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目标守卫者报告：创新与不平等
去年，我们曾担心可持续发展目标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但即便在新冠疫情持续肆虐期间，我们仍看到许多希望，这些希望生发于多年前播下的种子。以下就是我们所学到的。
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弗兰奇·盖茨
一年前，我们撰写了一份不同寻常的《目标守卫者报告》。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多年持续取得进展后，第一波新冠疫情给万千家庭、卫生系统和全球经济带来了灾难性打击。在每年的《目标守卫者报告》中，我们都会追踪衡量各项健康和社会发展繁荣的指标，疫情让我们不禁担心这些指标的进展是否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阻碍。
我们的确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一年：全球有数百万人死于新冠肺炎，还有更多的人遭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目前疫情仍在肆虐，传染性更高、致命性更强的变异病毒正在全球蔓延。
疫情在很多方面挑战了我们的乐观信念，但却未能把它摧毁。
我们虽然经历了最艰难的处境，但也见证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创新。事实证明，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能迅速做出改变以适应环境。同时我们也看到，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努力守护我们过去几十年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在新冠疫情持续肆虐的情况下，这些努力至少避免了更坏情况的发生。
过去一年的经历让我们愈发坚定地相信：进步是可能的，但并非必然。因此，付诸行动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乐天行动派”，我们有信心从迄今为止的疫情应对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我们能充分借鉴过去18个月中最好的经验，我们一定能彻底战胜疫情、重回正轨，并加速推进解决健康、饥饿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根本性问题。
数据背后的惊人故事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无法忽视那些触目惊心的差距。疫情面前，有些人只是轻症，有些人却面临死亡；有些人必须到岗工作，有些人可以居家办公，还有些人彻底失去了工作。健康不平等的问题从卫生系统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但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才真正让世界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的严重后果。
数千万人重新陷入极端贫困
新冠疫情给很多人带来严重的、持续的经济影响。我们知道自己在这个话题上可能没什么发言权，毕竟我们属于世界上最幸运的群体。疫情让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晰。像我们这样的富裕人群安然度过了疫情，而那些最脆弱的群体受到的打击最大，恢复起来可能也最慢。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又有31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尽管男性死于新冠肺炎的可能性比女性高70%，但女性在本次疫情中受到了不成比例的经济和社会冲击：今年全球范围内的女性工作岗位预计比2019年少1300万个，而男性工作岗位基本能够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尽管变异病毒有可能破坏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但一些经济体正在逐步复苏。随着企业复工复产，新的就业机会开始涌现。然而不同国家之间，甚至国家内部的复苏水平并不均衡。例如，到明年，发达经济体中有90%能将人均收入水平恢复到疫情前，而中低收入经济体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只占三分之一。减少贫困的工作停滞不前，这意味着全球预计有近7亿人口无法在2030年前摆脱极端贫困，他们中绝大多数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
教育差距不断扩大
我们在教育上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新冠疫情发生前，低收入国家中有90%的儿童无法阅读和理解基本的文字，高收入国家中的这一比例仅为10%。早期证据表明，边缘化群体的学习损失最大。富裕国家的教育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以美国为例，三年级的非裔和拉丁裔学生的平均学习损失是白人和亚裔学生的两倍。高贫困地区学校三年级学生的学习损失是低贫困地区学校学生的三倍。
更多儿童错过疫苗接种
与此同时，全球儿童常规疫苗接种率下降到2005年的水平。从新冠疫情暴发伊始到2020年下半年卫生服务逐渐恢复期间，全球有3000多万儿童错过了免疫接种，其中1000多万是由于疫情而增加的。有很多孩子可能不会再有机会补种这些疫苗。
而这里有些数据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曾在去年的报告中提到，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IHME）估计2020年全球疫苗覆盖率将下降14个百分点，相当于过去25年的进展付诸东流。然而最新的数据显示，疫苗覆盖率的实际下降幅度似乎只有预估的一半。当然，即便如此，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全球人民加速行动
随着我们进一步梳理这些数据，我们发现这显然不是侥幸的结果：在许多关键的发展指标上，得益于全球人民在过去一年里的加速行动，我们才避免了一些最糟糕情况的发生。
以疟疾为例，长期以来，疟疾一直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疾病之一：全球有90%的疟疾病例发生在非洲。去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预测，基础性的疟疾防控工作将受到严重干扰，可能让已取得的进展倒退10年，从而导致新增20万人死于这种本可预防的疾病。这一预测促使许多国家积极采取行动，确保蚊帐的分发，以及检测和抗疟药物的持续供应。疟疾是贝宁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但他们在疫情期间找到了对抗疟疾的创新方法。他们发明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的药浸蚊帐分发系统，在短短20天内将760万顶蚊帐送到了全国各地的千家万户。
当然，我们需要在未来几年时间里掌握更多、更完善的数据，才能全面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数据远远不能减少疫情给世界各地的人们造成的真实苦难，但我们依然能在这场百年一遇的全球疫情中看到一些积极的信号，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无数的个人、组织和国家仍竭尽全力去创新、改进和建设富有韧性的社会系统。就这点来说，全世界都应该感谢他们的付出。
“疫苗奇迹”的启示
研发一款新疫苗通常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然而全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研发出多款高质量的新冠疫苗，这是史无前例的。这看起来像一个奇迹。但实际上，这是过去几十年来的严谨投资、政策引导和广泛合作的结晶。正是因为这些长期的工作，我们才能迅速部署疫苗研发、生产和分配所需的基础设施、人才乃至整个生态系统。
我们要感谢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多年来的基础研究。匈牙利的卡塔林·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博士便是其中之一，她将职业生涯献给了信使RNA的研究，即mRNA。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离经叛道”的想法未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和资助，mRNA可用于制造疫苗和药物的观点也被许多人否定。但卡里科博士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坚持她的研究。她的故事在一众科学家中极具代表性，正是他们的研究发现，才使得两种高效的mRNA疫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研发成功。而这些研究发现往往是多年努力的成果。
关于mRNA的研究会不断带来新的成果，现在已有若干mRNA候选疫苗处于开发管线中，有望最终用于应对从疟疾到癌症等一些最为致命的疾病。
当然，mRNA疫苗不是唯一的研发成功案例。
基因组测序的长远前景
当前，全世界都深刻地意识到，导致疫情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在传播过程中已经变异为传染性更高、致命性更强的变体，如德尔塔。正因为有了用于识别病毒独特基因组成的基因组测序技术，科学家们才能够识别并追踪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世界上大部分的基因组测序工作都在美国和欧洲进行。没有测序技术的国家将病毒样本送到纽约和伦敦等地的实验室进行基因分析，往往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拿到结果。
但在过去四年里，一些机构在非洲资助建设了基因组监测网络，从而让非洲国家有能力对埃博拉和黄热病等病毒进行基因测序。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启动了“非洲病原体基因组计划”。新冠疫情暴发时，这个初创的网络将工作重心转向新型冠状病毒。全世界之所以能够得知南非出现了更具传染性和致命性的贝塔变异病毒，正是因为南非在研发上进行了大量投入，并在发现这次变异毒株的过程中，将基因组测序能力与临床试验和免疫学研究结合了起来。南非本土科学家佩妮·摩尔（Penny Moore）博士是最早发现南非变异冠状病毒具有免疫逃逸能力的科学家之一。
有了这一信息，世界各地的公共卫生官员就能相应地进行规划。南非也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能快速有效地开展临床试验。这一能力令南非能够迅速开展疫苗临床试验。面对后来蔓延到世界各地的变异病毒，南非的公共卫生官员也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以确定新冠疫苗是否能提供足够的保护。
显而易见的是，在一个人员和货物时刻跨境流转的全球化世界里，仅靠富裕国家有设备和资源对病毒进行基因测序是远远不够的。这场全球疫情让我们再次认识到支持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提升收集和分析本国数据能力的重要性，它能让每个人从中受益。
非洲的基因组测序网络最让人兴奋的是它适用于任何病原体。如果非洲能够继续建设这一网络，很快就能依靠自身力量对流感、麻疹和脊髓灰质炎等长期存在的疾病病毒进行追踪。
不过，即使推进速度再快，科学创新本身也不足以战胜疫情。新冠疫苗是一项了不起的研发创举，但只有每个人都能获得它时，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应。过去一年出现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提醒我们，疫苗公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这需要所有人——上至政府决策部门，下到基层组织和社区团体——加紧努力、弥合差距。今年，正是这些动态干预措施，加之以前对系统、社区和人员的投入，才让世界免于遭受疫情暴发初期预测的一些最坏的结果。
投资于系统建设
在我们撰写这份报告时，已接种的新冠疫苗中有80%以上流入了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一些国家甚至获得了本国人口所需疫苗剂量的两到三倍，以备针对传染性更高的变异病毒进行疫苗补种。与此同时，低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量还不到全球的1%。这种不平等不仅令人愤怒，而且很危险——高收入国家和社区可能会逐渐将新冠肺炎视为又一个与贫困相关的疾病，采取“与我无关”的态度。
我们无法在一夜之间建成能快速生产150亿剂疫苗的设施，哪怕一年也不太可能。但印度的例子证明了长期的基础设施投入能够带来丰硕的成果。
印度自独立以来，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投资建设医药制造基础设施。印度政府在孟买附近的浦那（Pune）市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提升研发能力和建设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供水和交通等，将其打造成全球主要的制造中心之一。印度政府还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建立了一个在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向最严格国际标准看齐的疫苗监管体系。他们还和浦那、海得拉巴（Hyderabad）等其他中心城市的疫苗制造商以及盖茨基金会合作，针对脑膜炎、肺炎、腹泻等最致命的儿童疾病开发、生产和出口疫苗。
诚然，仅仅拥有生产能力并不足以化解印度的新冠疫情危机，这只是解决难题的众多因素之一。但如今全球60%以上的疫苗都由印度生产，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
我们还发现，大力投资卫生基础设施的国家更有能力主动追踪，乃至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一直以来，全球为了消除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在低收入国家开展了长期投入，这些努力帮助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国建立了现代全球健康领域规模最大的工作队伍之一。对脊髓灰质炎的投入为应对流行病暴发和疫苗接种奠定了基础。这些基础设施在抗击埃博拉、新冠肺炎等疫情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值得对卫生系统进行长期投入的原因：卫生系统是应对突发疾病的基础。我们虽然无法得知哪种病原体会导致百年一遇的全球疫情，但终结疫情与消除脊髓灰质炎、疟疾或其他传染病的手段大致相同：开展大规模检测，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开展快速有效的治疗和疫苗接种。
投资于社区建设
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些最有效的干预措施都发生在基层，由那些长期深耕社区、深受当地居民信任的社区领袖牵头推广。这种信任无法在一夜之间，或者危机来临时一蹴而就。
女性“自助团体”在印度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其他地区都很常见。多年来，印度政府和全球合作伙伴一直资助这些女性团体，帮助她们将资金集合到一起，共同改善村子里的卫生、教育和其他服务。
当新冠疫情蔓延到人口超过1亿的印度比哈尔邦（Bihar）时，一个当地的自助团体向新冠患者提供食物和家庭医疗服务，赢得了邻里的信任。到了接种疫苗时，这些女性成员为那些仍然担心疫苗安全的邻居提供信息和指导。比哈尔邦政府注意到了这样的社区工作，并宣布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为全邦女性接种疫苗。在那一周时间里，近17.5万名女性接种了第一剂疫苗。以此为基础，比哈尔邦政府正在自助团体的指导下，复制推广这一项目。
在塞内加尔，以社区为单位的推广行动也是接种其他疫苗的关键。
塞内加尔一直是常规疫苗接种覆盖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在新冠疫情前，该国儿童接种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三联疫苗（DTP3）的比例与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相当。然而新冠疫情袭来后，感染的恐惧和虚假信息让塞内加尔人对这些疫苗的需求大幅减少。
社交距离和学校停摆迫使卫生工作者调整他们的主动推广策略。塞内加尔一方面培训卫生工作者安全地恢复疫苗接种，另一方面让当地官员调整主动推广策略，迎合当地需求。诊所的工作人员通过疫苗接种记录查找错过接种的儿童，向家人发送短信提醒，并推出了各种便利措施，例如，塞内加尔数量庞大、备受信赖的社区卫生工作者们会挨家挨户地上门接种。此外，重新开放的诊所为居民提供了更灵活的疫苗补种地点和时间选择。
这两个都是社区自发寻找解决方案的例子。他们针对自身的需求，主动制定了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创新策略，相关的基金会和政府合作伙伴也给予了支持。即使疫情结束后，我们也应当继续并长期支持对社区建设的投入。
投资于妇女和儿童
我们在政府应对危机上也看到了创新。虽然重大政策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扎根并产生影响，但这些政策一旦颁布和实施，就能产生深远和持久的效应。从很多方面来看，有效的政策制定是真正立足长远的投资。
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尽管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但我们看到，无论在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对女性的冲击远比男性严重。但数据同时也显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在疫情之前就有意识地将性别平等纳入政策的国家中，女性受到的负面影响相对更小。
现在有很多国家的政府将女性放在经济复苏规划和政策制定的中心，这让我们备受鼓舞。
巴基斯坦扩大了向贫困家庭提供资金的Ehsaas紧急现金项目，其中女性占该项目预期资助对象的三分之二。Ehsaas在疫情期间向近1500万低收入家庭（占全国人口的42%）提供了紧急现金援助，并一举将1000多万女性首次纳入正规的金融系统，这将产生持久的影响。
阿根廷最近公布了首个基于性别视角的政府预算方案，决定将15%以上的公共支出用于那些旨在消除性别不平等的项目。阿根廷经济部还新任命了一位经济、平等和性别主任，并在其指导下通过了支持女性和家庭的政策，比如在该国最贫困的社区新建300个公共幼托中心。
美国的夏威夷州政府也围绕妇女和女童，以及夏威夷原住民、移民、变性人与非二元性别人士和贫困人群开展了经济复苏工作。作为美国第一个性别导向的经济复苏计划，夏威夷颁布了行之有效的政策，支持女性长期经济赋权，如带薪病假和探亲假、覆盖全州的儿童托管服务，以及提高单身母亲最低时薪。
我们渴望看到这些创新的女性经济赋权措施产生长远效果。但即便在早期阶段，这些新的政策制定模式也让人受到鼓舞。这些政策的作用不会仅仅局限在短期内，当下一次危机来临之时，它们一定能为增强经济稳定性发挥作用。
更快、更远
过去的一年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只顾着解决眼前的危机，我们将永远被牵着鼻子走。想要成就更多的“奇迹”，我们需要从造福后代的长远角度思考问题，而非追求新闻热点。
长期投入从来不是一件令人心潮澎湃、轻而易举的事。但在这场历史性危机中，以往进行的长期投入带来了实质性的回报。过去一年中涌现的许多突破性创新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萌芽于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播下的种子。
所以说，全球需要更多的政府、多边组织和我们这样的基金会进行具有前瞻性的投入，即便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获得回报。认识到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们必须与各方合作，支持全球优秀的研究人员发现新的工具和技术，为解决众多挑战提供支持。我们必须加强国家与国家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合作，为实现共同目标携手并进。
但对于高收入国家来说，仅在国内不断投入资金和资源，并指望这些颠覆性的创新也能触及世界其他地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尽可能接近最终的受益人，围绕他们的需求来投入研发、基础设施和各类创新。
创新的新源泉
我们发现，不同地区获得新冠疫苗的能力与疫苗的研发和制造所在地密切相关。德尔塔变异毒株目前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肆虐，因为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人口仍未接种疫苗，尤其是非洲很难获得满足全部人口需求的疫苗剂量。非洲拥有世界17%的人口，但疫苗制造能力不足世界的1%。如果非洲领导人在捐助者的支持下，投资并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区域性疫苗开发和制造生态系统，那么在下一次大流行病暴发时，非洲就可能不会再陷入今天的困境。
为了到2040年实现这一愿景，我们正在为非洲疾控中心和非洲联盟提供支持。卫生安全和疫情防控能力的提升不仅能给非洲带来诸多好处，全世界都将受益于这些研发和科学创新的新源泉。
非洲致力于建设mRNA制造能力，有些mRNA公司已在加速行动，让梦想成为现实。这不仅能助力非洲开发和生产新冠疫苗，未来还能针对疟疾、结核病和艾滋病等严重影响最弱势群体的疾病研制疫苗。
我们呼吁在更接近需求源头的地方进行投入，这是因为我们对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创新和解决难题的能力充满信心。下一个伟大的想法或挽救生命的突破性创新有可能随时诞生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未来的世界是否会因此受益，取决于今天的我们是否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不难想象，如果卡里科博士关于mRNA的颠覆性想法从未得到所需的资金支持，世界将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同样，如果非洲自身不具备基因组测序能力，贝塔变体也就无法得到及时测序和迅速应对。
这场疫情给全世界上了重要一课：应对危机必须未雨绸缪。如果我们想要到2030年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那就必须采取更好、更快、更公平的方式。行动起来，就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