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之子：联合国环境事务“当家人”安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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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视频 | 专访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安德森
40年前，一位名叫英格·安德森（Inger Andersen）的年轻丹麦女孩来到非洲东北部的苏丹教英文。当时苏丹因干旱而引发的饥荒令她感到震惊，也让她清楚看到了环境退化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灾难。从此以后，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与环境治理有关，直至成为联合国负责环境事务的专属机构负责人。近日，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在她的播客节目《夜不能寐（Awake at Night）》中对安德森进行了专访，请她分享对于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思考。
热爱自然情愫与同理心的启蒙
安德森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家里在海边有一所圆木小屋。在有月亮的晚上，父亲总喜欢带全家人走出小屋，凝望月光下深蓝色的大海。那是她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安德森：“我的外祖母来自挪威最北端的北极圈，她与我的丹麦外祖父结了婚。她一直在教我关于自然的知识。她总是告诉我，你必须和树木说话。我记得我六岁的时候，早晨就跟她一起在她的小花园里，手牵着手，走来走去，和植物说话。”
安德森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他们整天在一起玩耍，喜欢爬树、搭小木屋。
© 联合国图片 | 南极洲乔治国王岛融化的冰川
我的母亲做了多年的家庭主妇；后来，她又重新回去上大学，和我在同一年获得了硕士学位，那时她60岁。我们一起举行了一场联合毕业聚会。在她生命的最后10年，她成了一名教古典文学的高中老师。父亲从事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他的理念引起了很大争议——他不相信惩罚，而主张帮助那些做了傻蠢事的年轻人度过难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因此，在家里总是有很多讨论，关于应该如何相信和信任人的善良，如何在事情变糟的时候解决它。
由于工作要求，父亲不停地从一所监狱转到另一所监狱促进改革，安德森和家人频繁搬家，她在上大学前的12年里上了9所学校。这让她锻炼出了极强的适应力。她说，她可以在任何地方利索地搭起一顶帐篷，然后完全有一种到家的感觉。这或许就是第一份工作将她带到苏丹的原因。
安德森：“这是我在伦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我在读硕士的时候，晚上花额外的时间学习阿拉伯语。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英国国际发展部的一则很小的招聘广告，要招人去苏丹做英语老师。老实说，我尽力用自己最好的英国口音参加了面试。我心想，如果我的英语说得足够很好，他们可能就不会意识到我有丹麦口音。我就这样得到了这个机会。然后，二十个年轻的英国人和一个丹麦人就被派到苏丹。这是1982年。我在一个遥远的女子学校做志愿服务，住在一个村庄的农户家里，做了一年的英语老师。”
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
那时苏丹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饥荒，而内战的兴起又加剧了饥荒。明爱（Caritas）网络和英国天主教海外发展基金会支持苏丹天主教会开始了救助工作。安德森教了一年的英语后，投入了国际救援行动。
安德森在专访中回忆说，“那个时候饥荒横行，到处都是境内流离失所者，还有来自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提格里雷的五十万人，情况非常糟糕。而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在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提格雷里那边，是战争；但在达尔富尔，是干旱。因此，我参与了紧急救济，是副救济协调员。我们还为达尔富尔、科尔多凡州和苏丹南部供应粮食。我到处跑，坐着卡车和驳船在苏丹全国各地纵横交错地穿梭。我清楚地看到了降水明显下降的趋势。从19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和中期，降雨一直在减少、减少，再减少。而且你能看到干旱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两年、三年极端干旱的后果就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眼前。”
安德森那时才二十二、三岁，十分年轻，但她被委以重任。由于救济工作的开展依托天主教会的设施，进展非常顺利。
也正因为如此，她去了所有有饥荒的地方，看到无数流离失所者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中。他们是有历史和家庭的骄傲的人，他们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但那里被变得如此非人性化，因为“你只能看到痛苦，你只会听到饥荒的声音，特别是在夜晚，那是一种人们在咳嗽、婴儿在哭、非常安静的声音，因为人们快要死了。”
苏丹的饥荒让安德森看到了深刻的不平等。她也由此深信，这种不平等绝不可接受。
如果环境因干旱或其他任何原因而遭受破坏， 如果一个社会突然失去了生存环境的支持，你将地毯从一个社会的脚下抽出来，那么就什么都没有了。在此之后，事情会演变得非常快。世代传承的耕作传统和知识，随着每个人的迁移、迷失和逝去而流失，坟墓皆无名……这一切撕碎了一个社会。因此，保护环境维持人口的能力对于和平、对于延续性、对于身份的认同、对于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至关重要。
国际机构职业生涯的开端
在饥荒初期，除了教会之外，只有乐施会和儿童救助会等为数不多的非政府组织在苏丹开展救援。联合国1986年开始介入，启动了“彩虹行动”，为苏丹遭受饥荒的人们提供拯救生命的粮食援助。
当时，整个苏丹只有七个丹麦人，这还包括了外交人员。在丹麦驻苏丹大使的鼓励下，安德森作为一位青年专业人员加入了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负责在从索马里到塞内加尔的22个国家抗击干旱和荒漠化的工作。安德森从此开始了她在国际机构的职业生涯。
此后，她曾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阿拉伯地区水与环境问题协调员，之后加入世界银行，先后担任中东和北非事务副行长和负责可持续发展事务的副行长。2015年初，安德森担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干事，直到2019年被任命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为自然代言的勇士
© 联合国图片 | 海洋垃圾威胁沿海社区的生存
近年来，安德森活跃于社交媒体之中，发布了很多“痛斥”塑料污染的帖子。
安德森说：“我们把地球当做了一个垃圾场。那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很多人都看到了那些可怕的图片，鸟的肚子里充满了塑料，给它们的幼鸟喂食塑料；切开死亡的海洋动物，你会发现里面装满了渔具；从海龟的鼻子里拔出来一根吸管……这些图片是对人类的唾骂。现实是我们必须改变，决不能让塑料污染达到这种程度。因此，我呼吁通过塑料生产做到这一点，我们决不能使塑料成为敌人；我们在医学上、在建筑物中需要它，但我们需要让它循环，塑料一旦进入经济，就会留在经济中，不会回到环境中。卢旺达是世界上第一个实施塑料袋禁令的国家，肯尼亚大概是第二个。非洲有30多个国家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塑料袋禁令。我们为这些国家喝彩。如果他们能做到，那么为什么富裕国家做不到？”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是对人类敲响的一记响亮的警钟，它在提醒人们，污染、动物栖息地的丧失、环境的退化、生物多样性的流失，以及气候的变化，将消弭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屏障，导致越来越多的病毒扩散。今天是艾滋病、禽流感、埃博拉和新冠病毒，明天可能会是其他病毒。
经过国际社会艰苦谈判达成的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要求到本世纪末将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基础上不超过1.5摄氏度。到目前为止，各个国家做出的气候行动承诺还难以达到这一目标，更不用说这些承诺是否能够真正得到落实。
安德森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这与科学无关。它与利益，石油利益和经济利益有关，与金钱和短期主义有关。某些碳氢化合物行业，无论是煤炭、石油，还是其他行业，对于那些政客们可能会有很强的游说力。因此，这实际上不是科学问题。这的确令人沮丧。但是，好的一方面，也是给我希望的一方面，是年轻人在呼吁。他们并没有被受到蒙骗，你不可能遮住他们的眼睛。他们知道气候变化对他们的生活的影响要比对我们的影响大得多。这些冲击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真正的发生。”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科学事实转化为最容易为人接受的信息传递给公众。安德森表示，新冠疫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促进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
安德森：“人们是懂科学的。他们戴口罩，洗手，保持社交距离，了解科学，了解事物的运作方式。而且，突然之间人们看到了这些外部冲击对我们星球造成的真正撞击，看到了这种冲击可以造成的影响，并且已经引起了人们一定程度的认识，即气候变化要严重得多。我们的确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做出越来越雄心勃勃的气候承诺。”
尊重自然和人类所生存的这个星球，就是在尊重自己。当我们未能这样做时，实际上没有在尊重自己，当然也没有尊重下一代和他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