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我做过的最好的投资

像Gavi、全球基金和GPEI这样的组织，是我们为挽救生命和减轻痛苦而进行的最成功的投资，是我和梅琳达在过去20年中做过的最好的投资，也是世界在未来几年所能做的最好的投资之一。

——比尔·盖茨

卫生工作者正在给一名加纳儿童接种疫苗

图源：GETTY IMAGES

科技是一个成败交替的行业，非此即彼，但大多数对技术的投入都会以失败告终。我一直认为我做出的所有技术投资，有10%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对剩下的90%，我的预期都是失败。

当我将在微软的第一份事业转移到公益事业时，我认为我的成功率不会因此有什么大的变化。我只是把钱投到了抗击贫困和疾病的办法中，这跟我当初做微软的工作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以为，研发一种新的疫苗，就跟发现下一个科技领域的独角兽一样，难度也应该差不多（事实证明，疫苗研发要难得多）。

然而，在对全球健康领域进行了20年的投资之后，有一种投资出乎了我的意料。这个投资与疫苗开发或新技术的研发不同，它的成功率非常之高。这就是全球健康领域中的专业人士所说的 —— “融资和交付” （financing and delivery）。几十年前，这种投资的成功率还很不稳定，但时至今日，它们几乎总能获得可观的回报。

在抗击疾病的过程中，诸如新药的研发这样的重大突破，总会受到广泛关注，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青霉素和麻疹疫苗这样的突破性创新，确实挽救了数亿人的生命。

但仅仅开发出强大的新药远远不够。它们必须从实验室进入医院、诊所和有需要的家庭。而这一过程不是自动发生的。购买医疗用品并将其运送到所需的地方，这听起来容易，甚至有些无聊，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发展中国家挽救生命，意味着向偏远甚至战乱地区提供药品。

图源：GAVI/2013/MANPREET ROMANA

在过去的20年，我和梅琳达向从事这项极具挑战性工作的组织，总共投入了100亿美元，其中包括这三大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以下简称Gavi），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Global Fund，以下简称全球基金），以及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倡议（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以下简称GPEI）。他们的工作都非常成功，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或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而只有更少的人会关注他们，并帮助他们获得足够的资金以开展工作。在未来的18个月，如果没有更多的资金注入，这三家组织都将不得不消减他们为抗击疾病所做的工作。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这些组织不是微不足道的，也不是可以牺牲的。事实上，他们可能正是我们基金会做过的，最好的投资。

20年前，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在公共卫生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发展中国家的人仍在以惊人的速度死去，死因大多是那些很容易通过基本药物就治愈的疾病。因此，一波组织建设的浪潮开始了。

这始于2000年的Gavi，其使命是购买疫苗并帮助发展中国家给儿童进行免疫接种。两年后，全球基金成立。其宗旨与Gavi相似，就是提供药物来对抗低收入国家的这三大疾病杀手。

然后就是GPEI。它最初成立于1988年，当时的卫生工作者在世界各地记录了35万例的脊髓灰质炎病例。然而，在21世纪头10年，只余下几千个病例，人们正努力将这种疾病从地球上永久抹去。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对抗曾长期困扰贫困国家的疾病的工具。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已经问世30年了，乔纳斯·索尔克在我出生之前就发明了最早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然而，直到20年前，这些治疗方法大多还很昂贵，我们缺乏的是一个好的渠道网络将它们送至贫困的国家和地区。

这些组织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汇集来自美国等捐助国的资金，他们创造了规模经济。许多药品的价格大幅降低。这些组织随后与近百个国家建立了合作，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供应链。比如，Gavi去年为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全球基金发放了2亿张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来抵挡传播疟疾的蚊子。

这些努力对抗击疾病的影响巨大。自Gavi成立以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下降了约40%。与此同时，脊髓灰质炎几乎就要消失了。去年，全世界脊髓灰质炎病例数是：31例。

抗击艾滋病所取得的进展可能是最令人震撼的，尤其是当你回想起2000年左右艾滋病大流行的状况。新千年的《新闻周刊》中，其中一个封面故事就是“1000万个孤儿”，故事中说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艾滋病像把恶毒的镰刀，在人群中肆虐。” 两年后，全球基金成立了。四年后，死亡人数达到顶峰。从那以后，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已经下跌了一半以上。

当我和梅琳达在2000年开始投资这些组织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挽救更多的生命，减少病痛。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组织已经取得了超乎我们想象的成功。而且，从传统的投资回报的角度看，它们的成绩依然引人瞩目：它们的工作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因为当人们不再为病痛所折磨的时候，就可以去工作或是上学。

哥本哈根共识中心(Copenhagen Consensus Center)是一个智库，它使用复杂的算法和可用到的最佳数据来评价不同的扶贫战略。他们的工具让我们能够检验一个有趣的假设：假如我们的基金会没有投资于这三家组织，而是把那100亿美元投进了标准普尔500指数（即投资于美国500家上市公司），并承诺在18年后将剩余资金全部捐助到发展中国家。那计算结果是，截至上周，这些国家经通胀因素调整后将获得约120亿美元，如果将股息再投资考虑在内，他们将获得170亿美元。

如果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项目上投资100亿美元呢？这个回报将是1500亿美元。投在基础设施上呢？回报是1700亿美元。然而，通过对这些全球卫生组织的投资，我们获得了超过了上述所有这些假设投资的回报：我们提供的1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所用到的疫苗、药品、蚊帐和其他用品，创造了大约2000亿美元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每过三到五年，这三个组织都需要筹集新一轮的资金。Gavi、全球基金和GPEI在未来18个月都将需要更多的资金。已经到来的2019年，以及2020年，将是近年来为抗击疾病提供资金最关键的年份，而捐助者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继续投资吗？我的回答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过去已经取得的成功。这些组织都没有取得完美的成绩。给我信心的是他们学习的能力，很多时候。他们是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卫生工作者正在给刚刚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巴基斯坦小女孩做记号

图源：ASAD ZAIDI © UNICEF

例如，随着脊髓灰质炎病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数十万病例下降到了21世纪初的数千例，GPEI不得不改变抗击这种疾病的方式。针对最后的这些病例所做的工作，可谓一场攻坚战，因为这种疾病现在只在地球上一些最难以触及的地方流行，比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偏远地区。尽管如此，GPEI还是设法建立了监测系统，使世界各地的实验室能够获得样本并检测病毒的踪迹。

现在，全球基金正试图将脊髓灰质炎工作小组所学到的经验应用于抗击疟疾。该基金正在建立监测系统，跟踪哪些蚊子正在哪里传播疟疾，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正确的地方，分发带有类型匹配的杀虫剂的蚊帐。

未来的两代人，与疾病斗争的范围可能会缩小，但强度会加大。从整体来看，发展中国家正在变得更加健康，但是更多的孩子出生的地方，正是世界上那些改善最少的角落。新疾病在出现，旧疾病在演变，在这些困难地区出生的人口在增长，还好我们的世界已经拥有了这些组织以及他们积累的丰富经验。

Gavi的工作者在刚果分发肺炎球菌疫苗

图源：GAVI/2013/EVELYN HOCKSTEIN

2017年9月，我和梅琳达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我们对特朗普总统将美国对外援助预算削减30%的提议感到担忧。幸运的是，由于国会议员的努力，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但我们还是很担心。在2019年的首次内阁会议上，总统再次将矛头对准了对外援助，称其支持者“甚至不知道他们援助了谁”，并表示他将削援助资金。

然而，这不仅仅是特朗普总统的问题。世界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像Gavi、全球基金和GPEI这样的组织，但世界对这些组织的捐助承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我们向这些组织提供的100亿美元只相当于全世界向它们提供资金的十分之一左右。他们绝大多数的资金并不来自慈善机构，而是来自政府。

过去20年，说服立法者和领导人投资这些组织一直是项艰难但还算可控的工作。甚至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及随后的经济衰退时期，美国政府都一直在增加对全球基金的捐款。然而，从那时起，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孤立主义浪潮席卷了许多西方的民主国家。欧洲议会的选举将于5月举行，可能会有更多的极右政客前往布鲁塞尔。至于英国，在英国退欧的动荡中，没有人知道英国的对外援助预算将会如何。就连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倾向于支持对外援助的领导人，也感到了压力，不得不把钱花在国内事务等优先事项上。

在这种情况下，为这些至关重要的全球健康组织维持哪怕是固定的投入都将是一场艰难的战役。但随着最具挑战性地区的人口的迅速增长，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稳定不变的资金，我们呼唤的是更多的资金投入。上周，全球基金正式请求其捐助者在未来三年内提供140亿美元，比世界在过去三年承诺的数额多出10亿美元。

当然，这一工作也出现了很多亮点。美国国会一直大力支持对外援助，尽管总统对此提出批评。印度和中国等快速发展的国家也正在从接受全球健康组织的援助过渡到主动提供援助，但援助资金的状况并不稳定。

尼日尔的一名小女孩刚刚接种了她最后一轮的季节性疟疾化学预防，图源：© THE GLOBAL FUND/DAVID O’DWYER

全球基金的年度预算约为40亿美元，是这三家组织中规模最大的。过去20年中，德国、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这五个国家为该基金投入了65%以上的资金份额。Gavi 和 GPEI的数字略有不同，但它们的情况几乎相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在带头支持它们。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名为“全球消灭疟疾倡议计划”，成功地在欧洲、南美和东南亚的大片地区消灭了疟疾。但该计划几乎全部由美国资助。1963年，美国撤资。没有其他的支持者，这个项目最终失败了，疟疾卷土重来，在世界各地肆虐。所以，即使是少数富裕国家削减了援助预算，我们在今天依然会看到历史重演。

几十年的数据和经验表明，在与疾病的斗争中，钱就是最重要的武器。卫生领域对外援助的水平和降低致命疾病的死亡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款增加，死亡人数就会减少。世界现在必须决定是否要继续这种显著的趋势。

全球健康的某些领域，数据参差不齐，我们不知道某项投资是否会获得回报，也不知道如果我们不投资会发生什么。但我今天在这里讲述的投资，绝非如此。像Gavi、全球基金和GPEI这样的组织，是我们为挽救生命和减轻痛苦而进行的最成功的投资，是我和梅琳达在过去20年中做出的最好的投资，也是世界在未来几年所能做的最好的投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