历史关系，而是用“古代虾夷”与古代的“倭”在文化上的关联性、同质性来反推“古代虾夷”不是阿依努的观点。20世纪后期，工藤雅树等学者又试图融合各学说，构建了“古代虾夷族群”问题上的“融合论”。“融合论”认为“‘虾夷阿依努说’与‘虾夷非阿依努说’都蕴涵着‘真理’，没有必要将两者针锋相对地对立起来”；“‘虾夷阿依努说’强调的是虾夷的地理区域性，而‘虾夷非阿依努说’强调的是其文化上与‘倭’的同质性或相似性”。“融合论”既承认两种学说的片面性，也肯定两者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融合论”对两者的交集进行了寻找，并提出“古代虾夷”是文化上受“稻作文化”影响、居住于“日本民族”边缘地带与现代“阿依努”同源同祖，但最终融入日本主体民族的群体。然而，“融合论”并没有真正融合“阿依努说”与“非阿依努说”，所谓“融合”仅仅是将“虾夷边民说”朝着“虾夷、阿依努同源同祖”的方向进行了解释与学说构建。

　　在“古代虾夷族群”问题上，日本学界讨论的焦点几乎都集中于论证自我学说的合理性上，对“古代虾夷族群”论争这一民族学史、史学史现象本身的关注并不多。不过，在自证型论文中，也往往言及其他学说存在的问题。其中，工藤雅树的《考古学所见的古代虾夷》一文较为系统。工藤雅树从各学说的“发展流变”和“存在的问题”两方面梳理了20世纪初期以来关于“古代虾夷族群”问题的主要学说。但是，工藤论文对“发展流变”的梳理较多，对“存在的问题”归纳得简略、笼统。对“虾夷阿依努说”存在的问题，工藤论文仅指出“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中，‘虾夷阿依努说’与‘（日本）石器时代人阿依努说’紧密关联；文献解释（的研究）中又存在不少对《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史料操弄，而‘记纪’之中是存在对神话与传说的恣意解释的”。这样的论说，在20世纪中期就已为日本学界所公认。除这一点外，工藤论文并没有提出更多思考，对“虾夷阿依努说”未能在“古代虾夷”与现代阿依努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问题根本所在，工藤论文未能予以揭示。对“虾夷非阿依努说”存在的问题，工藤论文也仅提到：“‘虾夷非阿依努说’的最大问题在于，其内包含了将非农耕文化或者说不以农耕为中心的文化视为‘劣等’文化的意识。”但是，这样的意识究竟与“古代虾夷”是不是阿依努这个问题有多大关联，论文并没有阐释清楚。对于“虾夷非阿依努说”真正的逻辑漏洞，工藤论文也几乎没有触及。熊谷公男在论文《古代虾夷论的再构筑》中，对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现的工藤“融合论”等新学说进行了梳理。但该论文本身支持“融合论”，故其对“融合论”的本质未能揭示。因此，虽然日本学界在“古代虾夷族群”问题上的讨论、论争十分热烈，但对于“论争”本身这一学术现象的研究尚不充足，对于各种学说存在的问题、各种新学说的本质等，缺乏对典型学说的典型论据的具体分析，对于“论争”的起源、“论争”无法终结的根本原因也讨论较少。　　2000年以后，主张“融合论”的工藤雅树等学者鉴于“古代虾夷族群”问题无法形成定论的现状，又提出“超越论争，转而研究具体问题”的建议。近二十年来，日本学界也的确较少再围绕“古代虾夷是不是阿依努”的问题进行无休止的讨论。但“超越论争”并不能简单地对问题进行回避，分析各种学说所存在的漏洞与问题点应作为“超越论争”的前提。在明晰各种学说“逻辑的自洽性”与“论据的矛盾性”基础上，才可能做到真正不再被“论争”所束缚。因此，本文并不仅是梳理有关“古代虾夷族群”问题研究的学术史，更是要对“论争”这一学术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论争中各种学说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民族学史与史学史的分析。一、历史文献记载的断层与论争的起源

　　从本质上说，20世纪日本学界“古代虾夷族群问题”论争的根源在于历史文献记录上的“断层”。历史上，“虾夷”曾多次出现于《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等古代文献。但9世纪以后，“虾夷”几乎消失于日本的历史文献。17世纪，“虾夷”才再次出现于“松前氏”家史《新罗之记录》中。9-17世纪之间，仅少数物语文学类文献零散提及“虾夷”。例如，《保元物语》提到“虽津轻、虾夷之深，亦打鞭驾马而凌远路”；《义经记》提到“西，西海博多之津；北，北山、佐渡之岛；东，虾夷之千岛”。物语文学类书籍在内容上多带有虚构性、传说性，而且这类文献的通行文本也多定型于17世纪以后的德川时期。因此，日本史学界一般不将这类文献作为考察17世纪以前“虾夷”的可信史料或核心史料。所以说，9-17世纪之间有关“虾夷”的记录是存在历史文献“断层”的。

　　在日本文献中，“虾夷”最早出现于8世纪《日本书纪》的《景行天皇纪》中。《景行天皇纪》记述：“横渡玉浦至虾夷境。虾夷贼首岛津神、国津神等，屯于竹水门而欲距……于是虾夷等悉慄，则褰裳披波，自扶王船而著岸，仍面缚服罪，故免其罪，以俘其首帅，而令从身也。虾夷既平，自日高见国还之。西南历常陆。”伊藤循认为：这里的“虾夷”主要是指“大和王权”所谓“王化”之外的群体，有“夷狄”之意。但从文本文脉看，这里的“虾夷”也可以是某一特定族群的称谓。比如，德川中期学者新井白石在《虾夷志》中认为：《日本书纪》中的“虾夷”，与中国先秦文献《山海经》中的“北倭”、《宋书》的“毛人”，以及德川时期生活在北海道岛的“虾夷”都是同一族群。关于“虾夷”，《续日本纪》的记述更为丰富、连贯。例如，《续日本纪》中记载：“文武元年十月壬午……陆奥虾夷贡方物”，“文武元年十二月庚辰……赐越后国虾夷物”；“铜和二年三月壬戌……陆奥、越后二国虾夷，野心南训，屡害良民”；“铜和五年九月己丑……其北道虾狄，远凭险阻，实纵狂心，屡惊边境”；“养老四年，九月丁丑……陆奥国奏言：虾夷反乱，杀按察使正五位下上毛野朝臣广人”。《续日本纪》的“虾夷”记述不仅具有连贯性，对所谓“内化”的“虾夷”与“化外”的“虾夷”也有较清晰的记述。比如，“灵龟元年，十月丁丑……陆奥国虾夷第三等邑良志别君宇苏弥奈等言：亲族死亡子孙数人，常恐被狄徒抄略乎，请于香河村，造建郡家，为编户民，永保安堵。又虾夷须贺君古麻比留等言：先祖以来，贡献昆布，常采此地，年次不阙，今国府郭下，相去道远，往还累旬，甚多辛苦。请于闭村，便建郡家，同百姓共率亲族，永不阙贡。并许之”。这段文字记述了“虾夷人”“请编入籍”的事。对于所谓“化外虾夷”，《续日本纪》也有“虾夷宇汉迷公字屈波宇等，忽率徒贼，逃还贼地。差使唤之，不肯归来。言曰：率一二同族，必侵城栅。于是，差正四位上近卫中将兼相模守勋二等道岛宿祢岛足等，检问虚实”的记述。此处的“贼地”应为“化外虾夷”的意思。　　文献以外，碑刻也有“虾夷”记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发现”于德川初期的“多贺城碑”。碑文载：“多贺城，去京一千五百里。去虾夷国界一百廿里。去常陆国界四百十二里。去下野国界二百七十四里。去靺鞨国界三千里。”碑末有“天平宝字六年”的纪年。新井白石在《虾夷志》中对碑文也有考证：“天平宝字六年，东海东山节度使藤原惠美朝臣狩刻石于镇守门以志四方道里，相距远近。曰：去虾夷国界一百廿里。其石于今见在府城旧址。则知宫城郡北方数百里，尽没于夷地也。古谓百廿里，准之今法二十里。至其驱之荒徼，悉收东山地，因海为塞，则征东将军坂上大宿祢田村麿之功，盖以为大也。史阙不传，其事可胜叹哉。尝闻之津轻人，坂将军行营之地，往往而有焉。土人亦说其事，犹如前日。唯其文献无足以征者云。”“天平宝字六年”，即公元762年。“多贺城碑”的价值在于其较精确地记录了8世纪的“虾夷国界”。不过，日本学界对多贺城碑的真伪仍存在争议。如果“多贺城碑”不是伪碑，那么其所述史事则是9世纪以前“虾夷”出现于日本非文学类文字记录中的最后一件史事。　　9世纪以后，“虾夷”的历史文献记录出现了“断层”。这个“断层”一方面与平安时期中后期“大和朝廷”逐渐式微，地方豪强并起，“倭人”（“和人”）内纷较多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仍在于9世纪后日本大型“修史”活动出现中断。直至17世纪，“虾夷”再次出现于日本的历史文献。关于9-17世纪的“文献中断”，在新井白石《虾夷志》中也有反映。《虾夷志序》篇中，新井在叙述762年“征东将军坂上大宿祢田村磨”将“虾夷”“驱之荒徼，悉收东山地，因海为塞……史阙不传，其事可胜叹哉”后，直接记述“厥后六百五十六年，若狭守源信广，越海入于夷种，遂取其南界，以定北地。是岁嘉吉三年也”。两件史事之间，跳跃了“六百五十六年”。“源信广越海入夷种”的史事，新井是根据17世纪文献《新罗之记录》记述的。《新罗之记录》是1643年初代松前（今北海道岛南部）藩主松前庆广之子松前景广，奉幕府之命修撰的松前氏家史，成书于1647年。新井《虾夷志》中所述的“若狭守源信广”即松前氏的家祖武田信广，而《新罗之记录》的史事记述也是从武田信广“越海入于夷种”的15世纪开始的。新井《虾夷志》中所说的“厥后六百五十六年”的“时间断层”是就两件史事而言的，而记载这两件史事的文献（碑刻）则相距约9个世纪。也就是说，文献记载的“史事”的“时间间隔”约为6个半世纪，历史文献本身的“断层”约为9个世纪。　　但是，这9个世纪之间，并非全然没有文献提及“虾夷”。工藤大辅指出，日本中世时期（约12-16世纪）也存在不少言及“虾夷”的文献。但工藤提到的文献仍以物语居多，如《平家物语》《曾我物语》《吾妻镜》《太平记》等。新井白石《虾夷志》中有大量对中、日、欧文献的引用，但并没有引用工藤提及的这些“物语”。作为学者和幕府高级官员，新井白石应是知道这些文献的，也是有条件收集、阅读到这些文献的。可是，《虾夷志》并未提及这些文献，其主要原因仍在于这类文献并非严谨的史籍，新井也未视之为可信的史料。工藤的研究可唤起对物语文献史学价值的重视，但物语终究仍是具有虚构性的文学作品，对史学研究仅可发挥辅助作用，并不能直接作为核心史料。除工藤等少数研究外，20世纪以后的日本“虾夷”研究中，也极少使用物语文献作为核心史料。不过，工藤提出重视中世物语文献在“虾夷”研究上的史学价值，也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界仍未发现与“虾夷”相关且具较高史料价值的新文献，有关“虾夷”的中世文献至今仍是十分匮乏的。可以说，学界至今仍未能将有关“虾夷”的文献“断层”两端链接起来。　　面对历史文献“断层”，18世纪的学者新井白石、林子平（《三国通览图说》，1781年）等可以模糊处理或直接主观地认定文献“断层”前的“虾夷”与文献“断层”后的“虾夷”是一脉相承的。但明治以后，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模糊化处理”或“主观认定”在学界已不再成为可能。要判断文献“断层”前后两个“虾夷”的关系，必须有明确的科学证据和合理的逻辑论证。而逻辑论证又是以科学证据为前提的，由于历史文献“断层”的存在，从历史记录论证两个“虾夷”的关系十分困难。因此，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学者开始以实物为证据论证古代文献中的“虾夷人”与阿依努人的关系，而语言学、文化学学者则以语汇、同源词为依据进行同样的探索。在缺少完整“文献”证据链的情况下，两个都使用具有“客观性”证据的学术群体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并在日本学界引发了贯穿整个20世纪的有关“古代虾夷族群”问题的论争。二、长谷部言人的“虾夷非阿依努说”及其学说漏洞　　明治时期，曾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的东京帝国大学解剖学教授小金井良精（1859-1944）等学者开启了日本近代科学主义的“虾夷”（阿依努）研究。小金井发表于1893年的德文论文《阿依努的自然人类学研究I：基于骨骼的研究》不仅是日本体质人类学“虾夷”研究的经典文献之一，同时也提出了“日本石器时代人就是阿依努人”的观点。这一观点与同为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曾留学英法的坪井正五郎（1863-1913）提出的“石器时代人科罗波库尔说”针锋相对。坪井的“科罗波库尔说”认为，石器时代生活在日本列岛的人类是残存于阿依努传说中的、与因纽特人相近的人种——“科罗波库尔人”。小金井与坪井的研究虽都涉及阿依努，但两者的论争焦点是石器时期日本列岛的人类是否是阿依努人的问题。当然，小金井提出的“日本石器时代人是阿依努人”的学说，是有利于解释当时业已在社会和学界流行的“古代虾夷就是阿依努人”的观点的。　　最早用体质人类学方法研究“古代文献中的虾夷是否是阿依努”问题的是长谷部言人（1880-1969）。与小金井相似，长谷部也有着医学、解剖学背景，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曾担任东北帝国大学的解剖学教授、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由于其医学、解剖学的学术背景，其研究多以生理学、解剖学数据为依据。在古代日本列岛人种问题上，长谷部言人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虾夷非阿依努说”主要主张者之一，也是从体质人类学角度论证“虾夷非阿依努说”的最具代表性的学者。1917年，长谷部言人在日本《人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虾夷是阿依努吗》。论文中，长谷部明确表示，他“对主张虾夷是阿依努的诸位学者大家的学说表示怀疑”。他认为，当时学界主流观点中，以《日本书纪》记录的“虾夷人”体貌特征与现代阿依努人匹配、对照从而推导出“虾夷即阿依努”的结论，是缺乏解剖学依据的。　　在古代文献记载和当时日本人的印象中，阿依努人有着身形较高、毛发较浓的特征。对于毛发较浓的特征，长谷部论说道：不能因为古代文献中有时也用“毛人”（与“虾夷”训读同音：エミシ）指代“虾夷”就将其“拟似于（当代日本人印象中）‘毛人’的代表阿依努人，因为（古代文献中‘毛人’的毛发浓密）程度是不甚明了的……毛发浓度不及阿依努人的欧罗巴人，也被（日本人）称为‘毛唐’（德川、明治时期‘唐’也常用来泛指外国人）。他们（‘虾夷阿依努说’者）所谓的‘毛人’也可以是毛发浓度不及阿依努人，甚至不及欧罗巴人的人群。因此，（毛发浓度）并不能作为虾夷是阿依努的佐证……在这一点上，持中立立场应该是不为过的。”也就是说，长谷部认为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毛发特征并不能作为古代虾夷是阿依努的证据。　　在20世纪初日本人的印象中，日本北海道、东北地区居民平均身高是高于很多日本其他地区居民的，而阿依努人较高，因此仅从体貌特征上看，日本大众也很自然地将阿依努人视为古代“虾夷人”的苗裔。对此观念，长谷部言人在《虾夷是阿依努吗》一文中进行了重点论驳。长谷部指出，就医学统计学角度而言，日本人的身高很明显地呈现出地域性特征，“鸟取、北海道、滋贺、大阪、和歌山、京都、冈山、长崎、佐贺、岩手”等府县的平均身高较高，而“琦玉、群马、栃木、新潟、香川、大分、鹿儿岛、熊本”等地的平均身高较低。因此，基于身高的统计学数据，“日本人至少是由两种以上的人群种类构成”，也就是说，在“和人”中也有身高较高的人类群体。论文进一步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指出，古代日本的“大和朝廷”政权有着向东北征伐“虾夷”的历史，在征伐过程中，出现“虾夷消退”与“和人扩展”的历史现象。20世纪初的体质人类学理论一般认为，“高个子的一方显然具有（生理学）‘优势’，低个子的一方处于劣势”，而日本东北地区身高的高低分布情况恰与历史上的“虾夷征讨”具有“同质性”。换句话说，无论是战争，还是自然的人类迁徙，高个子的一方都相对具有竞争力。长谷部分析说，古代征伐之际，日本全国的“高个子”会被征编进征伐的部队，北海道以及日本东北地区的居民平均身高较高并不是源自所谓的阿依努人种，而是日本本身的“高个子”在自然迁徙和古代战争中逐渐集中到北海道以及东北地区的；而在同样被视为古代“虾夷人”曾活动过的“群马、栃木”等地域，居民的平均身高却处于日本最低水平。因此，他认为从身高上论证古代文献中的“虾夷人”与阿依努人的关联性是不成立的。　　在论文《虾夷是阿依努吗》发表的前两个月，长谷部言人还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人头盖地方差异》的论文。该论文虽是对整个日本列岛人类头盖骨形态进行观测、研究的论文，但从发表时间看，应是为论文《虾夷是阿依努吗》提供体质人类学证据的文献。《虾夷是阿依努吗》中，长谷部直接援引《日本人头盖地方差异》的结论指出，从头盖骨形态来看，也“可以观测到虾夷并非阿依努”。在论文《虾夷是阿依努吗》的结论部分，长谷部指出，“如若石器时代的（日本列岛）居民或虾夷人是阿依努人的话，那么阿依努（这个族群）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发展为如今这样的人种岛的。因为这些（人种）岛都是点点相连，一直延续到九州的。因此，理应在（日本）任何岛屿的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其（阿依努）踪迹”。而事实上，日本九州、四国、南部本州等地，并没有阿依努人活动的历史踪迹。以身高数据为核心，综合体质人类学、考古学等方面的证据，长谷部最终指出，可以想定日本古代文献中曾出现过的、也同样被“大和朝廷”视为“化外”而征伐的“蜘蛛、熊袭、隼人等与国樔、虾夷都属于同一系统”。也就是说，长谷部认为日本古代文献中“虾夷人”并非阿依努人，而是与“蜘蛛、熊袭、隼人等”被“大和朝廷”视为异类的群体一样，是居住于“大和朝廷”边缘地带的人群，而这些人“如今已是”构成日本主体民族的“大和民族”的一部分。　　长谷部言人论证“虾夷非阿依努说”与其参与“石器时期日本列岛人种”的讨论有着密切关联。明治时期，小金井、坪井等学者就“石器时期日本列岛人种”问题，分别提出了“阿依努说”与“科罗波库尔说”。在《虾夷是阿依努吗》发表的同一年，长谷部也就此问题发表了论文《石器时代住民论我观》。论文中长谷部指出，“阿依努说”与“科罗波库尔说”两种观点虽针锋相对，但在“石器时代住民”并非现代日本人祖先的问题上，两者是一致的。而长谷部对此持反对观点。长谷部从考古、解剖、民俗、体质人类学等多角度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但无论是反驳小金井的“日本先民阿依努说”，还是论证他自己提出的“日本先民非阿依努说”，长谷部仍主要依赖于“推理”与“推论”，缺少有意义的体质人类学证据。这一点，长谷部自己在论文中也有不同程度的承认。也就是说，长谷部既无法确凿论证“日本先民非阿依努说”，也无法有力地批驳“日本先民阿依努说”。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论证“虾夷非阿依努说”则更有利于长谷部自己赞成的“日本先民非阿依努说”观点。因为，“日本先民阿依努说”的重要前提就是“古代虾夷阿依努说”，如果切断古代“虾夷”与阿依努关系的历史链条，对“日本先民阿依努说”是十分不利的。所以说，长谷部论证“虾夷非阿依努说”这个观点，也可能是与其论证“日本先民非阿依努说”有一定关系。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长谷部论证“虾夷非阿依努说”便有着较强的目的导向。工藤雅树说，“虾夷阿依努说”与“石器时代日本先民阿依努说”有着密切关系，而从长谷部的言说来看，其所主张的“虾夷非阿依努说”也是与其反驳“石器时代日本先民阿依努说”有着较紧密关系的。　　当然即便是有着较强的目的导向，也并不能说明长谷部提出的“虾夷非阿依努说”就必然存在漏洞或破绽。如果他的学说存在漏洞，这样的漏洞也只能存在于其论证之中。而就其论文中的论证而言，至少存在两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第一，无论是在《虾夷是阿依努吗》中，还是提及“虾夷”问题的《石器时代住民论我观》等论文中，长谷部都是用现代日本列岛居民的体质特征（主要为身高）与历史文献记载中的“虾夷人”分布特征的不一致性，来反证“虾夷阿依努说”的不合理性。也就是说，在方法论上，长谷部的论证并未直接在现代阿依努人与古代文献中的虾夷人之间建立联系，而仅仅是运用了逻辑上间接的反证法。第二，长谷部所使用的日本人身高数据的地域差异并不一定是由“人种”引起的，也可能与统计当时各地的经济水平和居民的营养状况有着较大关系，甚至营养对身高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重要。而长谷部论文所使用的身高分布数据，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明显的线性相关特征。例如，长谷部论文中提到的身高较高的“滋贺、大阪、和歌山、京都”是日本的“近畿”地区，历史上就是日本的经济中心之一，“长崎”则是德川时期日本唯一的贸易港口，而“冈山、佐贺”等地也是日本近代工业重要的肇始之地，“北海道”则地广人稀，物产丰富。因此，这些地区的居民有着较好的营养状况也是较为合理的。同时，论文中所说的身高较低的“琦玉、群马、栃木、新潟、香川、大分、鹿儿岛、熊本”中有很多至今仍是日本经济发展相对不平衡的地区。经济发达的东京之所以既未进入“高身高地区”，也未进入“低身高地区”，原因在于：作为首都和经济核心都市，不断汇集着日本全国各地的人口，其平均身高应是呈现出与日本全国平均身高不断趋同的特征。因此，长谷部以现代人身高考察古代居民的“人种”是存在较大误差的，这样的误差甚至具有影响结果准确性的统计学意义，因为遗传并不是影响身高的唯一因素。　　在“虾夷非阿依努”学说体系中，长谷部言人的论文是从体质人类学角度研究的代表，也是“奠基之作”之一。他的论证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其论证的逻辑破绽也较为明显。长谷部言人的“虾夷非阿依努说”中已经蕴含了“虾夷边民说”的内涵，只是其在论文中并未从历史学角度进一步论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虾夷非阿依努说”基础上，不少学者通过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的论证，又提出了内涵更为丰富、边缘较为开放的“虾夷边民说”。三、金田一京助的“虾夷阿依努说”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学说上，与“虾夷非阿依努说”相对的是“虾夷阿依努说”。德川时期有关“虾夷”的文献大多直接将当时生活在北海道岛一带的“虾夷”的历史直接追溯至《日本书纪》等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年代，如新井白石《虾夷志》、林子平《三国通览图说》等。可以说，“虾夷阿依努说”就起源于德川时期学者的“虾夷研究”。但是，德川时期的“虾夷研究”并没有用证据将古代文献中的“虾夷”与近世“虾夷”联系起来，他们对古代“虾夷”的“考证”仅仅是一种主观上的判断。如前文所述，有关古代“虾夷”的近代科学主义研究是从“石器时代日本居民”讨论开始的。然而，以小金井良精为代表的体质人类学者的研究主要是论证“石器时代日本先民”与现代阿依努人的关联性。虽然小金井的学说有利于对“古代文献中的虾夷就是阿依努”这一观点的解释，但由于当时出土的人骨多属“先史时期”，因而无从判断稍后的《日本书纪》记载中的“虾夷”是否就是阿依努。也就是说，仅仅依靠考古发掘的人骨证据无法充分证明《日本书纪》等古代文献记载中的“虾夷”就是阿依努。这一“窘境”随着语言学者参与问题的讨论而发生改变。

　　近代以后，“日本人常常用阿依努语言来解释古地名的由来”。1897年，寺石正路的论文《虾夷语地名及其他一二例》中，就从近代语言学角度对起源于阿依努语言的日本地名进行了初步考察。1911年，吉田严在论文《从阿依努语看日本地名》中，对源于阿依努语言的日本地名进行了早期较为系统的考察。地名以外，吉田论文中还提到了“奥羽地区……至今还偶有夷俗存在，俗语中也有不少阿依努语存在”。论文虽以语言与地名的关系为主要论题，但全文却是以“上古所称的‘虾夷’，无疑就是阿依努的祖先。（阿依努）与虾夷的关系在书纪（《日本书纪》）以来的国史中亦都有明确的记载，世人也有所熟知”为大前提论述的。从论文的这句大前提来看，德川时期以来的将古代文献中的虾夷等同于阿依努的观点，在明治晚期仍是一种较为主流，甚至是毋庸论证的观点。吉田的论文，也并非用“语言与地名的关系”来证明这个观点，而是用这样的关系来丰富这一论说。但是，这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大前提”，甚至是毋庸论证、为大众所熟知的“常识”，在1917年受到了来自体质人类学角度的长谷部言人《虾夷是阿依努吗》一文的极大冲击。由于《虾夷是阿依努吗》是一篇基于医学统计学、以科学主义的方法论证“虾夷非阿依努”的论文，因此支持“虾夷阿依努说”的学者也需要同样以科学主义的方法来论证自己的学说。　　语言虽不是实在的物体，但也具有一定的客观存在属性。因此，从语言学角度来探讨古代“虾夷”与阿依努关系，也是较具科学性和说服力的论证方法。不过，无论是围绕“石器时代日本居民”问题的讨论，还是围绕“古代虾夷是否阿依努”问题的讨论，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都有所减少。讨论的偃息可能与当时日本“皇国史观”的高涨不无关系。因为，“皇国史观”之下，先史日本列岛人不是现代日本人祖先的观点是不受“主流”欢迎的论调。由于古代“虾夷是阿依努”的观点倾向于“先史日本列岛人是阿依努人”的观点，因此，1945年以前语言学界在阿依努语言问题上虽有不少研究积累，但很少清楚明白地将其与“虾夷”的族群问题联系起来。比如，研究阿依努的语言学者、民族学者金田一京助（1822-1971）虽从明治后期就开始专注于阿依努语言研究，但其早期的研究也对“古代虾夷”与阿依努的关系有一定回避。1925年，金田在日本《人类学杂志》发表的论文《从语法上看阿依努》中说：“今日，在语言与人种问题上，议论纷纷。有学者认为语言是民族生活的内投影……也有学者论说，语言是语言，人种是人种，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有人断言说，语言是绝不可用来论说人种关系的。”对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金田表示，他的论文并不想去支持哪一方，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说，“语言都是民族学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此时的金田虽强调语言研究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当时并不试图通过语言的研究来论证“古代虾夷”与阿依努的关系。论文《从语法上看阿依努》的核心内容也仍以纯粹的语言学讨论为主。　　1945年以后，日本的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军国主义和“皇国思想”的束缚。学术界也再次出现“古代虾夷族群”问题的讨论热潮。战后初期，从语言学角度论证“虾夷阿依努说”的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就是东京大学语言学教授金田一京助。金田一京助出生于日本东北的岩手县，其家乡是日本人广泛熟知的“虾夷故地”。从明治后期开始，金田在阿依努语言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他较具代表性的论文有《阿依努语言学的一个问题》（《人类学杂志》第28卷第2号，1912年）、《阿依努语的所谓前致词问题》（《人类学杂志》第44卷第6号，1929年）、《阿依努动词的第三类：关于复合动词的人称》（《民族学研究》第1卷第3号，1935年）等。在战前研究积累基础上，1948年金田一京助发表论文《虾夷即阿依努之论：以此一篇献给岛村孝三郎先生》。论文在标题中便开宗明义地提出“虾夷即阿依努”的观点。论文序中，金田说：“古史所谓‘虾夷’何也？或曰阿依努，或曰非阿依努……意见针锋相对，问题至今尚未解决。而有史以来，虾夷居于东，我之东境常有紧张……镇守府将军、征夷大将军素来因其而设，东国武士亦因其而起……此日本历史推进力之‘虾夷’，其正体今仍掩于疑团。新日本历史之第一页可将其遗漏而不言哉？”由此可见，金田的这篇论文就是一篇试图在战后“新日本历史”书写之际，解决古代文献中的“虾夷”是否是阿依努问题的论文。这篇论文也是战后初期从语言学角度论证古代文献中的“虾夷”是否是阿依努的代表性文献。　　金田的这篇论文分为八个部分，分别为：“古史中虾夷为我东边异族”“汉籍所见之虾夷也为东边之异族”“津轻海峡南北两岸的地名一致”“古史所见虾夷之人名、地名的阿依努味儿”“爱瀰诗、惠比寿、虾夷的语源与阿依努的关联性”“北奥留下来的阿依努语地名”“虾夷的甲斐起源说是谎言与空想的产物”“虾夷非阿依努说既有逻辑跳跃也有认识不足”。在“津轻海峡南北两岸的地名一致”一节中，金田列举了津轻海峡（本州与北海道之间的海峡）南北两岸有着很多相同的、源自阿依努语的地名，如：トマリ、トドシマ、ロクギウマ、シュクノベ、ヤコシ、シリヤ、シレトコ、イソヤ、カマヤ、オコッペ、シラツカリ、ウタ、モシリ、シリ、ナイ、ベツ、ペ（ベ）等地名。以“トマリ”为例，津轻海峡南岸存在叫作“トマリ”的地方，而北岸也同样有地方被称为“トマリ”，南北两地的“トマリ”地名均源自阿依努语。也就是说，金田通过“津轻海峡”两岸语言中“语汇相同”的现象，发现了本州岛与北海道岛上地名的一致性。近代以前，北海道岛是阿依努人生活的地域，北海道的很多地名是阿依努人命名的。而与北海道岛隔津轻海峡相望的本州岛东北部地区，也出现很多与北海道岛上相同的、源自阿依努语言的地名，这说明本州岛东北部地区应该也是与北海道岛阿依努人有着相同或相近语言的族群曾经活动的地方。本州岛东北部的阿依努语地名为虾夷人从本州逐渐退缩至北海道岛的学术假设提供了语言学的支撑。而这种“北向退缩”假说也与日本古史中有关虾夷的记载有所吻合。也就是说，现存的阿依努语地名在地理分布上与古代的历史文献记载的“虾夷”活动区域具有一致性。但是，要想将区域上“一致性”转变为族群上的“关联性”，仍需要论证。因此，金田又对“古史所见虾夷之人名、地名的阿依努味儿”进行了论述，试图以此在“古代虾夷”与现代阿依努之间建立关联。但是，金田所说的“‘古史所见虾夷之人名、地名’带有‘阿依努味儿’”却又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判断。　　从论证过程来看，这篇“虾夷阿依努说”的经典论文中也至少存在两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第一，金田使用的语言学证据，只能证明日本本州东北部地区是现代阿依努人曾经的活动区域，并不能直接论证古代“虾夷”与现代阿依努人的关系。而“古史所见虾夷之人名、地名”带有“阿依努味儿”，则更是带有较浓重的主观性，其论说虽有一定合理性，但并非科学。因此，金田论文中提出的语言学论据并没有真正在古代“虾夷”与现代阿依努之间建立直接关联，其部分论证仍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尤其是“带有‘阿依努味儿’”的论断甚至类似于新井白石的“直接认定”。第二，金田论文第一部分“古史中虾夷为我东边异族”中的“古史”主要是指《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等，但《日本书纪》部分记载的可靠性一直以来都受到史学界的质疑。这一点，坂本太郎、工藤雅树等人的研究中已有清晰指出。　　历史学者那珂通世早在明治时期便对包括《日本书纪》在内的很多日本古史中的古代天皇异常高寿的记载提出过质疑。但“疑古”思想在20世纪前期的日本受到了抑制。1945年以前，在“皇国思想”统制下，日本的“古史”几乎是不容学界置疑的，“古史”的记载可以当然地作为“正统”史料直接使用。金田的这篇论文写于战后初期的1948年，“古史”记载的“正统性”尚未完全破除。因此，金田在论证中使用了这些材料，而这也成为他的论文受日本学界批评的最主要方面。金田使用“记纪”等文献作为主要论据虽是其论文的一大缺陷，但金田论文的最根本问题更是在于，其通篇论证并没有找到“古代虾夷”与现代阿依努的直接联系，而“带有‘阿依努味儿’”这种主观判断式论断则更弱化了其论说的说服力。四、“虾夷边民说”与“融合论”的本质

　　20世纪50年代以前，以长谷部言人为代表的体质人类学者与以金田一京助为代表的语言学者都试图通过“科学的”、具有客观存在性质的证据来证明“虾夷非阿依努说”或“虾夷阿依努说”。但长谷部所使用的数据是20世纪日本居民的体质统计数据，而金田语言学证据也只能证实本州东北地区曾是阿依努人的活动区域。在历史文献记载存在“断层”，而体质人类学与语言的研究又仅停留在推演阶段的情况下，要想在古代文献中的“虾夷”与近世“虾夷”（现代阿依努）之间建立联系，学界十分需要有新的考古学成果。

　　在古代“虾夷”的民族学研究上，日本东北大学考古学教授伊东信雄将研究推进了很大一步。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贡献是“田舍馆村稻作文化”的发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伊东信雄在位于仙台的第二高等学校（东北大学教养部前身）历史标本室偶然注意到标记有“青森县南津轻郡田舍馆村”的壶形土器，此后又在东北大学久原考古文物集中发现另外三件同样出土于田舍馆村的土器，这些土器让伊东提出了日本东北北部地区也存在弥生土器的假说。1950年，伊东信雄将这一假说以《东北地方的弥生式文化》为题，发表在《文化》杂志上。论文发表后，即在学界引起热烈讨论。反对假说的一方指出，“缺少水稻种植证据（的田舍馆村出土土器）是不应被归入弥生文化的”。正当学界仍在围绕这一假说讨论时，1955-1956年田舍馆村因农业生产需要进行耕地翻整过程中，在村中“垂柳地区”又发现大量土器。“田舍馆中学教谕工藤正在伊东教授的建议下”，在土器的内侧发现了稻籾痕迹。1957年，东北大学对田舍馆村垂柳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时，又发现了200粒碳化米。碳化米的发现已可基本证实伊东提出的“田舍馆文化”属于弥生文化的假说。此后，青森县教育局又组建“垂柳遗迹发掘调查会”，在1961年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294块面积约10平方米左右的水田遗迹。至此，日本学界在“田舍馆文化属于弥生文化”以及“公元2-3世纪时日本东北北部地区已存在以稻作文化为特征的弥生文化”问题上基本取得共识。　　在古代“虾夷”问题上，“可供追溯的历史、地理资料十分稀少。要想考究这个问题，只能用‘接近法’”向问题的“真相”逐渐靠近。而“田舍馆村水田遗迹”的发现无疑为久困于缺少新资料的学界提供了“接近”问题“真相”的重要考古证据。在发现“田舍馆土器”中的稻籾痕迹后，伊东信雄提出了古代“虾夷”是“倭”的“边民”，而并非“异民族”的观点。在论文《从考古学看东北古代文化》中，伊东指出：“古代虾夷”与“倭”之间在文化类型上并没有本质差异，两者之间仅仅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也因这种时间差，地处边鄙的古代“虾夷”才被“倭”视为所谓“异民族”，且古代“倭人”将“虾夷”视为“异民族”的观念被记录进古代典籍，而正是这样的记录让人产生了“虾夷”是与“倭人”不同民族、不同族群的观感。也就是说，伊东认为古代的“虾夷”是一个被文献书写出来的“异民族”。　　伊东的学说被日本学界总结为“虾夷边民说”。但“虾夷边民说”的主要观点并不是伊东信雄首先提出的。在长谷部言人发表于1917年的论文《虾夷是阿依努吗》的结论部分，已经有了“虾夷边民说”的雏形。不过，长谷部仅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并没有进行论证。伊东信雄的考古发现为“虾夷边民说”在学界的“立足”提供了较为有力的考古学证据。此后，又经过不少历史学者对“虾夷边民说”内涵的丰富，这一学说“渐渐取得了学说上的优势”。　　较早从历史学角度丰富“虾夷边民说”内涵的学者是高桥富雄。在伊东信雄提出“虾夷边民说”，并认为古代“虾夷”是历史书写出来的“异民族”的观点的同一时期，主要由历史学者参加的“古代史谈话会”也对历史书写与古代民族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记载“虾夷”史事的《日本书纪》等古代史书是如何书写出来的，是“古代史谈话会”的讨论焦点之一。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学者坂本太郎从《日本书纪》中存在虚构性材料的角度对古代虾夷问题进行了论证。田名网宏从“夷狄观”的角度分析了古代史书中的“虾夷”概念问题。在中国古代的“夷狄观”中，文化水准低的群体往往被视为“夷狄”而遭“中心”文化的“排斥”，而当时的“倭”自认为是“中心”，在中国“夷狄观”已经渗透入“倭”文化之后，“倭”也很容易将文化水准低的、处于边缘地带的群体视作“夷狄”。于是，在“夷狄观”的影响下，“虾夷”的概念也出现在了《日本书纪》之中。但是，正如森三树三郎在《华夷思想》中指出的那样，古代中国对“夷狄”的认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被视为“夷狄”的群体在文化上达到了“华”的水准，那么这个群体则又不再被视为“夷狄”，而成为与“诸夏”同等的“华”。也就是说，分别“诸夏”与“夷狄”的标准并不是族群差异，而是文化上的差异。在渗透着“夷狄观”的《续日本纪》等文献中，也的确有“虾夷”“请编入籍”，被“同化”“内编”的记录。基于上述逻辑，田名网宏从古代文献中渗透着的“夷狄观”角度指出古史中的“虾夷”可能仅仅就是被“倭”视作“夷狄”的群体。　　考古学者直接找到了日本古代东北地区存在与“倭”核心区域同样的“弥生文化”，这成为“虾夷边民说”的根干；而历史学者又提出了古史中的“虾夷”是一个被书写出来的概念，这又在“虾夷边民说”的根干上促生出了枝叶。1963年，高桥富雄出版著作《虾夷》。书中，高桥认为，古代“虾夷”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并非“民族”概念。这样，高桥划清了“虾夷边民说”的概念边缘。内涵丰满、边缘清晰的“虾夷边民说”在高桥的书中实现了“集大成”。此后，山田安彦又从地理学角度论证了古代的“虾夷”在地理空间上成为“律令国家（大和王权）渐移地带”的可能性。　　虽然考古、历史、地理等诸多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虾夷边民说”进行了论证与丰富，但“虾夷边民说”所论证的都仅仅是古代“虾夷”与“倭”之间的关系问题。“虾夷边民说”并没有回答古代的“虾夷”与近世、近代“虾夷”（也即阿依努）的关系问题。虽然大多数主张“虾夷边民说”的学者都赞成“虾夷非阿依努说”，但即便从他们的论证来看，“虾夷边民说”中“边民”的族群归属仍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文化水准较低”的“倭人”（或称“和人”），另一种是受到“倭”影响的“异民族”。因此，“虾夷边民说”虽在主观上倾向于“虾夷非阿依努说”，但客观上未能正面证明“虾夷阿依努说”就是谬误的。从本质上说，“虾夷边民说”是将古代“虾夷”与近代“虾夷”（阿依努）这两个群体的关系问题转变为了古代“虾夷”与古代“倭”的关系问题。因此，无论“虾夷边民说”的内涵如何丰富，都没有解决古代“虾夷”是否是“阿依努”的问题，这一学说仅仅论证了古代“虾夷”与“倭”在文化与政治上的关联性。事实上，高桥富雄提出的“古代‘虾夷’是政治概念”的说法，也等于自我承认了“虾夷边民说”回避了“古代虾夷”是什么人种、什么民族的问题。　　在日本古代文献记载中，“虾夷”主要活动于距离“倭”核心地带较远的本州岛东部和东北地区。　　从人口迁徙角度说，这一地带的“边民”当然可以是从本州岛西部，也就是“倭”的核心区域逐渐向东扩散而来的。但也存在从北方的北海道岛等地逐渐向南迁徙而来或本身就生活在本州岛北部地区的可能性。而本州岛北部的“虾夷”群体在文化上接触到了“水准更高”的“倭”之后，受其影响而发展出类似于“倭”文化的文化，是存在充分可能的。假设后者成立，那么靠近“倭”文化的那部分“虾夷”逐渐被“倭”同化，并最终汇入了日本主体民族“和人”是可能的，但距离“倭”较远的那部分“虾夷”则也有可能仍保留其自身文化特征，成为后来的“近世虾夷”或阿依努。因此，不管“虾夷边民说”的支持者承认与否，“虾夷边民说”本身是可以朝着“阿依努说”和“非阿依努说”两个方向解释的。在古代“虾夷”与阿依努的关系问题上，“虾夷边民说”蕴含着矛盾。对于这个“矛盾”以及20世纪中前期以来的“虾夷阿依努说”与“虾夷非阿依努说”的矛盾，工藤雅树试图进行“融合”。工藤认为，“‘虾夷阿依努说’与‘虾夷非阿依努说’虽然对立，但是‘虾夷阿依努说’强调的是古代虾夷实体中（地域的）北海道性的部分，‘虾夷非阿依努说’强调的是虾夷文化上的日本（特征）的一面。因此，也可以不将其视为对立的学说”。在“古代虾夷”与阿依努的关系问题上，工藤将研究视点投射到了孕育“日本民族”的弥生文化之前的“绳文文化”上。伊东信雄曾根据日本东北地区出土的弥生文化遗迹，做出了“虾夷”是“倭”的“边民”的判断。而工藤则指出，在日本东北地区出现弥生文化之前，东北地区和北海道岛存在着“北日本型绳文人”创造的“绳文文化”。后来，在不同的地理与文化环境下，一部分生活在本州岛北部、东部地区的“北日本型绳文人”接受了“稻作文化”，他们在以西日本为中心的“倭”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与“倭”文化逐渐趋同的倾向。这部分人后来汇入了“日本民族”。还有一部分生活在“北海道岛”的“北日本型绳文人”，由于“倭文化”的“光源”并未投射到这里，他们经过“续绳文文化”“擦文文化”的阶段后，独自发展出了一个有别于“倭”文化的阿依努文化。在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中间”群体。这个群体就是古代的“虾夷”。工藤说：“虾夷人有可能在阿依努文化形成过程中，与北海道的居民走过一段共同的道路，也参与过阿依努民族的形成过程”，但成为“倭”的“边民”的“虾夷人”最终还是汇入了“日本民族”。工藤指出，古代文献中的“虾夷”是处于“本州岛北部、东部的日本文化”与“阿依努文化”之间的群体，在其“日本民族化”之前的称谓。工藤将“本州岛北部、东部的日本民族”、古代“虾夷人”以及“阿依努人”的历史渊源均追溯到了“北日本型绳文人”。但是，工藤所提出来的“虾夷人”与“阿依努人”均源自“北日本型绳文人”的观点，等于承认了“虾夷人”与“阿依努人”同源同祖。同时，工藤在其学说中还使用了一个外延更为宽泛的“日本民族”的概念。一般认为，“日本民族”是一个近代的概念。在古代史语境下，“日本民族”是否等同于“倭”（ヤマト），工藤并没有明言。因此，工藤的“融合论”实质上是用近代的“日本民族”的概念替代了传统“虾夷边民说”中的“倭”的概念。也就是说，工藤既承认“虾夷”与“阿依努”同源同祖（某种意义上趋近于“虾夷阿依努说”），也同时承认“虾夷”是“日本民族”的“边民”（将“倭”替换为“日本民族”的“虾夷边民说”）。这样，工藤的学说便在“虾夷阿依努说”与“虾夷边民说”之间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融合”。因而，本文便将工藤的学说概括为“融合论”。工藤的“融合论”之所以能“融合”，根本原因是其以“日本民族”这个近代概念替换了“倭”（ヤマト）这个古代概念。从本质上说，“融合论”并没有解决“虾夷”与“倭”的关系问题；不仅如此，它还在“祖源”问题上，提出了古代“虾夷”与“阿依努”同源共祖的观点。　　另外，工藤学说将古代“虾夷”与阿依努共同追溯至“北日本型绳文人”，这等于又将“古代虾夷族群问题”与“日本石器时代居民问题”关联起来。20世纪前期，长谷部言人就是以“古代虾夷非阿依努说”来反驳“石器时代居民阿依努说”的；而20世纪后期，工藤又将“阿依努人”“古代虾夷人”与“本州岛北部、东部的石器时代居民”之间的关系糅合了起来。经历整个20世纪后，问题似乎又被拉回到论争的原点。

余论
　　学术讨论、学术现象本身就具有时代性。18世纪前期，新井白石之所以考证“虾夷”的历史，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德川幕府已在“虾夷人”的聚居地带北海道岛南部建立了“松前藩”。因此，作为德川幕府中央核心官员的新井白石及其所侍奉的幕府首领、幕府中央机构都需要对“虾夷”有一个总体性把握。18世纪后期，林子平等学者再次考察“虾夷”问题，很大部分原因在于俄国人从千岛群岛逐渐南下，使日本知识分子产生了危机意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新井、林在“古代虾夷族群”问题上的考察是缺乏学理依据、主观性很强的旧式考证。但他们的著作还是在德川、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印象中建立了“古代虾夷”就是“近世虾夷”（阿依努人）的观念。　　“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与日本开始有直接往来。特别是在航海发达的英国、荷兰等国，“了解日本”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实务需要。在此背景下，一些曾旅居日本的欧洲人将自己的见闻、思考整理成为“地志”“民俗志”一类的书籍，如卡隆的《日本大王国志》（1649）、坎佩尔的《日本志》（1728）、西保尔德的《日本》（1832-1851）等。其中，西保尔德出于日本人与蒙古人“外貌”特征相似、而阿依努人与日本人的“外貌”特征有所差异的直观认知，在其著作《日本》中提出了“日本新石器时期人应是阿依努人的祖先”的看法。明治维新以后，在日本学习西方的浪潮中，更多的欧美学者得以前往日本从事更为科学的日本研究。1879年，美国学者莫斯在对日本大森贝塚遗迹与美国印第安遗迹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石器时期日本居民”被阿依努人取代“置换”，而后阿依努人又被现代日本人的祖先所取代“置换”的学说。随后，同样从事大森贝塚研究的英国学者米尔内又提出了“新石器时期，阿依努人居住于本州；科罗波库尔人居住于北海道”的学说。当然，此时欧美学者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古代“虾夷”问题。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的同时，欧美人类学、民族学界也掀起了对世界各地“原住民”的人类学、民族学考察热潮。日本北海道岛的原住民阿依努人，也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19世纪末，在阿依努人种问题上，欧美及俄国人类学界出现了“蒙古人种说”和“欧罗巴人种说”两种学说，主张前者的有邓尼茨、多夫罗托沃里斯基等，主张后者的有彼茨科莫尔、戴维斯等。同一时期，在德国史学影响下，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主义史学研究风潮传入日本。在近代欧美“人类学、民族学”与“民族国家主义史学”的交互影响下，日本学者开始运用近代的学术手段探寻“日本先民”的历史，追溯日本民族的源头。在莫斯、米尔内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坪井正五郎提出了“石器时期日本居民科罗波库尔说”，小金井提出了“石器时期日本居民阿依努说”。针锋相对的两种学说之间的论辩还成为了“日本人群体形成史问题上的最初的科学论争”，最终，小金井的“石器时期日本居民阿依努说”取得了学说上的优势地位。　　20世纪以后，为了反论“石器时代日本居民阿依努说”，日本又出现了“古代虾夷非阿依努说”的观点。可以说，无论是“石器时代日本居民阿依努说”，还是“古代虾夷非阿依努说”，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学界追溯日本民族起源的学术风潮中产生的。由于直接关系到日本民族的起源问题，在1945年以前所谓“皇国思想”影响下，“古代虾夷是否阿依努”的问题在20世纪前期的学界讨论中又显得尤为突出。　　1945年以后，“皇国思想”不再是日本学界探讨历史问题的意识前提，“古代虾夷阿依努说”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随着学界对“皇国思想”的破除，日本古代的历史文献也不再是不能质疑的经典。这使得有关“古代虾夷”的讨论越来越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在日本战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进展之中，在“古代虾夷族群问题”上又产生了“虾夷边民说”。主张“虾夷边民说”的学者虽然大多赞成“虾夷非阿依努说”，但“虾夷边民说”本身已经有着回避“人种”问题，转向文化学问题的倾向。也就是说，体质人类学上的“人种”问题已不再是讨论的焦点，而文化学上的“虾夷”与“倭”的关系则成为学界新的关注点。这也反映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探寻“人种”的学术风潮在20世纪后期的日本学界已逐渐淡化。虽然有关“古代虾夷族群”的讨论仍在继续，日本学界也产生了“虾夷边民说”“融合论”等多种内涵更为丰富的学说，但“古代虾夷”在人种上到底是不是阿依努已渐渐不再是学术讨论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也与20世纪后期日本学界不再像20世纪中、前期那样过度执拗于追溯“日本先民”与日本民族源头问题的学术走向相吻合。　　20世纪后期，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人类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趋势促使国际历史学界产生“全球史”或“整体世界史”的研究趋势。2001年，曾在“古代虾夷族群”问题上提出“融合论”的工藤雅树呼吁“超越人种争论，研究具体问题”，这种倡议也正是全球化这一时代特征在“古代虾夷族群问题”研究上的具体反映。　　从学术现象来看，古代“虾夷”的族群问题，从早期的结构、论说都较为简单的“虾夷非阿依努说”与“虾夷阿依努说”逐渐发展成为“虾夷边民说”与“融合论”。虽然论据更为多学科化，论说也更为复杂化，但从本质上说“虾夷边民说”回避了问题的核心，而“融合论”也并没有实现“虾夷阿依努说”与“虾夷边民说”的融合。对于古代“虾夷”是否阿依努这个命题，日本学界仍然没有答案。而之所以经历一百年，这一学术论争仍停留在问题的“起始”阶段，其根本原因与这个问题起源的原因应是相同的，即正是日本历史文献记载的“断层”导致了“古代虾夷族群”问题的产生。20世纪以后，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学者虽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但问题之所以长期未能解决，是因为任何学者都无法在“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的“实物（客观存在）证据”与古代文献中“虾夷”的文字记录之间建立确凿的联系。当然，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也并非没有进展。笔者认为，“虾夷边民说”以历史文献来解释历史文献中的“虾夷”是最能接近问题本质的研究思路。因为古代“虾夷”归根结底是一个出现于历史文献中的概念。不过，“虾夷边民说”所能接近的也只能是古代文献中的“虾夷”概念。从概念上说，“虾夷”对应的族群实体应该就是所谓的“边民”。但“边民”的实体又是什么？“倭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非倭人”的可能性也存在，甚至也可能是“倭人”与“非倭人”的混杂群体。笔者浅见：在“古代虾夷族群”问题上，探寻概念的问题，应从概念出发，探寻实体的问题，应从实体出发；如果缺少完整的证据链，要想在古代“概念”与现代“实体”之间建立联系，仍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一方面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使得“古代虾夷族群”问题已不再是学界亟须解决的课题；另一方面，20世纪前期出现的、试图将古代文献中出现的概念与实际存在的人类群体之间近乎执拗地建立某种联系的“学术问题”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无解的命题。所以说，工藤雅树提出的“超越论争”的倡议既是时代呼声的反映，也是这个论争客观上可能无解的必然结果。20世纪不同时期日本学界出现的有关“古代虾夷”的各种学说、假说，均浸透着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而有关“古代虾夷族群”问题的论争也是20世纪日本学术风潮的产物。本文作者李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原文载《世界历史》2021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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