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故事｜父亲亲历的湘西剿匪
文/图 左超林
这些年，我痴迷红色收藏，除了用心搜集一些相关的书刊、报纸、画册、票证等纸质品外，还对各种纪念徽章情有独钟。如今，已珍藏60余枚红色纪念章。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解放东北纪念章、华北解放纪念章、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渡江战役胜利纪念章、解放大西南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各地人民功臣与战斗英雄纪念章等。其中，最令我钟爱和难忘的还是父亲生前留下的那枚湘西剿匪胜利纪念章。
父亲留给我的剿匪胜利纪念章。
父亲左富昌，河北武安人，十几岁时，就参加了冀南平原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抗战胜利后，父亲一直追随李富春率领的部队南征北战，曾参加过著名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等。开国大典后不久，他从湖南汉寿随军进入湘西大庸、桑植、凤凰、永顺、龙山等县，参加剿匪斗争。剿匪结束后，父亲留在了湘西工作，直到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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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湘西匪事，据相关史料记载，湘西土匪起于明朝末年，蔓延于清代，到了民国时期，匪患已达到十分惊人的地步，给湘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正如当时民间所流传的那样：“湘西无处不山，无山不洞，无洞不匪。”
听父亲生前讲述：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已溃逃到台湾，但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指使白崇禧、宋希濂对湘西土匪封官加委，扩军建制，并收编10万匪众在湘西建立了“反共救国基地”，妄想依托湘西的崇山峻岭，扼险固守，以阻截我军进军大西南。为了确保刘邓的二野大军顺利南下，1949年9月中旬，中南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我第47军经营湘西，肃清匪患。其军部驻扎沅陵，第47军军长曹里怀兼湘西军区司令员，周赤萍兼湘西军区政委。所属139师、140师、141师分别进驻沅陵、永顺、会同三个军分区，共同担负当时湘西22县的剿匪建政任务。
从战略位置上看，大庸，是湘西的门户，故欲得湘西，必夺大庸。为此，1949年10月14日，渡江南下的第47军集中两个师一个团的兵力，沿湖南常德、慈利一路奔袭，首先向宋希濂部署在大庸一带的第122军发起了进攻。经过两天激战与智取，我军攻克了大庸，解放了桑植。共毙伤敌270多人，俘敌第122军军长张绍勋及敌师长两名以下4300多人，受降760人，取得了我军挺进湘西剿匪战斗的第一个辉煌胜利，而这场战役也为刘邓大军顺利过境和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庸之敌被歼灭之后，湘西州域各县相继解放，我二、四野战大军得以顺利过境。11月初，父亲所在的47军两个师随野战部队入川参战，解放大西南。于是，整个湘西只留下一个机动师用以保护湘川沿线的重要公路桥梁与几个主要城市工厂。此时，湘西各路土匪以为有机可乘，纷纷蠢蠢欲动，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妄图卷土重来。面对湘西境内这一复杂严峻的社会局势，入川作战的47军139师和141师奉命返回湘西，立即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剿匪运动。同时，根据上级指示，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继续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革命精神，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湘西境内的一切土匪武装与反动势力。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赴湘西执行剿匪建政任务（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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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47军139师417团一个加强连进驻凤凰，我父亲就在这个连的一个尖刀班里担任班长。部队经过一段时间对周边匪情的摸底调查，准备对总兵营（今山江镇）这一带的主要顽匪进行全面清剿。
当时总兵营是素有苗王之称的匪首龙云飞的久居之地，约有匪徒数百人，他们除与解放军对抗外，还伺机骚扰一些苗寨，滥杀无辜百姓，对人民群众危害极大。当这股土匪得知解放大军即将前来围剿时，已闻风而逃，躲进深山老林，做垂死挣扎。
剿匪部队针对龙云飞父子欺骗逼迫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上山为匪的情况，决定首先采取政治攻势，孤立少数顽匪，争取多数群众。秋后的一天，凤凰县人民政府首任县长宋子兴与连部领导经过部署，就带领我父亲和班上的几名精干战士一同前往距县城三十里外的总兵营。
到达总兵营时，天色已晚，街上行人稀少，一些商铺都关着门。由于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这天便赶到豹子洞，在当地进步绅士龙吉五家投宿，同时还找到村里的几个积极分子，初步摸清了这片苗区的一些基本情况。第二天，由龙吉五出面组织在街上红庙召开群众大会。县长宋子兴发言之后，陈连长代表军方向广大苗民宣讲了我党的民族政策与当前形势，接着，成立了由土匪亲属参加的规劝委员会。通过这个组织让其成员拿着传单上山找到自己的亲人，教育他们早日弃暗投明，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这个阶段，部队一边加强对土匪阵营的政治攻势，一边用武力歼灭顽匪。经过两个多月的宣传发动和军事清剿，陆续前来缴械投降的土匪有300多人，被部队抓回的土匪有15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200多支，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战绩。
随着当地群众觉悟的日益提高和剿匪斗争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经过几次大的激烈战斗后，龙云飞匪部土崩瓦解，众叛亲离，少极顽匪陷入群众的天罗地网。1951年1月20日，凤凰县开展了军民万人大搜山行动。在搜山的第一天，走投无路的匪首龙云飞在都里荒野自杀身亡。其小儿子龙奎元，秘书田瑞卿等被捉拿归案。不几天，自卫军前敌副总指挥龙恩光，也在千潭柳腊岩洞里自毙。在这次搜山中，我父亲率领全班战士一鼓作气追了三天三夜，抓获匪徒10余名，击毙数名。而我父亲也在战斗中负了两处轻伤。
与此同时，常年流窜于凤凰、泸溪、麻阳三县边区的匪首谭德洪、龙再兴、唐仁丰、龙恩普等都被一一生擒或自毙。
凤凰县的整个剿匪行动，自1950年7月开始，到1951年2月底基本结束，共击毙匪首13人，匪徒451人，劝回被胁迫上山为匪的农民1100多人，缴获多类步枪、轻重机枪近2000支，手榴弹1500多颗，以及其他军用物资等，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由于剿匪战果辉煌，该连受到了上级部队的通报表彰。我父亲因作战英勇，表现优秀，荣立三等功，并被留在了凤凰县沱江镇派出所担任主要领导，负责守护这座古城的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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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第47军及后来的第46军136师及第38军114师，在当地民兵群众的密切配合支持下，发扬我军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作风，跋山涉水，不畏艰险，做到“无山不上，无洞不钻，无村不搜”。经过轰轰烈烈的“初期剿匪”、“春季剿匪”、“中心区会剿”、“边缘区会剿”和“肃清残匪”等几个阶段的浴血奋战，历时两年余，共歼灭湘西土匪92081名，投诚归降者1万多名。缴获各种枪支79831支，山炮19门。一批作恶多端、负隅顽抗的匪首如古丈的张平，泸溪的徐汉章，龙山的瞿波平、师兴周，麻阳的龙飞天，芷江的杨永清，辰溪的石玉湘，新晃的姚大榜等被击毙或擒获，从此彻底肃清了湘西的百年匪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使湘西各族人民真正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
湘西剿匪胜利后，湘西行署、沅陵专署、永顺专署、会同专署等于1951年先后在沅陵、永顺、花垣、辰溪、芷江等地修建了湘西剿匪胜利纪念塔（堂、馆），以纪念人民解放军在湘西剿匪斗争中的丰功伟绩，追悼在剿匪战斗中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
就在湘西剿匪斗争首战告捷之际，1950年，经湘西军区党委研究决定，并报中央批准，湘西军区、湘西行署为此特制了一枚铜质的湘西剿匪胜利纪念章。该纪念章颁发给我军每一位参战的指战员和其他有功人员。我父亲自然也荣获了这枚珍贵的纪念章。
这枚纪念章为五角星形，金色光芒，直径4.5厘米，正面主体是一位手持红旗冲锋陷阵的解放军战士，人物上方刻有“湘西剿匪胜利纪念”字样及党徽、五星；人物下方刻有“1950年”字样。其背面铸有“湘西区党委、军区、行署”字样。此章布局严谨，造型别致，制作精细，工艺极美，令人爱不释手，具有较高的文史价值和收藏价值，可谓“一枚徽章，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一份见证”。
来源｜团结报
作者｜文/图 左超林
编辑｜刘娜
监制｜龙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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