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观点：在美中国留学生被要求“请说英文”，只是种族主义，还是有更深层次的意味？

写在前面的话； 

林愿清 (Linda Lim), 密西根大学罗斯商学院公司战略及国际商务荣休教授。以下文章仅为教授观点，不代表密西根大学立场。 

点击“阅读原文”， 可读刊登于2月1日南华早报的英文原文。 

以下为翻译稿。

• 杜克大学的研究生被告知，在校园里“100%的时间里”应该使用英文。

• 该事件已引起广泛关注，但我们需要审视其背后真正的动因。

杜克大学生物统计系研究生项目主管在邮件中要求中国留学生在教学楼或任何学术场合“100%的时间里”使用英文，该事件已在美国高等教育界、美国华人以及在中国引起广泛谴责。

密西根大学与中国的关系可回溯至19世纪，其近年也来拥有着大量的中国学生与教职工。作为一名密大有着35年教学经验的华裔教授（新加坡人），这起事件的两个方面让我感到震惊。

首先，在美国大学里国际学生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倾向于与同胞用母语交谈。在密大罗斯商学院的走廊和公共区域听到多种语言，是件正常普遍的事情。尽管我们没办法（且不需要）明白对话的内容，但大多数教师和学生都十分享受这种国际化的氛围。毕竟，除了在外语浸入式课程上，美国学生在海外学习之余也是使用英语。

虽然英语是美国课堂使用的语言，即使它并不是教授或学生的母语，任何人在课外的私人谈话中使用的语言都不应该受制度或社会规则的约束。这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大学引以为豪的地方。

因此，我对于中国留学生在课堂外使用母语而引起关注感到诧异，更不用说邮件中的评价了。如果正如他们所说，问题在于中国学生交谈太大声，影响到了公共休息室的其他人，那么就应该提醒他们降低音量，而不是改变他们所说的语言。

第二件令人感到惊讶的事是，有两名教授去找研究生项目主任，要求指认相关学生，以便在实习或研究助理申请时将这些学生排除在外。这非常奇怪。学生的私人语言使用与其英语专业能力无关，当学生申请或要求推荐职位时，教师们能够从他们的课堂讨论或是办公室面试中很轻易的进行评估。该项目主任为何不直接回应这两名教授的抱怨，也是一个问题。

我越想越觉得，这些令人惊讶的行为势必与这起事件背后的相关细节有关。把一切都归结于种族歧视和对中国人的偏见，过于简单。因此，以商学院案例研究的方法，仅凭借公共信息，而未进行额外调查，以下为我对此次事件的猜测。

首先，项目主任劝告留学生们使用英语，因为这将会影响他们在美国找工作的能力。这表明，该硕士项目被部分中国学生视为未来在美国找工作及获得签证的一个渠道。至少，从该院系网站来看，该项目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来自中国。

对于美国的许多专业硕士项目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基于当前美国就业市场的前景，我一直对中国学生针对特定技术专业的学习能力印象深刻。因为我有一个中文名字，每年春季我都会收到来自获得密大录取的学生的邮件，询问是否能够成为我的研究助理，以分担部分学费。

在21世纪初期，当“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旨在改善公司财务披露）还在制定时，许多留学生热衷于会计专业，其次是金融工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留学生对于这些专业的热情逐渐消减。而另外一些长期受国际学生欢迎的硕士项目，比如应用经济学和法律专业，变得越来越“中国化”。

从教育机构的角度来看，这些项目通常是“摇钱树“。除了需要投入教师和管理时间以外，几乎不需要额外的管理费用，尤其是当其他大型课程项目（如工商管理硕士项目或博士项目）可以为此类硕士项目提供相关课程的时候。

从表面上看，这就是杜克大学生物统计系硕士项目的本质。它表明与数据分析相关的就业市场正在蓬勃发展，包括医疗保健行业。对于大学而言，毕业生在美国成功就业对于保持其学位项目的吸引力以及财务活力至关重要。

为此，学生需要具备良好的英语水平，然而这在高度量化的课程中却很难获得。在这些课程中，数学往往比英语更加重要，且可能很少提供口头的案例讨论机会，大多数同学也都是非英语母语使用者。一个项目的学生越是同质化，对于提高英语水平就越是困难。因为，若是小组成员都是来自同一个国家，那么小组的工作也往往会使用小组成员的母语进行讨论。

有时候，来自特定国家的学生在课程或项目中的占比越大，这对其他希望获得多元化课堂体验的潜在学生的吸引力就越小。尤其是对于国际学生而言，他们希望通过在美国的学习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与美国人交流，建立国际化的人际网络，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

因此，杜克大学的这位项目主任可能只是希望通过磨炼留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最大化提升他们在美国找工作的能力，从而维持该项目的成功。她之所以强调中国学生，是因为该项目的所有学生都来自中国，也可能是因为从过去经验来看，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英语语言能力较弱。她之所以建议在“100%的时间里”说英语，可能是因为项目课程并没有为学生提供其他机会来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

该项目主任是一名助理教授（青年教授任项目主任并不常见），这一事实也表明，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经验，或是对于其他教授的抱怨感到压力。这些教授可能级别更高，或是他们在该项目中的承担可选择性的超负荷教学工作。因此，她可能认为自己必须按照这些教授的要求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可能会退出该项目的教学工作，或是不愿意成为毕业生的潜在雇主。

杜克大学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地（且正确地）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不仅反映了学校对种族和民族歧视问题的敏感性，也反映了他们对该项目运行的担忧，尤其不希望让未来的中国申请者以及毕业生潜在雇主对该项目丧失信心。

我们难以衡量那两位不明身份的教授投诉学生的动机，尽管难以令人接受，但并非完全无法解释。作为教授，如果生物统计学硕士生在课堂上，或者是作为研究助理，表现出较弱的语言能力，他们（或者是班上其他学生）可能为因此感到沮丧，从而错误地认为学生们之所以英语语言能力弱，是因为他们没有在“100%的时间里”说英文。

也许是考虑到特朗普政府下技能型H1B以及OPT签证政策的收紧，新闻报道里中国从美国大学和企业窃取机密，这使得中国毕业生的求职过程更加艰难，这些教授认为英语语言能力在其中扮演者更重要的角色。也许他们对该项目因中国学生“挤走”其他国家的学生（包括美国学生）而降低其多元性感到不满。

又或许他们只是被那些随意在校园里停放兰博基尼、玛莎拉蒂的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所激怒；在听到（中国学生）大声用自己的母语交谈，表现的好像自己拥有这片地盘似的，成为最后一个稻草，让他们表现过激。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这其中仍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包含了种族敌意。最近西方世界的政治鸿沟向我们展示，心理学和情感，就如经济学与金融学一样，在复杂的人类互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有的相关人员也需要从此次杜克大学事件中吸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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