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建筑的生命态度
回到湘西回归美（二）
石健
数年前，因偶然的机缘，得以走进花垣县边城镇磨老村。这是一个坐落在清水江上游的苗族小村庄，村中人家沿河岸线分布。
河流如天然的分界线，标记着此岸湖南与彼岸贵州的不同行政属地；河流又如强劲的黏合剂，使两岸的人们相守相依——松桃碗森村的孩子们坐船来磨老小学读书，磨老的村民们过渡去碗森赶集走亲，一衣带水，水乳交融。
这一幕幕日常生活图景在磨老的青山绿水间演绎，缓慢而古旧，仿若一帧帧地播放着老光阴里的画面，令人内心充满而平静。而我竟是在河岸一个置有“美人靠”的凉亭里观看到这一切的。
美人靠本是徽式建筑天井四周的设置，供人观景休闲。若在凤凰古城或四大名镇里见到并不稀奇，毕竟旧年里的这些城镇就交通发达、经济繁盛、文化融通，但磨老居于深山之中，不论水路发达与没落，均是交通不便，即便如此，村人却也出于对生活的审美态度，构建了这一方飞檐翘角的凉亭和三围形制优雅的美人靠。
凉亭并非新建，其木色呈现出风雨侵蚀的痕迹，昭示着岁月的沧桑，而美人靠则宠辱不惊地点缀着河岸，装饰着村民们的梦境。磨老村的美，宁静了身体的躁动不安；而磨老村的那三围美人靠，足以抱慰人活在世间所经历的种种苦。于我，它们是令人惊讶兴奋的景观；于村民，它们是常态的生活、日常的本义。
在我心里，湘西大地上的民居，不仅具有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及其建筑学本身的内涵，更具有生活美学的重大意义。
不论是在凤凰古城，还是在浦市、里耶、王村、茶峒四大古镇，不论是在平坦开阔的土家族村庄，还是在崎岖偏远的苗族聚居村落，湘西建筑尤其是民居都通过“美”表明了湘西人对日常生活的热爱。
如花窗镂空且雕有代表祥瑞的禽鸟花木，柱础厚重且刻有庄严的莲花；客厅迎客、厢房休憩、偏间储藏，区域与功能的划分明确清晰；土家苗家火坑可供取暖熏腊肉，窨子屋夏纳阴凉、冬融风雪，过街楼集居住、经商、行人、避风雨于一体；白墙和木壁，一律配以黛瓦，或是依山傍水层叠，或是散落于山林间。湘西建筑的美，美在造型和色彩，美在细节，美在对空间与时间最为黄金的切割与组合，美在能够容纳所有的世俗期愿、消融所有行走人世的辛劳困顿。
沈从文先生的语言如金缕玉衣，以白话的流畅串联起文言的雅致，在百年之前便为世人呈现了湘西如宋院画般的美，而湘西建筑则是他所有湘西篇章中仅次于“河流”的重要元素与人事布景。如——
“千家积雪，高山皆作紫色，疏林绵延三四里，林中皆是人家的白屋顶。”（沈从文《湘行书简·过柳林岔》）
“山脚下一带树林，一些俨如有意为之布局恰到好处的小小房子，绕河洲树木边一湾溪水，一道长桥，一片烟。”（沈从文《湘西·沅陵的人》）
“贯串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沈从文《边城》）
这些人家、居所、吊脚楼，于翠翠、于水手、于游子，是温馨的家，是停歇的港湾，是永远回望的地方。因它们矗立于河畔，生长在林间，与都市相隔绝，弥散着朴野的气息，一切不普遍化。因此，从都市归来的沈从文先生深切地感受了湘西人的“生活形式生活态度皆有点原人意味了”。
建筑，其核心是人类意志的展现。要感受湘西景观之异质、湘西民众之殊胜，还得先走进这一方屋檐下的人间烟火。
吴刚
浦市古镇的窨子屋，格局宏大，窗花精美，采光通透，风格独特。张谨 摄
湘西的建筑，是有态度的建筑。
凤凰的吊脚楼、乾州的马头墙、浦市的窨子屋——湘西码头城镇的建筑样式，代表了湘西海纳百川的文化心理和包容并蓄的商业姿态。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湘西对外交通的主要通道，是沅水及其支流，包括酉水、峒河（武水）两大水系。
浦市坐落在沅水之滨，曾在以水路为主要交通手段的时代，一度拥有3条商贸街、12座城门、13省会馆、20多座货运码头、45条巷弄和100多座庙宇，数百年间烟花繁盛，名列湘西四大名镇之首，是湘西地区最大的“小南京”。
凤凰和乾州都坐落在峒河的支流之上（万溶江于吉首市张排寨汇入峒河；沱江于吉首市河溪镇汇入峒河），水运通达，旧时代都是县城的格局。吉首也位于峒河岸边，也曾是湘西著名的水陆码头，它以旧中国一座镇的级别，成为新中国的湘西自治州首府，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峒河以及沿着峒河开辟的湘川公路（319国道）带来的交通便利。
王村（芙蓉镇）、保靖、里耶则位于酉水边上，而茶峒（边城镇）位于酉水支流清水江畔，都曾是舟楫发达、樯橹云集的商埠码头。
泸溪浦市古镇，依靠沅水的便利，商业发达，民居大多是徽派建筑形式。张谨 摄
繁荣的商业，使全国各地不同风格的建筑云集于这些城镇，徽派、晋派、京派、苏派、闽派、川派六大建筑派别的风情韵味，在这些码头城镇里交相辉映——这是包容不排外的湘西。
河道商埠之外，湘西民居主要体现为聚居山顶的苗家寨子和散居平地的土家村落，其建筑的形制、布局与风格，既共同异于码头，又相互深刻区别，折射出湘西两大主体民族极其不同的文化心理。
苗族是一个对战争和迁徙非常敏感的民族，尤其是湘西的苗族，作为漫长迁徙史上“断后”的那群人，必须长期保持某种“机动”的半军事状态，并在居住形式上呈现为“聚居”和“高居”两大特色——为便于集中人手合力对抗威胁，迅速统一行动，苗族村寨几乎全部是聚居状态，还常常在寨中设置一些钟鼓楼、议事堂、晒谷坪、碾坊油坊等公共建筑，体现了团队主义精神。为了更早发现敌情，更容易选择或战或撤的方向，苗族村寨又常常选择视野开阔的山顶山背，将房屋隐藏在高崖之上茂林之中，从一般建于低矮河谷处的“官道”上，很难发现寨子的存在，确保寨民对外来军队拥有某种“先手”。
永顺县小溪村的传统土家族吊脚楼，布局科学合理，建筑物的后面是竹林，前方是桃花林，宛如世外桃源。张谨 摄
湘西的土家族民居则完全不同。土家族不聚居，单门独户散落在多耕地的盆地和近水的谷地，户与户之间相距较远，鸡犬不相闻。除了集体祭祀用的“摆手堂”之外，土家族村落中很少有公共建筑，不提供像苗寨那样以村落为单位的“公共服务”，每家每户需要自行解决。这也造成了土家宅院在建筑体量上要比苗族民居普遍宏大，院中除主体居室外，还奢侈地配有专门的畜栏、粮仓、磨房、厕所等附属建筑。究其原因，土家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央政权羁縻政策管理之下，几乎没有外敌，所以不需要像苗族那样抱团取暖、相互支撑，可以放下心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至有一种说法，在中央朝廷的布局中，土家族是以针对不服王化的苗族的“看守者”身份而存在，看守之外，亦有“缓冲”的意思。这种说法充分体现了中原王朝传承数千年的“以夷制夷”统治思想，颇有道理。总而言之，土家族村落的建筑布局，表现出充分的安全感，充满了无忧无惧的民族自信。
在建筑材料和建筑形态上，因受共同地理地貌和自然条件的影响，湘西苗族和土家族又有很多共同点。材质上，均以俯拾皆是的木料和石料为主，均为木石结构建筑；又因为苗族聚居的凤凰、花垣、古丈一带多产石灰质页岩（千层岩），有些苗寨的主要建筑材料就选择了易于开采的青石片作为墙体、栅垣，造成了苗区多“石头寨”“岩头寨”的“重名”现象。结构风格上，无论土家族还是苗族，最常见的是一堂屋两厢房的“品字型”居室，堂屋为正，拜敬祖先，两侧厢房铺设“地楼板”，开有“火坑”，坑上挂腊肉。
锤紧每一根榫头，用硬木做“钉子”。苗族建房不使用一根铁钉。张谨 摄
湘西民居最值得称道的建筑形式，是“吊脚楼”，土家族、苗族皆然。吊脚楼一般分为两层，大都为五柱六挂或五柱八挂的穿斗式木结构。上层宽大，下层依地形变化，占地并不一定呈规则形状。上层制作工艺复杂，做工精细考究，屋顶歇山起翘，有雕花栏杆及门窗。下层由于地表潮湿，常有各种爬行毒物侵入居室，所以不作正式房间，架空的底层既可通风防潮、避暑防寒，又可保证居室生活的安全。
吊脚楼并非湘西独有，也非土家族、苗族独有，整个西南地区潮热不平之地，比如布依族、侗族聚居区，都能见到吊脚楼。吊脚楼属于半干栏式建筑，依山或靠水，因地制宜选择单吊、双吊、双层双吊、四合水等吊式，甚至平地上也可以采取平地起吊式。在湘西，当你来到依山而建的寨子或背河而建的集镇，入眼便是一排排密集的柱子，十分壮观。在我看来，吊脚楼的存在，源于湘西山区平地的稀少，源于贫瘠边地对耕地的珍爱，这是一种农耕民族血脉传承的生存观，是一种以智慧去偕同自然的生存姿态。
苗族传统建筑上梁仪式后，抛撒喜糖。张谨 摄
无论哪一种湘西民居，到今天都是妥妥的拍照视频打卡地，受到来自各地游客的喜爱。在凤凰、浦市、里耶、芙蓉镇等城镇景区，老式的建筑物被改造成民宿、展厅、博物馆；在十八洞、惹巴拉等村落景区，一些土家族民居和苗族民居也被打造成民宿等类似的旅游接待地，大受游客欢迎。
无论哪一种湘西民居，最大的共性是安静。即便在聚居型的苗寨里，也很安静。当地人仿佛悄无声息地忙碌着各自的事情，住在建筑样式别致而内饰舒适的民宿里，不受干扰地享受忘却都市忙碌的安静，陷入一个甜美美的深睡里，也是一种难得的福分。
凤凰县山江镇凉登村，村子的四周是绝壁，保存了传统土墙建筑形式，民风纯朴。村子的周围就是稻田。张谨 摄
湘西的民居建筑之美，不仅在于优美的环境、别致的风情，也在于祥和的氛围，友善的脸孔，在于天人合一的生命态度，在于浓浓如梦里故乡的人间烟火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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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团结报
编辑｜杨世芳
监制｜陈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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