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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西利、爱德华·弗里曼的
古今比较及其帝国观念
内容提要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英帝国问题讨论中，基于古典历史诠释的古今比较介入其中，为论证英帝国统治合理性及构想英帝国发展方向提供新的依据。其中，罗马帝国与古希腊殖民化的历史被用来支持两种帝国观念。约翰·西利和爱德华·弗里曼分别是两种帝国观念的代表：前者通过使用“罗马类比”，证明了英属印度存在的合理性，并认为未来的英帝国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国家；后者基于类比古希腊殖民化的历史，强调英帝国应当发展成松散的联盟体系。历史观念的差异，尤其是对古今关系的不同认识是两位历史学家在思考英帝国问题时运用不同历史类比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英帝国 古今比较 帝国观念 约翰·西利 爱德华·弗里曼
19世纪的英帝国主要由定居殖民地（settler colonies）、印度、附属帝国（dependent empire）三部分组成。从民族构成、经济水平、社会状况等方面来说，三部分差异明显，所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随着19世纪后期全球竞争加剧与殖民地发展，定居殖民地内部的自治倾向愈发明显，独立呼声开始涌现；英国在印度及附属帝国上的利益既遭受到来自俄国、法国、德国、美国的外部挑战，又遇到了内部“叛乱”的威胁；再加之爱尔兰局势持续动荡，英帝国维系安定局面的压力不断增加，因而有学者以“危机”一词来形容当时的态势。针对英帝国面临的种种问题，有关英帝国向何处去的辩论如火如荼。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英帝国的存续对英国及世界都有益处，因此为了维持英帝国的地位就需要加强帝国各部分间的团结，甚至有必要设立一个帝国议会，以强化有形的制度纽带；另一种观点认为，鉴于不列颠第一帝国的分裂及多个殖民地爆发“叛乱”，推进帝国团结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因为大帝国“是一个时代错误，也是一个怪物”。因此，英帝国无须走向统一，而要发展成致力于自由贸易的松散共同体。两种观点在保守党与自由党内各有支持者，彼此的争论从议会延伸至学术界与大众舆论市场。在这一交锋中，除了现实议题的论辩外，基于古典历史诠释的古今比较也占据了重要位置。 19世纪英国的学者与政治家回望历史，试图在古典历史中寻找范例，以作为思考英帝国现实与未来的参照。其中，罗马帝国是众人聚焦的对象，并由此出现了“罗马类比”的情形。具体而言，19世纪初的英国文人学者因受启蒙思想的较大影响，而更倾向于批判罗马帝国。为此，在与荷马的比较中，维吉尔因其与奥古斯都的紧密关系而受到批评，他在艺术和道德上的独创性与真诚度也连带着遭到了怀疑。同时，因受18世纪罗马史研究的影响，此时的学者更关注罗马共和国史。他们在比较英格兰和罗马共和国的宪政体制时认为两者都将君主、贵族和平民三种因素熔于一炉，体现出了“混合制”特色。“光荣革命”后的英格兰政治也在回顾罗马共和国宪政史时得到了反思。但随着英帝国在19世纪的大幅扩张，罗马帝国的形象随之发生了变化，它被塑造成了英帝国的先驱。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和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等政治家认为英帝国是现代版的罗马帝国。与罗马帝国一样，英帝国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与普及文明的重任。为此，帕麦斯顿以援引“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的名言来为海外英国公民提供支持；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和寇松勋爵（Lord Curzon）将罗马帝国的统治技艺引入殖民地建设事业中；以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和蒙森（Theodor Mommsen）的罗马史研究为代表的相关论著也受到了英国读者的欢迎。19世纪60年代，尚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讲授拉丁文的西利也注意到了罗马帝国史之于英帝国的启发意义。在1863年的一场讲演里，他指出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目的不单是熟读古代经典，更是汲取古代智慧，以应对当下的道德、社会和政治问题。例如苏格拉底阐发了智慧的内涵，修昔底德凸显了雅典和斯巴达的政治理念，这皆为后世的道德与政治科学奠定了基调，因而具有现实的功用。更加重要的是，西利通过引述尼布尔的言论，强调罗马帝国在古代即是文明的代名词，其统治彰显了政治技艺，成果为现今的信仰与法律奠定了基础。他认为通观历史，“在所有国家当中，罗马和英格兰的历史是最为重要的”，罗马走向帝国的过程也是从古至今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因此在古典学教育中增进罗马史的分量将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乃至国家的发展。出于以上目的，西利随后翻译了李维的《建城以来史》。总而言之，到19世纪末，为论证英帝国在印度等地的统治合理性，塑造并强化英帝国认同，探索治理帝国边疆的方法，罗马帝国的形象日趋正面化，它一再被视为英帝国的先驱。 尽管罗马帝国的形象日趋正面化，使用“罗马类比”的情形更加频繁，但帝国与自由难以化解的矛盾以及罗马帝国最终衰亡的结局使得相关论者很难在罗马帝国与英帝国之间直接画上等号。另外，19世纪后期，定居殖民地的自治倾向日益明显，这势必要求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寻找更灵活的比较方式。为此，他们指出英帝国虽然奉罗马帝国为榜样，但两者并非完全相似，从而试图以更复杂的古今比较来应对“马基雅维利式的困境”（Machiavellian Dilemma）。其中，查尔斯·卢卡斯（Charles P. Lucas）、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和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卢卡斯、布赖斯与克罗默勋爵都认为英帝国继承且超越了罗马帝国，这尤其体现在妥善处理帝国与自由的矛盾上。卢卡斯指出罗马帝国为帝国统治提供了基本模式及概念，英帝国与其一样都发挥着文明教化的作用。但两者间存在一些差异，例如与罗马帝国的统治区域相比，英帝国的领土遍及全球、情况各异，因此后者的统治方式更为多样；相比军队在罗马帝国扩张中的突出作用，英帝国的扩张更依靠个人与商业组织；与罗马帝国普及公民权的做法不同，英帝国内部因种族差异而大致分为两大部分，两者在政治权利上有所不同。有鉴于此，卢卡斯认为英帝国在印度及热带殖民地上扮演着罗马帝国的角色，在当地尚不具备自治能力的情况下，其主要工作是稳定秩序和文明教化；而定居殖民地应贯彻自由原则，并通过强化情感纽带而与英国本土团结为一个奉宪政自由为准则的政治共同体。可见，卢卡斯以种族差异论和文明等级论，阐明了罗马帝国与英帝国的异同，并在帝国一分为二的前提下说明了自由与帝国各自发挥作用的场所。与卢卡斯一样，布赖斯也认为英属印度与定居殖民地不同，前者贯彻罗马帝国的统治方式，英国人在责任感的要求下为当地带去了急需的和平秩序与文明成果。同样，克罗默勋爵指出定居殖民地与依附殖民地（dependent colony）因种族构成的不同而贯彻两种原则：英帝国在前者中落实自由理念；在后者中以罗马帝国为榜样，扮演仁慈帝国的角色。他强调当下的英帝国不应该忽视“仁慈和值得称道的人道主义影响”。此外，类似观点还出现在了阿尔弗里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的言论中。这位当时重要的帝国主义者径直指出英帝国由“两个帝国”构成。在有色人种为主体的土地上，英帝国是文明教化的推动者和社会发展的受托人。他认为唯有坚持帝国的责任，“才能帮助这些年轻的民族来守卫我们共同的遗产”。总之，以上人士更深入地比较了罗马帝国与英帝国。他们一方面通过挪用罗马帝国的范例来说明英帝国在印度及其他热带殖民地上的统治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上述区域中的统治方式不会施用于定居殖民地上的不列颠人，以此应对了因帝国与自由间的矛盾而引发的批评声。可以说，时人并未简单地认为英帝国是罗马帝国的翻版，而通常是在英帝国一分为二的前提下使用“罗马类比”。 罗马帝国的形象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英帝国问题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也以化用“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来强调英帝国的权势地位，然而帝国与自由的矛盾是挪用罗马帝国史时需要着重化解的难题。尽管“两个帝国”的区分强调了帝国与自由原则施用的不同区域，并以文明等级论加以合理化，但当时的讨论者仍试图在古典历史中寻找其他范例，以其他方式处理帝国与自由的关系。古希腊的殖民化进入了思考者的视野。 推崇希腊、贬抑罗马是18世纪思想家的共识。由此，古希腊殖民化的历史成为英国人审视殖民扩张的思想资源。在以约翰·吉利斯（John Gillies）为代表的古希腊史学者看来，雅典的海洋商业帝国才是英帝国适合效仿的对象。同样，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与集权的罗马帝国相比，古希腊的殖民不以帝国统治权为核心目标，而追求建立松散、非正式的商贸关系，这增进了财富且扩大了自治原则，其宏伟业绩适合英国人模仿。在19世纪的帝国扩张与大国建设浪潮中，作为范例的古希腊殖民化不乏支持者，如阿瑟·米尔斯（Arthur Mills）、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爱德华·吉本·威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他们无不强调罗马的殖民扩张方式是有缺陷的，而体现自由精神，以文化和精神为纽带的希腊式殖民才应该是英国人更好的选择。在自由党与保守党的辩论中，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则通过引用古希腊殖民化的例证，来反驳以迪斯雷利为首的保守党帝国政策。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希腊史研究者，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在古希腊中找到了“民主统治的起源，以及自由思想和理性探索的原则”。为此，他透过古希腊殖民化的历史，看到了英国制度随着英国殖民化而散播的价值。同时，基于对庞大帝国的警惕，他批评了英属印度的统治。此外，历史学家约翰·伯里（John B. Bury）也在宣扬古希腊自由精神的同时，阐发了古希腊与英国的相似性，进而认为后者的殖民化应当以前者为榜样。自由党政治家约翰·莫利（John Morley）更是认为在建设英帝国的过程中，效仿罗马帝国的行为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因为“这样的理想是幼稚的，也是倒行逆施的”。由此可见，除了“罗马类比”外，当时还存在着“希腊类比”。后者并不反对帝国本身，而是希望未来的英帝国是一个在制度上更松散，但在情感上更紧密的共同体，因而无须以耗费巨大或得不偿失的方式建设它。以上情况也使得古典历史与当时英帝国建设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复杂，纵横古今的比较中蕴含着不同的英帝国发展方向。 “罗马类比”与“希腊类比”并存于19世纪，但因19世纪后期全球竞争日益剧烈，统一大国的建设是更多人的追求，所以“罗马类比”更受欢迎，它是以古鉴今的“主流”，“希腊类比”则以批评者的身份出场。对于古今比较而言，历史学家对它有着更深入的思考。其中，西利热衷于比较罗马帝国和英帝国；弗里曼则是“希腊类比”的支持者。因此下文将着重讨论这两位历史学家在思考英帝国走向何方的问题时，如何进行古今比较，怎样挪用古典历史范例，并进一步阐释其中的差异与两者的历史观念之间的密切关系。
为了有效地使用“罗马类比”，西利在重估罗马帝国的历史价值时并未沿用传统的道德批判路径，而是强调了构建帝国的革命性意义与积极的现实功用。在1869年发表的《罗马帝国主义》系列文章中，西利认为，相比作为罗马共和国最后代表的布鲁图斯，凯撒才是当时的英雄，由其开创的帝国改变了罗马的政治与社会关系。据西利所言，罗马元老院在共和国晚期已无力统御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此时凯撒适时出现，并以革命性方式改变了罗马的发展路径，给其治下的土地带去了和平稳定的秩序。在谈到罗马帝国衰亡原因时，西利一改传统的道德批判，而认为“无论远因和最终原因是什么，导致帝国衰亡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结到物质因素上，因此并非源于道德沦丧”。换言之，在他看来，奢华与享乐并没有腐蚀罗马帝国，蛮族涌入帝国中心并深刻改变人口结构才是其衰亡的最直接原因。总之，西利不以善恶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帝国，而是重视帝国统治的现实效应，并在总结罗马帝国的历史经验时，反观英帝国的拓殖历程。他指出随着英格兰的扩张，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新世界”原住民的接触就如同罗马人遭遇高卢人，因而需要时刻注意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有关英帝国与罗马帝国更复杂的比较，则集中展现在西利的《英格兰的扩张》一书中。
《英格兰的扩张》是西利最知名的著作，这部被视为专业英帝国史研究开端的作品刚一出版就颇受好评，随后多次再版。西利在书中强调“英国人是在心不在焉的状态下征服与占据了半个世界”，这一观点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描述英帝国扩张的“通见”。正如贝内迪克特·斯塔奇（Benedikt Stuchtey）等研究者所言，西利之所以形成以上看法，与他借鉴蒙森的《罗马史》密切相关。在蒙森看来，罗马人并没有一个建设世界帝国的宏伟计划，它的扩张具有偶然性，是被动防御的结果。借助蒙森对罗马史的阐释，西利为英格兰的扩张寻找到了合理的理由，罗马帝国的形象也频繁出现在论著当中。至于英帝国如何扮演罗马帝国的角色，为治下的土地带来文明与秩序等内容则主要出现在《英格兰的扩张》第二部分里。 西利在《英格兰的扩张》第二部分中论述了英属印度的历史。延续一贯的思路，他批驳了笼罩于帝国话题上的道德论调，并认为罗马帝国尽管专制，但发挥了文明教化和稳定秩序的作用，英帝国在印度的扩张也重复了以上历程。西利指出，1835年在印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当年由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推动的教育改革将文明教化的事业推向了高峰。在他看来，麦考莱的工作是“我们帝国史上的伟大里程碑”，其结果与“罗马在欧洲所实现的成就有异曲同工之妙”。除此之外，英属印度的形成也终结了当地的乱局。西利认为印度次大陆长期分裂，当地民众并无整体的印度意识，常受外敌奴役。“我们有理由说，印度人自己选择服从一个单一的政府，以终结无政府状态，即使这个政府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可见，通过使用“罗马类比”，西利证明了英帝国对印度的统治具有合理性。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不可推卸的责任是英属印度当下仍应存在的理由。然而就像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亡，西利对英属印度的未来前景并不抱乐观态度。在他看来，英属印度政府分而治之的方式只适用于统一的印度意识尚未形成之时，但随着长期的和平与文明教化，少数英国殖民官员终将难以驾驭团结起来的印度人。只是目前出于责任感，“我们仍然要将这项事业进行下去，当它没有完成时，我们不能就此离开。”总之，罗马帝国的历史是西利思考英属印度的责任与命运的参照系。同时，西利也将该参照系置于英帝国其他区域上。与时人使用“罗马类比”的惯常做法一样，他也将英帝国一分为二视为类比的前提。 西利认为与英属印度或罗马帝国不同，定居殖民地与英国本土间可以建立起“种族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因此在种族、信仰和利益相一致的条件下，两者能“有机”（organic）地统一为“世界国家”（world-state）。为此，西利指出英属印度与罗马帝国可归为一类，文明教化是其肩负的使命，但人口结构势必会导致统治的衰落；不同的是，由英国本土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构成的“世界国家”则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因此不会遭遇由多个种族杂处而引发的危机，相反它的未来前景一片光明。可见，西利在思考罗马帝国的基础上，以共时性的方式把英帝国一分为二，有效地处理了帝国与自由间的矛盾。 总之，西利通过有前提地使用“罗马类比”，指出了针对帝国的道德指责并不合理，并阐释了英属印度和定居殖民地的差别：英帝国对前者的统治旨在普及文明、维护秩序；而后者是英格兰本身的扩大，故而针对帝国的道德审判及衰落预测对其并无作用。换言之，西利认为在汲取丢失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历史教训，并采用现代政治制度与科学技术后，英国能与定居殖民地发展出更合理的关系，并在未来统一成联邦制国家。以上看法是西利比照罗马帝国历史的结果，他通过古今比较，为英帝国去向何方指明了方向。 随着《英格兰的扩张》的畅销，西利的观点也影响了政坛。曾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演说中经常援引西利的看法，借此指出“小英格兰主义”有损国家利益与荣誉，强调“帝国联邦”（Imperial Federation）终将实现。在他看来，如果有人宣称“帝国联邦”只是一个空想，那他们“肯定是被蒙蔽了双眼，以致无法看到这个在英语民族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梦想”。另外，曾任外交大臣与首相的罗斯伯里伯爵（Earl of Rosebery）也在西利思想的鼓舞下成为“帝国联邦”的支持者，并为此造访殖民地。他认为《英格兰的扩张》称得上是帝国主义者的指南。然而与西利针锋相对的是，弗里曼将古代的范例搬用到当下，借此批评西利的帝国观念，并提出了不一样的英帝国发展方向。 弗里曼在思考英帝国问题时也将古典历史作为参照，但与西利不同，深受格罗特的古希腊史书写影响的弗里曼认为相比罗马帝国，古希腊才是值得效仿的对象。对于弗里曼来说，格罗特的巨著并未在赞美古希腊文艺、哲思的持久影响上花费过多笔墨，而是特别强调古希腊政治制度的优势。它们除了反映在“宪政道德”（constitutional morality）这一雅典政治自由基石上以外，还表现在古希腊城邦之间因共享语言、宗教、政治及思想倾向而达成的“城邦自治”与“泛希腊义务”的平衡之上。格罗特认为上述平衡促使雅典在阿提卡半岛上构建起既非臣属，也非联邦的政治共同体。在弗里曼看来，格罗特的《希腊史》是“我们这个时代和国家最杰出的成就之一”，是一个19世纪的英国人向“艺术、自由和文明生活创造者”的赞美，因而弗里曼也将格罗特的相关历史阐释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当中。 1885年，在名为“更大的希腊和更大的不列颠”的演讲中，弗里曼首先阐述了何谓“更大的希腊”。他认为由于古希腊的公民权与城邦紧密相联，所以公民移居海外殖民地，其公民身份也随之变更。换言之，海外殖民地的民众不再是母邦的公民，殖民地与母邦间也不存在隶属关系。然而尽管两者间缺乏有形的制度纽带，但无形纽带始终存在。弗里曼说道：政治的纽带并不存在；城邦体系中并没有留下这样的纽带。在政治上，家长与孩子已经没有关系了；殖民者不在母邦中享有政治权利……但是仍然存在着对家长的爱和尊敬。记忆的纽带、血缘亲情的纽带、宗教的纽带在没有政治效忠关系的情况下还是能继续保持坚韧。在新城邦里，炉中的圣火由母邦的圣火点燃；由此这些人的父母也得到了荣耀，他们的神也得到了祭祀；当他们访问年轻的城邦时也会受到欢迎，并且被视为长辈。当孩子自己变为父母时，通过殖民化也会建立新城邦，所有这些城邦的母邦都会接受祈祷，同时母邦也会帮助自己孩子们的事业。
可见在弗里曼看来，“更大的希腊”是由政治独立，但彼此间存在情感、血缘纽带的城邦组成的共同体，其中蕴含着自由、独立与合作的价值。在他心目中，这才是英帝国应该学习的榜样。 弗里曼认为“更大的不列颠”应奉“更大的希腊”为榜样，这是因为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点。其一，弗里曼指出两者在种族和文化上都具有一致性。在他看来，“更大的希腊”特指意大利半岛南部，此地的人口以希腊城邦移民为主，而“希腊在埃及和东方的殖民地并不属于‘更大的希腊’”，当地的希腊元素只是包裹在“野蛮人”身体上的“小小外套”。同样，他认为“更大的不列颠”是一个去除了英属印度，并由定居殖民地与英国本土组成的种族共同体。其二，据弗里曼所言，“更大的希腊”不存在政治隶属关系，它是一个由独立城邦组成，并建立在情感联系上的联盟。同样，他也认为不列颠具有根深蒂固的岛国属性，因此“更大的不列颠”不会是广土众民的统一国家。在他看来，不列颠岛是自外于欧陆的“另一个世界”。尽管遭受过外敌入侵，但它的岛国属性从来没有改变，因此其思想、生活方式及习俗皆迥异于欧陆国家。而随着移民拓殖的开展，不列颠的特殊文化也被带往“更大的不列颠”的其他地区，成为其间情感纽带的基础与自由精神的根基。也正因为此，与西利的观点相反，弗里曼没有把乔治·华盛顿的事业当作“英格兰的扩张”阶段性的终点，反而将他视为“英格兰的扩张”的关键推动者。他认为由华盛顿领导的第二个英语国家是独立且富有活力的政治体，它将源于英格兰的文化因子播撒在“新世界”的行动才是“英格兰的扩张”的最高形式，基于这一形式的扩张，“我们这个时代里，流着英国人的血液，操着英语的民众在海外的定居，就如同很久以前流着希腊人的血液，操着希腊语的民众在海外定居一样。”其间虽然时有矛盾，但兄弟情谊的永存使它们发展成了亲密伙伴。 通过使用“希腊类比”，弗里曼构想出了不同于西利的英帝国发展方向。简而言之，未来以美国、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加拿大为代表的英语国家将与英国互相团结、并肩作战，但它们不会合并成统一的国家，而是会成为现代版的“更大的希腊”。为此，弗里曼强烈反对西利鼓吹的“帝国联邦”设想。如前所述，西利通过有前提地使用“罗马类比”，认为从帝国发展为联邦制国家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但弗里曼却指出“帝国联邦”的设想与现阶段殖民地的自治诉求相矛盾，因而不会得到广泛支持。另外以创设帝国议会来作为联邦中央机构的做法也势必遭遇利益纠葛不清、权责划分不明等困难。从根本上说，“帝国联邦”一词本身就是模糊且矛盾的，它包含着统治与自由的难解困境。在弗里曼看来，历史上从未有过宗主国甘愿放弃权力并与附属地平起平坐的例子，换言之，一个国家如果一旦成为帝国，那它就难以转型为联邦制国家。同样，一个已拥有多种自治权的政治体也不愿将权力交给一个中央机构，因此西利等人支持的“帝国联邦”不会成功。另外，与反对爱尔兰自治的西利不同，弗里曼在格莱斯顿于1886年第一次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时就坚定地支持爱尔兰自治。 总之，弗里曼在质疑英帝国统一化方案时，“更大的希腊”是他离不开的参照，这一来自古典历史的范例使他一再强调殖民地与母国之间无须存在上下统属关系，而应在血缘、文化一致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松散的合作关系。也正是因为受到了弗里曼的“更大的希腊”论说的影响，此后，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在强调希腊政治联盟（Greek commonwealth）的形成时，特别指出其得益于经贸关系，而非贪婪的权力欲，因此它与英帝国一样是一个“基于精神纽带的完美政治共同体”，无论是英帝国还是过往的希腊政治联盟都能成为未来国际合作的榜样。同样，作为 20世纪初英国“圆桌”集团的骨干，莱昂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尽管在帝国观上与弗里曼并非完全一致，但前者就读于牛津大学时便领受了弗里曼的教诲，并在思考英帝国团结问题时以齐默恩的论著为中介，接触到了弗里曼的“更大的希腊”一说，进而指出英帝国的未来形式其实就蕴含在了古希腊史中，英帝国应当重振希腊政治联盟（Hellenic commonwealth）的愿景。 综上所述，在思考英帝国问题时，西利和弗里曼进行古今比较，运用了不同的古典历史范例，设想出相异的英帝国发展方向，并围绕“帝国联邦”等议题展开论辩。西利通过有前提地使用“罗马类比”，论证了英属印度的合理性，并强调英国本土与定居殖民地将会组成一个联邦制的“世界国家”；弗里曼借助“希腊类比”，强调了英国的岛国属性，并指出英国本土与定居殖民地之间能发展成类似“更大的希腊”的松散合作关系。由此观之，他们都将视线投向过去，希望从中汲取能运用于当下的历史经验。不同的是，西利虽注重古典历史的启发意义，但他更强调古今之别。换言之，他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现今的英帝国继承并超越了罗马帝国。相反，弗里曼固守历史先例，以古典历史来规范当下选择。在他看来，英帝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将依循过往“更大的希腊”的道路。因此值得进一步阐明的是，西利与弗里曼的历史观，尤其是对古今关系的不同理解在古今比较时产生了重要作用。
三、循环周期、线性进步与古今关系
“历史统一性”是弗里曼史学观念中的关键词，其强调古今之间的共性，反对进行时代分期。这一思考首先反映在弗里曼1849年发表的文章中。他指出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是“历史统一性”理念的提出者。受其启发，弗里曼认为历史学与物理学有着相同的使命，后者旨在把握造物主的宏伟意图，而前者则试图发掘人类发展中的永恒冲突。在他看来，正因为例如西方与东方、自由与奴役的永恒冲突，所以古今的时代分期没有意义，历史本身就是一出无法人为切分的“大戏”（vast drama）。进一步说，理解历史的关键并非梳理历时性的演变脉络，而是探究古今之间的类同。随后，“历史统一性”理念成了弗里曼编织史学观念与方法的主轴，1872年发表的《历史统一性》便是对此的详细阐述。 首先，弗里曼一如既往地批评了时代分期的做法。他认为无论是“死的”和“活的”，还是古代与现代，都不应该作为划分历史的标准。历史是统一的整体，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被单独定义。其次，弗里曼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未曾中断的“大戏”（great drama），古今相互映照，整个欧洲历史便是希腊、罗马和日耳曼元素相融合的产物。最后，他指出由于历史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古今之间的时代分期并不合理。唯有将不同的制度和语言置于同一框架当中，探究其间的联系与类同，才能有效地理解历史意涵。由此而论，时空的远近不能成为历史学家判断史事重要程度的标准，久远的过往很可能存活于当下，并为时下的行动提供指引。可见，弗里曼消解了古今之间的差异，将历史塑造成了永恒冲突不断上演的戏剧，同时也把史学研究方法从梳理时代脉络修改为探究内在共性。因此在约翰·布罗（J. W. Burrow）看来，弗里曼虽在政治上属于辉格派，但其历史观念中缺少通常辉格派历史解释中的进步论，相反却由于强调历史中的循环往复与永恒冲突而充满了怀旧论调。 弗里曼秉持“历史统一性”观念，并将其运用在历史教学中。1884年他接替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成为牛津大学钦定现代史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History）。与前任有所不同的是，弗里曼对原始材料的要求不高，而更重视塑造学生的历史观念。他认为大学历史学教育中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之一便是不合理的时代分期。在他看来，古代与现代的区分阻碍了学生树立整体的历史观念，使其漠视历史生命的循环周期。对此，弗里曼说道：
如果我们希望将“古代”史及“古代”语言继续作为健全和自由教育的重要部分，那么就要让那些反对者知道，就像阿诺德在四十年前教导我们时所说的那样，以往被错误地称为“古代”研究的事物，其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研究。
弗里曼再次强调了古今之间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古今也从历时性的脉络中解放出来，成为可以并置类比的范畴。而在“历史统一性”观念指引下，由类比所得到的历史内在共性则变成了史学研究的关键目标。此外，出于满足探究历史共性，勾画“历史循环周期”的需要，弗里曼也一再强调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和素养。他认为严谨的史料批判固然必不可少，但想象力有时更为关键。唯有借助想象力的帮助，历史学才不会沦为时间与事件的杂烩，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也才能明晰。在此意义上，面对具有统一性的历史，“培养想象力是一种道德责任”。 在运用“历史统一性”观念时，弗里曼认为地理条件和种族构成的类同是其得以展开的关键。换言之，人类历史中循环往复的“大戏”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相同的地理与种族因素在发挥着作用。具体来说，弗里曼认为在“历史统一性”观念的审视下，人类经历了多个“历史循环周期”，而所谓的循环周期是指不同历史时空下基于相似条件而重演的机制，因此在他看来，古今历史之间尽管表面相异，但内在本质却有相似之处，许多看似令人耳目一新的事物其实只是返本复旧的产物。进一步说，弗里曼指出地理条件是造成“历史循环周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所以源于该条件的作用，中世纪意大利半岛的城市共和国“重演”了古希腊的城邦；西西里岛的地理决定了它只能不断重复着西方和东方、欧亚大陆和非洲、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的对抗。除地理条件外，种族因素也至关重要。据弗里曼所言，雅利安人主导了欧洲历史，在其扩张下，仅有巴斯克地区和匈牙利等地保留了少许非雅利安人。因此凭借着雅利安人种族的一脉相承，欧洲史特别是希腊和英国的历史被串联在一起，构成了统一性的历史，其中的分期和断裂难以遮蔽因种族一致而展现出来的历史共性。简言之，由于同属一个种族且地理条件类似，现代英国的理想形象已蕴藏在古希腊“同胞”的事迹当中。 总之，在阐述“历史统一性”观念时，弗里曼暗示古希腊和英国同属一个种族，且皆为海洋国家，因此两者的历史具有共性，后来者是对历史先例的“重演”，也就是说，古希腊的历史经验是现代英国学习的榜样。另外，由于注重历史先例，所以弗里曼在阐述现代史时尤为警惕前无古人的创新。对他来说，因找不到历史先例，所以无论“帝国联邦”还是“不列颠邦联”（Britannic Confederation）都不是英帝国的发展方向。不同的是，古希腊无疑与英国类同，两者存在共性，因而将“更大的不列颠”打造为现代版的“更大的希腊”是有先例可循的做法。然而，同样受到托马斯·阿诺德思想影响的西利却有着不一样的历史观念，这也导致他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古今关系，进而影响了对英帝国发展方向的设想。 西利与弗里曼几乎在同一时期占据了英国史学界两个最重要的教职，因此讨论两人学术思想异同的文章自19世纪末就已出现，其着眼点基本集中在两人对英国现代史学建设的贡献上。在此要探讨的是，相比弗里曼，西利对英帝国的历史和未来有着不同的判断，这与他处理古今关系时的历史观念息息相关。然而，由于西利并未像弗里曼一样集中阐述自己对古今关系的看法，因此需要从其史学论著中挖掘相关信息。 西利认为当下的关怀决定了古代史呈现的面貌。在就任剑桥大学钦定现代史教授的演说里，他指出历史与久远的过往不能等同起来，不是所有的过往都属于历史的范畴，唯有逝去的某些部分能被用于阐释现代议题时，它们才具有历史意义，也才会被纳入历史学研究的范畴。简而言之，一切与现代无关的古代都没有史学价值。基于此，西利势必会从现代眼光出发，围绕某个议题，编织出从古至今的历史谱系。 西利指出历史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国家，而研究目的是发掘国家发展的规律。这一思考集中反映在西利1879年发表的题为《历史与政治》的一组文章里。他认为，由于麦考莱史学的不良影响巨大，所以时下英国史学界内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追求文辞华丽并专注于刻画英雄人物。对此，西利指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史学作品的预设读者首先应是学院内的专家同行，研究对象主要是看似沉重或乏味的政治议题，其中，最关键的对象就是国家。在西利看来，历史学是国家的传记，史学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探究国家兴起、发展及其组织。这一观点是西利史学实践的核心，并在随后的论著中得到反复强调。1882年，他向伯明翰历史学会的会员们说道：“历史学的工作恰恰就是收集有关国家的事实”，而且“这样的收集不是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是针对国家这一人类最伟大现象的，以分类和分析为基础的科学性收集”。随后，在《英格兰的扩张》中，他认为英格兰这个国家的成长，而非自由、民主或文明演进才是18世纪以来英国史的核心主题。最后，在《政治科学导论》中，他强调国家是历史学和政治科学共同的核心研究对象，考察国家的结构与发展规律，辨析国家间的相互作用是政治科学的主要内容。如上所述，西利的史学研究以国家为中心，将编织从古至今的国家演变脉络作为主要工作。对他来说，国家的历史意义只有放在时间范畴中才能变得清晰。那么该时间范畴具有怎样的形式呢？它是循环往复的，还是向前发展的？ 西利在考察国家时受到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因而注重探究国家发展的科学规律。同时，西利尽管时常批评辉格派史学家麦考莱的史学思想，但他却并未“将矛头对准辉格史中体现出来的进步史观与目的论态度”。例如在阐释考察国家的方法时，西利指出“可以对国家不同组织及其功能进行分类、描述和记录；呈现国家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病变状况，可以说进化论能用于考察国家”。可见，西利将进化论纳入了视野，其论述中的时间范畴因而也具有目的论的色彩。这一点详细地体现在《政治科学导论》最后一部分里，在其中，西利梳理了国家从古至今的进化过程。 西利认为所有人类共同体都应被纳入国家问题的讨论当中，因此他在梳理国家发展史时把目光投向了久远的过往。他认为闪族人首先以信仰为纽带，建立起了小型共同体，其中“几乎没有政治机构，却有着强大的部落和高度组织化的宗教组织”。随后神权部落在与内外因素的博弈中逐渐发展出王权和政府的雏形，城邦就此出现。然而“城邦难以在战争中抵挡住地域国家（country-state）的攻击”，因此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相继成为城邦的终结者。这些军事帝国皆为“无机国家”（inorganic state），本身就包含固有的弱点，“它们规模庞大，但活力低下”，因此马其顿帝国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便迅速衰落。在“无机国家”中，罗马帝国最具优越性，因而拥有持久影响力。此后，日耳曼民族在罗马帝国治下渐渐成熟，随着民族迁移这一“伟大革命”，他们成为了瓦解罗马帝国的主力，并在基督教的作用下组合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在政教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欧洲战争频发，然而战争却有力地解决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明确了国家边界；其二是塑造了适合民族国家成长的国家机器。随后，以血缘为纽带的民族开始走向国家，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美国、意大利和德国纷纷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成为有机国家，其中英国与美国称得上是典范，为国家建设提供了两种模式，并“被大多数欧洲国家所模仿”。至此，西利完成了国家进化过程的梳理，并认为随着1860年和1866年意大利与德国的革命性事件，欧洲的民族国家建设任务宣告结束。在他看来，“历史通常来说就像是一片海洋，一本包含各种各样事实的大书，没人能在不迷失自己的前提下记住所有。”因此抓住最重要的国家问题，并以归纳和分类的方式整合事实，才是理解历史的关键。据他所言，部落、军事帝国、神权国家、民族国家四者有先后优劣之分，民族国家无疑是最成熟与最优越的。相比之下，其他类型的国家，以及“那些野蛮国家或是我们所说的东方国家，今天看起来，本质上与我们国家并无差别，只是它们比较落后，显得仍然是我们曾经的样子”。由此可见，西利以目的论色彩的时间范畴串联起了国家进化的脉络。 西利的历史观念具有辉格派历史解释的特点，他认为相比古代，现代占据了更优势的位置。与弗里曼不同，在西利的观念中，古今之别而非古今循环才是古今关系的正确形态。也正因为此，西利在构想英帝国的发展方向时虽然使用“罗马类比”，重视回顾罗马帝国的经验，但并不认为历史先例能够规范当下的决定。在他看来，现代不同且优于古代，诸多有利条件的存在使得建构全新的帝国具有了可能性，因此英格兰会随着扩张，从岛国最终成长为前所未有的统一“世界国家”。 总而言之，弗里曼与西利在历史观念特别是时间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两人针对古今关系提出了不同看法。弗里曼认为历史具有循环周期性，其中不断上演着相似剧目。为此，由于条件相似，英格兰应“重演”古希腊殖民模式，未来的英帝国也应成为与“更大的希腊”一样的松散共同体。与之不同，西利认为历史向前线性发展，古代范例只能用来反思当下，而不能直接套用，未来的英帝国不仅与罗马帝国不同，更与希腊殖民帝国不同，它将是一个继承并超越罗马帝国的全新国家，其榜样只存在于当前，而非历史上任何一个先例。借用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的“历史性体制”概念，两人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衔接关系有着不同认识。相比西利，弗里曼更倾向于视古代为“历史导师”。通过西利与弗里曼的例子可见，除政治观念以外，有关历史时间的思考左右着古今比较，影响着“罗马类比”与“希腊类比”的使用。
余论
在古今比较与构想英帝国发展方向的过程中，历史学家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的论说为现实政策提供了学理支撑，例如卢卡斯与布赖斯就穿梭于历史学界和政界，政治实践与历史书写互动密切，“罗马类比”无疑为他们支持英属印度的统治提供了帮助。作为19世纪后期英国重要的历史学家，西利和弗里曼都试图将注重经验性和归纳性的科学方法引入历史书写中，并认为在科学方法指引下的历史学是进行合理政治思考的保障。然而从历史到现实的过渡远没有如预期那般平顺。他们皆以专业历史学家自许，强调热爱真知的两人在推广科学化历史学的伊始，就针对同一问题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从而挑战了他们有关历史学发展及功用的乐观判断。关于英帝国走向何方的话题，西利在线性目的论的影响下，突出了古今之别，认为未来的英帝国是一个继承且超越罗马帝国的全新帝国；弗里曼则在循环周期观的影响下，强调了古今类同，指出英帝国应效仿古代“更大的希腊”。造成以上差异的原因与他们在古今比较时对古今关系的不同理解紧密相关。这体现了历史阐释过程中“前见”不可避免的关键性作用，也突显出英国史学专业化初期就已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并预示了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期待书写持论公允且能被普遍接受的历史著作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 如前所述，“罗马类比”与“希腊类比”共存于19世纪。随着英帝国的扩张，“罗马类比”更受欢迎。但进入20世纪，“希腊类比”的分量开始上升。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古希腊的正面形象尤为显著，其历史与精神成为英国人召唤爱国主义，激发反德情绪的素材。在时人看来，英帝国与德意志帝国的对抗就如同雅典抵御外敌的战争，是两种原则、理念的交锋。英国人捍卫的是由雅典所高扬的自由、民主精神。与之相对的是，罗马帝国的反面形象再次突显。在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看来，“帝国主义是国家生活出于自私自利的卑鄙选择，它激发了国家身上从早在动物生存竞争时期残存下来的贪得无厌和占有欲。”他认为当下的英帝国就是晚期罗马帝国的翻版，其中充斥着无耻、放纵和骄奢淫逸。可见与西利等人的做法不同，在思考罗马帝国时，道德批判的话语重又占据了主要位置。同时，“帝国联邦运动”已告失败，将英帝国打造为“世界国家”的计划也屡屡受挫，20世纪初的学者与政治家纷纷指出，将英帝国转化为松散的共同体才是现实出路。总之，此后，相比于“罗马类比”，“希腊类比”变得更受人欢迎。同时它也依托国际关系学者的论述，进入了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建构当中。
本文作者施华辉，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原文载《世界历史》2022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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