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中国，进了这家医院！

9月7日下午2点半，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行到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这是默克尔就任14年以来第12次访华。此次访华，默克尔“打卡”北京、武汉两座城市。北京行以“经贸”为主要议题，而武汉行则主要选择了教育和医疗领域。

武汉众多医疗机构，默克尔为何选择了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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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医院院史馆 

 那些中德医学合作留下的痕迹 

德国教授捐赠的樟木箱、德文原版医学书、学生的德文手记……在同济医院院史馆，你能看到很多中德医学合作留下的痕迹。

1930年，担任同济医院病理研究院负责人的德国教授海涅回国。在中国期间，这口樟木箱一直跟随着他。2010年，海涅教授的家人将箱子赠送给同济医院。

抗战期间，同济医学院的学生使用的都是德文原版医学书，老师都用德文上课。

发黄的草稿纸上，是医学生用德文和拉丁文记录的产科学笔记。

……

从上海搬迁至武汉的同济医院，为何会成为中德医学合作的摇篮？

 她是德国医生 

 在中国创办的第一家医院 

很多经过同济急救中心的病人都会被门口的一尊外国人铜像吸引。他一袭长服，注视着前方。在他身后，是时刻准备奔赴救人一线的救护车。

他就是同济医院创始人埃里希·宝隆，1862年3月出生于德国，在中国行医之前曾是一名海军舰医。

埃里希·宝隆铜像。医院供图

1891年，宝隆随舰来到中国上海。彼时，缺医少药的上海人民深受霍乱、伤寒、疟疾等疾病之苦。看到被病痛折磨的中国人，宝隆决定离开海军重回德国进修医学。

两年后，学成后的宝隆回到上海，已具有较高外科水平的他，成为在中国最早施行手术治疗的医生之一。

1899年，宝隆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的支持，向中国绅商和德国公司、企业募捐到一笔款项，于1900年在上海白克路（现名凤阳路）创办了宝隆医院（今同济医院前身）。

虽然建院之初只有20张病床，但这是德国人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医院，也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家不以传教为目的的医院。

1907年，在中德支持下，宝隆以同济医院为基础创建了上海德文医学堂（今同济医学院前身）。

同济医院最初的病房。

1909年宝隆去世，同济人为了纪念他将医院更名为“宝隆医院”。

宝隆医院时期，先后有36名德国教授在医院和医学院任职，且多是德国医界的知名专家，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医疗管理、技术和设备。1931年出版的《上海医药界之现状》一书是这么评价宝隆医院的：

“德国传统的医学已在中国国土占据了重要位置，可以预期今后德国医学将会因此牢固扎根于中国”。

1912到1937年，经宝隆医院实习毕业的学生达395人。

曾两次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的钱信忠回忆说:“在上海宝隆医院3年多的奋斗，不仅使我的文化知识、医学理论、外文等得到了空前提高，而且医学基础知识、临床经验和技能积累也比较厚实，这是我个人生涯的第一个里程碑。”

宝隆医院还曾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接头”之地。由于宝隆医院属德国人管理，即是在当年白色恐怖下，也无人盘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经常在此传递情报。

方志敏烈士在狱中撰写的《可爱的中国》的手稿就是从这里辗转送到中共中央。

此外，中共中央和新四军的负责人也常在宝隆医院治疗伤病。据准确资料，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以及陈赓和程子华将军都曾由组织安排在宝隆医院治疗。

 搬迁武汉 

 开启中德医疗合作新篇章 

1955年，同济医院朔江而上，整体迁至武汉。 

新院的标志建筑便是现在的老住院部，形似飞机，被称为“飞机楼”，因设计理念的先进性被誉为“东亚第一楼”。 

“飞机楼”由我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冯纪忠院士设计。时任院长林竟成拿出自己早年保存的从美国、德国收集来的多家医院设计图供冯纪忠参考，还亲自带队考察了北京、上海、大连等地数十家医院建筑。最终，参照德国的一份图案，冯纪忠设计出四翼飞机形体的住院楼。

每翼均为病房，计16个病区。机身的中央部分均安排为临床服务的诊断、治疗科室，既保持与病区之间联系方便，便于接送病人，又减少不必要的穿越带来交叉感染。 

直到现在，德国医疗建筑的设计理念仍深深影响着同济。

2012年启用的外科大楼和今年启用的新内科大楼均由德国人设计，整个大楼采用传感技术自动监测电力、通风、给排水、医用氧气、负压气体等系统，适时调控，确保大楼环境舒适、高效节能。

2012年启用的外科大楼。医院供图

今年启用的新内科大楼。医院供图

 裘法祖和武忠弼 

 留德归来的“同济双璧” 

德国医学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在于德国专家“走进来”，还在于中国医学生“走出去”。

同济医院已故眼科大夫陈任教授于1927年赴德国留学，先后在德国四所大学学习6年，获马尔堡大学医学博士，是同济医院目前能追溯到的与德国医科最早的交流之一。

在同济早批留德的学生中，最耀眼的是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院士和病理学家、德国自然科学院院士武忠弼。鉴于他们促进中德交往的杰出贡献，1985年，两人同时荣获德国政府颁发的大十字勋章，并称“同济双璧”。

武忠弼虽然从未在德国长期生活，但他的德语说得像母语一样。他出访德国50余次，在外交场合妙语连珠，德文典故和成语信手拈来。许多德国友人评价武忠弼首先是一位语言大师，然后才是病理学专家。

2002年武忠弼荣获德国总统颁发的星级大十字勋章，是唯一同时获此两项殊荣的中国人。

裘法祖则是第一位在德国医院担任外科主任的中国人。

1936年，裘法祖赴德国慕尼黑大学留学。德国医学考试以严谨著称，一个月内要考完14门专业课，每门考试最少半天，四人一组，全是口试，能考及格都很难了。

但是，裘法祖求学期间打下坚实基础，尤其是解剖学，哪里有神经他都门清，考试时他对答如流。主考官说：“我只能给你100分，因为100分以上没有分数了。”

1939年，裘法祖以最高分获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行医七年。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宝隆医院曾保护过中国地下党，裘法祖在慕尼黑行医期间，也保护过德国医生。

1943年，德国在二战中节节败退，慕尼黑的上空时常有美军飞机轰炸。裘法祖便在所在医院建了地下手术室，钢筋水泥厚达2米，将手术室围得严严实实。他还从德军枪口下救下了30名犹太人。

1946年，裘法祖回国，带回了一整套德国原产手术器械，每一把器械他都用心编号并翻译成中文一一对应。

收藏在同济院史馆的这个手术箱崭新如初，半个多世纪过去，所有的器械连一个锈斑都没有。

不仅如此，裘法祖还带回了“专科”概念。

解放初期，我国的外科仅限于做阑尾炎等一些小手术，而在德国就担任了外科主任的裘法祖从头到脚都能开刀。他还率先提出把大外科分为普通外科、骨科、胸心外科，奠定了今天医学里的专科概念。

同济医院汉口院区全景。 医院供图

 打通医疗机构 

 国际交流的“任督二脉” 

- 1955年

搬迁至武汉后，同济医院开启了与德国交流的新篇章。

- 1984年

裘法祖院士与德国医学专家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德医学协会和德中医学协会。34年来，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中国一次，德国一次，交替举办，办事机构就设在同济医院。

- 2011年

同济医院与德国汉诺威医学院共同成立“中德临床药物试验中心”；同年还成立了“同济医院中德灾难医学研究所”，所长由中德专家共同担任。

- 2016年6月

在中德两国卫生部长李斌女士和赫尔曼·格罗厄先生的共同见证下，中德医学协会、德中医学协会和同济医院三方正式签订了关于建设武汉中德友好医院的合作协议。

- 2018年10月31日

在中德两国卫生部高层的支持以及中德医学协会、德中医学协会、同济医院三方共同推动下，中国首个中德友好医院正式挂牌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光谷院区。34名来自德国驻华大使馆、德中医学协会的官员、专家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德国驻华大使葛策参观同济医院文化墙。

中德在医疗领域的友好交流，为武汉医疗的长足发展注入强劲创新动力。“敢为医先，追求卓越”——武汉医疗机构进行国际交流的任督二脉自此打通。

武汉协和医院上世纪80年代到2005年的20多年，公派60余名青年医师赴德留学深造，人均一中年左右。

1993年，德国的一台妇科手术，影响了协和医院王国斌教授的一生，也开启了武汉微创手术时代。一名患有子宫肌瘤的德国妇女，躺在手术台上，德国外科医生马上要为她清除子宫肌瘤。

“通过腹腔镜，子宫肌瘤被一颗一颗拿出来。”王国斌教授回忆，这是他在国外看到的最早的一台微创手术。与传统的开刀手术全然不同，外科医生只需在腹部打几个“钥匙孔”，通过腹腔镜就轻而易举将子宫肌瘤取出。“不仅创伤小，还保留了子宫。”当时，王国斌教授便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微创技术引入国内，造福更多的病人。

2011年中国武汉第三届国际微创外科学术研讨会，武汉协和医院相关科室专家与国外同行进行微创外科手术临床交流。

1995年，王国斌教授率先在湖北组建腹腔镜微创外科学会，培养微创医生，苦练微创医术。

历经20多年的发展，如今，微创手术已扩展到外科学各个领域，甚至包括内科。

协和医院与德国的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交流可以追溯近30余年的历史，2017年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共建的“感染与免疫国际联合实验室”揭牌。德国的Prof. Roggendorf 2016年获得湖北省国际合作最高奖项——“编钟奖”。2016年6月，杨东亮教授应邀访问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医学院参加两校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并获该院颁发“国际合作奖。”

协和医院牵头TRR60中德首个科技部合作项目，对感染领域重大疾病进行研究协和医院胰腺外科与海德堡大学开展合作研究，2019年5月“中德胰腺癌个体化治疗实验室”成功签约并揭牌，以推动双方胰腺病治疗研究的发展。

其他医院的国际交流合作也日趋频繁。

武大人民医院先后与美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及港澳台等地区医学院或医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中南医院则先后与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国洛林大学、日本福岛医科大学、芬兰瓦萨科技大学、意大利都灵卫生局、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医学院等建立了国际合作关系，互派专家、学者进行访问、讲学。来自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医学专家纷纷加盟中南医院，或成为医院的特聘专家、访问学者。

9月1日，汪道文教授受邀在巴黎开展的欧洲心脏病学大会上作学术报告。

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烧伤中心及Shriners儿童烧伤医院就“烧伤康复治疗”开展长期国际合作。

在与欧美等国家的深度医学交流合作中，曾经需要“外援”输血的武汉医疗，不仅技术已比肩欧美，医疗服务接轨国，科研和手术创新成果正源源不断走出国门。

• 陈孝平院士代表中国医生先后参加制定或修订国际肝胆疾病诊疗指南和专家共识6项
  

• 马丁院士团队的宫颈癌创新治疗方案
  

• 同济心内科主任汪道文教授团队的“暴发性心肌炎救治共识”
  

• 血液科周剑峰教授团队的CAR-T细胞免疫疗法
  

……

一个又一个“中国方案”在国际舞台唱响。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武汉的医疗资源辐射半径将从中部地区、国内开始扩展到全球。

由此可见，在武汉医疗的国际化进程中，由同济医院带来的中德交流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极。

默克尔总理此次到访武汉，又将给武汉医疗机构带来哪些惊喜，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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