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现代化模式的转换及其经验教训

·笔谈·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经验教训·

墨西哥现代化模式

的转换及其经验教训

　　2021年8月13日，墨西哥举行了“特诺奇蒂特兰城沦陷”500周年纪念仪式；9月27日，墨西哥再次举行隆重活动，庆祝国家独立200周年。由此看出，自西班牙征服至今500年的墨西哥，前300年是作为西班牙殖民地、后200年是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如果说500年前的殖民征服，使墨西哥纳入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而被动地卷入全球化进程，那么，200年前赢得独立国家地位，则为墨西哥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前提。

一　　19世纪初爆发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与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发生的革命共同构成所谓的“大西洋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一起，推动了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独立前经济基础落后、资本主义因素薄弱，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是由于宗主国局势变化而发生的“早产”革命。革命仅仅使得土生白人取代宗主国贵族，掌握了国家的领导权，但并未引起社会经济结构变革。因此，在欧洲和北美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的情况下，拉美各国却依然处于供应世界市场初级产品的边缘地位。“由于政治混乱与传统的单一作物制经济结构，使拉美贻误了半个世纪的历史机遇。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当革命的混乱时期过去之后，在欧洲的新技术革命和工业化新浪潮(也就是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的影响下，少数拉美国家才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启动阶段，经济增长、体制改革、人口快速增长都相继出现。”　　然而，拉美的社会上层对国家未来前景的构想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却是从国家独立之初，甚至在独立战争期间就开始了。南美大陆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即在独立战争期间就思考拉美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以及即将面临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西蒙•玻利瓦尔是拉美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先驱。就墨西哥而言，独立之后，社会上层形成了两大政治派别。保守派代表了旧的土地和矿业贵族、教会和军人上层、垄断商人和一些制造业主的利益。保守派赞成少数人的统治、政教合一、有限制的教育以及强大的常备军。他们由于支持伊图尔维德帝国也被称为“中央集权派”。其代言人和组织者是政治家、历史学家卢卡斯•阿拉曼(Lucas Alamán)。与之相对立的是商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主张自由放任、扩大选举权、政教分离、公办教育和联邦制，这一派当时被称为“联邦派”，也是自由派。自由派代表了土生白人和混血种人组成的中产阶级——包括首都以外的土地所有者、专业人员、手工业者、教会和军队的下层，他们决心结束上层集团的特权及其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自由派的代言人是何塞•马利亚•路易斯•莫拉(José María Luis Mora)。两派围绕着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和社会政策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甚至演变为全国性的内战，并由此招致外国的干预。19世纪上半期墨西哥保守派和自由派之争，既是不同统治集团之间的权力角逐，也是国家不同发展道路的斗争。换句话说，这场斗争本身是对国家现代化模式的一种探索。　　以往学界更多地强调自由派的进步性和保守派的落后性，实际上，两派对国家发展的主张都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自由派主张建立共和制度，削弱天主教会，无疑受到美国和法国革命政治思想的影响，具有时代的进步性；但是，墨西哥独立后土生白人政权不可能自愿与社会下层分享政治权力，从美国和欧洲照搬而来的共和民主体制，必然水土不服，流于形式。保守派主张建立君主制度，特别是主张维护天主教会的权力和地位，看似落后，但对于长期受西班牙专制统治、深受天主教会影响、宗教观念浓厚的墨西哥国民而言，对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未尝没有好处。对比一下独立后实行共和制的西班牙美洲各国的考迪罗统治和政治动荡，与实行君主制度的巴西相对的政治稳定，这一点便看得十分清楚。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继承和逐步改造传统因素，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对于国家发展而言，两派在经济政策上的不同主张更为关键。自由派将英国看作当时发达国家的楷模，主张效仿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被自由派奉为圭臬。体现在具体政策上，就是大力发展农、矿等初级产品出口，从发达国家进口制成品。殊不知，工业革命后成为“世界工厂”的英国，大力推行自由贸易，其目的是将其他国家变为自己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对墨西哥而言，推行自由贸易，无疑是放弃了发展本国工业和现代化的努力。作为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的初期，通过保护关税，发展本国工业，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保守派或许对此未必有十分清晰的认识，但的确为发展本国工业做出了努力。例如，1831年保守派掌握政权后，阿拉曼担任墨西哥内政兼外交部长。他致力于发展经济，特别是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19世纪30年代初，阿拉曼建立了第一家投资银行——阿维奥银行(Banco de Avío)，向纺织工业提供资金。阿拉曼还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将来自进口产品的关税支持投资银行。1832-1833年，在普埃布拉(Puebla)建立了第一家纺织厂，以水力为动力。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墨西哥存在50家纺织厂。1837年工厂织布只有4.5万匹，1845年达到65.6万匹。　　到19世纪中期，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1867年，保守派支持的马克西米利安君主政权被推翻后，自由派取得了完全的胜利。1876年，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orio Díaz)上台，墨西哥进入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时代，现代化的进程快速推进。作为一个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者，迪亚斯向外国开放市场，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出口经济。1877年到1910年，墨西哥对外贸易额增长了9倍。1886-1896年，国民收入在十年内增长了一倍。1893-1907年，人均国民收入以5.1%的速度上升，同期出口增长了6倍，进口增长了3.5倍。“墨西哥实行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美国成为该国投资和贸易的主要来源。到1910年庆祝其独立100周年时，许多观察家认为墨西哥正向长期的繁荣迈进。”但是，就在这一年，墨西哥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经济繁荣为何没有带来长治久安？根源在于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本身的弱点。墨西哥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欧洲和北美市场对墨西哥初级产品的需求，这是一种依附性的增长模式；现代化的动力来自外部，属于典型的“外源性现代化”。迪亚斯时期墨西哥的经济增长表明，即使是在依附性的状态下，边缘国家依然能够获得经济的增长。激进依附论宣称，只有与外部世界“脱钩”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论断，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历史经验表明，后发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只能主动参与而非脱离世界经济体系。与世隔绝，只能导致贫困落后。但是，这种“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孕育着危机。一方面，依赖一两种出口产品的经济严重受制于外国市场和资本。如果说，在其他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等，单一产品制度成为国民经济脆弱性的根源，那么，在墨西哥，出口产品的种类相对比较多样。黄金、白银、铜、锌、铝等矿产品，龙舌兰纤维(西沙尔麻)、橡胶、咖啡、胭脂红、蔗糖、棉花等农业经济作物，加上石油，多种多样的出口产品使墨西哥应对外部市场规模和价格波动的能力相对较强。这是墨西哥经济区别于其他拉美国家之处。但另一方面，墨西哥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极不平等，这个问题在其他拉美国家同样存在。经济的繁荣给社会上层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广大的社会下层却陷入严重的贫困之中。大量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印第安村社失去土地，但获取土地者却使大量土地荒芜，以期待地价升值进行投机。由于土地闲置，食品生产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食品价格居高不下。19世纪晚期，墨西哥基本的食品如玉米和豆类的人均消费量下降了。矿山和工厂的劳工状况并不好于农村。纺织厂的工人每天工作12到15个小时，工资很低，通常全部或部分地以购物券的形式发放，凭此购物券在公司的商店里消费，价格通常高于其他商店。这种高度不平等的发展模式，只能依靠政治上的专制统治来维持。迪亚斯政权对社会下层的反抗，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由此产生了一个悖论：在19世纪的拉丁美洲，经济自由主义为政治威权主义提供了合法性。”而且，相对于阿根廷、智利等国的“寡头式民主”制，由于迪亚斯政权的个人独裁性质，在危机到来之时更加僵化，更加难以实现变革。这正是1910年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二　　不仅在墨西哥，而且在整个拉丁美洲，墨西哥革命的影响是跨时代的。它标志着拉美国家开始认识到，依赖外部实现发展最终必将陷入困境。由此，拉美国家开始探索自主性的发展道路。关于墨西哥革命对19世纪以来拉美发展进程的影响，巴西学者塞尔索•富尔塔多作过这样的总结性评述。他说，拉美从争取独立斗争以来一个世纪中，曾出现两个运动：“一方面出现了一个欧化的资产阶级，它要抛弃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和殖民地时期的过去，并使拉丁美洲各国加入不断扩大着的国际贸易潮流。另一方面，出现了一种力量，主张打破殖民制度所建立的统治结构。这种力量想使印第安群众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并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文化。……第二个运动在拉丁美洲以墨西哥革命为开端，到本世纪才居主要的地位。”如果说，墨西哥革命是对迪亚斯时期发展模式的否定，那么这种否定主要体现在通过宪法和建立政党等形式，维护国家主权、实行土地改革、鼓励工人建立工会、保障工人农民合法权益和参政渠道等等，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并非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革命并没有改变墨西哥经济的基本结构。直到1926年还靠出口为经济发展筹措资金。”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成为促使墨西哥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危机导致初级产品出口急剧下降，拉美各国几乎普遍丧失对外支付能力，无法继续从海外进口工业品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拉美主要国家做出了工业化的选择。由于这种工业化是生产以前从国外进口的制成品，所以被称为进口替代工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进一步推动了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为推动面向内部市场的本国工业的发展，墨西哥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生活，提高关税，引进外资，建立国有企业，发展和完善基础设施。在干预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墨西哥官僚机构的权限更加明确了，执行力增强了，形成了所谓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政治领导人“致力于长期的政治稳定，通常诉诸威权主义的控制方式；甚至是在选举民主制的情形下，经济决策也遵循一种高度专制的风格”。只不过与此后亚太地区不同，拉美的“发展型国家”不是致力于促进出口，而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发展。除此之外，二者之间并无二致。　　墨西哥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按照195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1940-1960年，国内生产总值由217亿比索增加到743亿比索，年均增长6.4%。到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4，工业部门占全国总产量的35.8%，这一成就被誉为“墨西哥奇迹”。但是，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进口替代战略本身的局限愈加显著。由于需要大量进口资本货和中间产品，导致国际收支状况恶化；由于国内市场受到高度的保护，本国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产品缺少竞争力；由于工业生产集中于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部门，导致国内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也为寻租、腐败滋生了温床。70年代初，进口替代工业化开始陷入“衰竭”，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已迫在眉睫。但恰在此时，大量石油储量的发现给墨西哥提供了一个喘息之机。1976年上台的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总统提出“播种石油”战略，采取措施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减少贸易赤字。但是，由此推动的增长大多集中在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如石油化工、钢铁工业等等，这些工业一方面只能创造少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需要大量进口资本设备。尽管石油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但仍不能满足昂贵的机器设备和技术进口需要，只有以国外贷款来弥补，国际收支赤字随之稳步上升，从1977年的14亿美元上升到1979年的30亿美元。1981年，外债总额达到570亿美元。1982年，墨西哥宣布，由于外汇短缺，不能履行其债务责任，由此引发了席卷整个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墨西哥债务危机的爆发，固然与国际资本和金融市场的变化直接相关，但不可否认，在进口替代工业化难以持续的形势下，依靠石油出口收入，选择“负债增长”，回避发展模式的调整，墨西哥自身的选择难辞其咎。　　在进口替代工业化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与扩大耐用消费品生产、改变收入分配模式等因素相适应，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南美的“发展型国家”经历了一个从民粹主义政权向官僚威权主义政权转变的过程。对此，阿根廷学者吉列尔莫•奥唐奈提出的“官僚威权主义”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引起了很多争论。与此类似，墨西哥的一党制政权也经历了从民粹主义向威权主义的渐进转变过程，甚至有的学者直接将六七十年代之后的墨西哥政权纳入“官僚威权主义”体制的范围之内，尽管这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温和的、专制主义政权，而不是20世纪60和70年代间南锥体国家所出现的那种极富镇压性的类型”。但是，与南美国家不同，墨西哥成功地避免了军事政变和军人统治，一直维持着文人政权。究其原因，简单说来，即通过法团主义的动员和控制机制，将工人和农民成功地纳入执政党及其部门机构，以此来先发制人地排斥其政治参与。无论民粹主义体制还是官僚威权主义体制，都是“发展型国家”在不同阶段的具体形式，对于维持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同样带来了消极的后果。一般说来，民粹主义政权往往通过扩大针对社会下层的收入再分配，赢得政治支持。这一方面有助于增加需求，为进口替代工业扩大国内市场；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与此相适应的税收改革，易于导致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官僚威权主义体制往往通过排斥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利益分享，加速资本积累，吸引外资，这一方面有助于促进工业化的升级和深化，但另一方面，也必然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限制市场规模，不利于工业化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后，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墨西哥陷入了“失去的十年”。经济增长率降低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外贸逆差扩大，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大幅度上升。从1982年德拉马德里政府开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和指导下，墨西哥被迫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最主要的措施有：第一，减少和改变国家的经济作用，削减公共开支和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德拉马德里于1982年从前任政府接受的1,115家国有企业中，到1986年底，有接近100家被出售，279家被关闭。私有化扩及农业部门。1992年2月，萨利纳斯政府对1917年宪法第27条进行了修改，废除有关土地分配的条文，终止土地分配，允许占全国农民60%的村社社员抵押、租赁和买卖土地，使萨利纳斯主张的所谓的“土地出租和合作商业冒险制度”得以合法化。新《土地法》还规定，一个村社只要有66%的社员同意，就可以转让其土地所有权；新的所有者在得到村社的土地之后，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土地。第二，实行贸易自由化和开放经济。1986年9月，墨西哥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墨西哥立即降低或取消关税壁垒，促进出口，特别是非石油产品的出口。1992年8月12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署了历史性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1994年1月1日，协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行，使墨西哥几乎完全放弃了长期以来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转向一种新的外向型发展模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无法持续的形势下，通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调整，对外开放，转向外部市场，重新建立市场机制，克服国家干预带来的弊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效果。通过改革，墨西哥的经济走上了恢复和增长之路，通货膨胀率也有所下降，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加，国内私人投资和外国投资增加，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减少。但是，改革过程中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由于对流入的外国资本，尤其是短期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管，加剧了金融风险。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并迅速蔓延到整个拉美地区，形成所谓“特基拉效应”。　　开放市场对国内经济部门带来了严重冲击。就工业部门而言，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许多部门和行业逐渐消失，比如纱纺服装、玩具、家具业，墨西哥制造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23%以上降至2015年前后的17%-18%，就业率也从2000年起出现下降。工业部门的结构也发生变化，通过进口零部件和组装再出口的所谓“客户工业”，有较大发展，这无疑造成了对美国经济和需求的高度依赖。就农业部门而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大量美国玉米免税进入墨西哥，给墨西哥的玉米生产者以致命的打击，因为墨西哥玉米生产的成本是美国的2到3倍，同时，美国农场还享受各种各样的政府补贴，使其有条件低价销售，从而在竞争中挤垮墨西哥生产者。成百上千被迫放弃土地的农民进入本已拥挤的城市，给就业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　　新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由于政府责任的缺失，贫富差距和贫困问题加剧，并造成政局不稳。1994年1月1日，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当天，在南部最贫困的恰帕斯州，一支自称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的游击队突然举行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原因是，1988年后萨利纳斯政府对农民信贷和补贴的削减以及国际市场上咖啡价格的下跌，使恰帕斯州农民生存困难。对宪法第27条的修改，放弃土地改革，使无地或少地农民彻底失去了获得土地的希望，对恰帕斯的农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四　　墨西哥独立200年来的现代化道路是曲折的，其间出现过三种发展模式：初级产品出口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经历过两次发展模式的调整，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从外向发展转向内向发展；另一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内向发展转向外向发展。回顾墨西哥的现代化道路，似乎可以得出几点对整个发展中国家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启示。　　正确处理好自主发展与融入国际体系的关系。墨西哥在19世纪推行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过程中，都曾积极开拓外部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因此导致了经济的对外依赖和脆弱性。在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过程中，对国内市场的过度保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也带来了不利的后果。作为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面对现存的、由发达国家所支配的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如何在积极融入国际体系的同时，维持自身的经济主权？对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严重的挑战。只有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保证现代化的顺利推进。　　必须正确处理好增长和分配的关系。墨西哥以及其他拉美国家现代化的经验表明，仅仅满足少数人利益的经济增长，不仅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市场规模狭小，而且会激化社会矛盾，引起政局动荡，甚至造成现代化进程的“断裂”。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爆发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与此同时，一些民粹主义领导人和政府，为了赢得政治支持，不顾经济条件的限制，无原则地扩大分配，最终也只能导致经济的崩溃和政府的垮台。正确处理好增长与分配的关系，也是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关键。　　必须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模式。如上所述，20世纪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失误之一，就是长期坚持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甚至在这一模式难以持续的形势下，仍拒绝进行发展模式的调整，最终导致债务和经济危机。相比之下，东亚地区进口替代的初级阶段在60年代出现困境后，及时转向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即将那些原来面向国内市场的一般工业消费品投入国际市场。这种出口替代充分发挥了本地非熟练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也正好迎合了当时发达国家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增长的机遇。经过一个时期出口导向发展后，又转向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相结合的阶段，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升级。在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墨西哥以及拉美国家的“失败”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很大一个因素在于，能否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模式。本文作者董经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原文载《世界历史》2021年第6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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