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至道学宫：警惕打着传统反传统、打着历史反历史的文化投机客

至道学宫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自居，但是其作者“白云先生”却实质上是反中国传统文化的，反中国历史的，可谓是打着传统反传统，打着历史反历史，打着文化反文化。

依托传统复兴的大势，凭借迎合受众的低俗手法，至道学宫迷惑了大批受众，流量巨大，为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面貌带来很大干扰，此种行为实为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复兴的绊脚石。

概而言之，“白云先生”是一位文化复兴、传统复兴的大潮中的投机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是浅薄的、错误的，而且，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而是靠宣扬传统文化可以挣钱。他是真正把文化当成产业来做，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产业，而非文化，是流量，而非内容。

最近几年来，像白云先生一样的文化投机客、伪文化者还有很多，披着传统文化的外衣，身必穿唐装，言必称经典，但是实则对中国文化仅知皮毛、指鹿为马。譬如几年前颇为流行的儿童读经，捣鼓此事的是一位台湾人，叫王财贵。还有大陆的“百家讲坛”派，以易中天文代表。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醒诸位注意一个基本事实，现在走在文化复兴大潮最前端的，鼓噪最响的，流量最大的，往往是那些文化投机客，文化小丑，甚至文化骗子。

文化复兴、传统复兴必然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思想革命、学术革命，其革命对象应该有两大集团。第一集团当然是那些坚决主张“脱中入西”、崇洋媚外，以中国文化为落后，以西方文化为先进的人。第二集团就是那些打着传统反传统，打着中国文化反中国文化的文化投机客，文化骗子。

我甚至认为，较之第一集团，第二集团对文化复兴的破坏性更大，是文化复兴的头号敌人，是文化复兴革命的首要革命对象。

为什么说这位白云先生打着传统反传统，打着历史反历史，主要原因是，他声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道家，而不在儒家。但是，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中国历史，就可以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儒家，甚至可以概括地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中国历史就是儒家式历史。

中国传统学术是经学，而经学的核心则是五经，五经是什么？是三代以及三代之前的历史记录，这就是清朝大儒章学诚所说的“六经皆史”。《诗》、《书》、《礼》、《春秋》是三代，包括春秋的历史，《易》的历史跨度则覆盖三代之前的三皇五帝，因为易经起源于“伏羲画卦”的伏羲时代，而且最开始其纪录符号只有卦象，而没有文字。

这意味着春秋之前，中国的历史就是五经式的，礼乐式的，也是义理式的、道义式的、心性式的。春秋之后，发生了“礼崩乐坏”，三代的五经式社会崩溃，也是礼乐制度的崩溃，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整理五经，并提炼其基本精神，形成儒家学说，并以此开班授徒，希望以学术的方式、做学问的方式，后来发展成为读书的方式，来坚守和传承中国固有文化。

这样以孔子为界，中国的历史分为两截，孔子之间，中国并无独立的学术，社会存在方式本身就是五经式的、儒家式的。孔子之后，儒家式的社会形态崩溃，独立的儒家学术出现。春秋期间所出现的文化崩溃、历史中断，持续了很长时间，经战国，至暴秦和秦末农民大起义，最终至西汉的建立，才真正结束。

一旦中国历史结束混乱，恢复常态化，直接继承三代历史的儒学就自然被尊为正统学说，这就是由董仲舒所倡，由汉武帝所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和回归。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继承者，“独尊儒术”，实为独尊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

也正因为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所以凭借法家专制而成暴发户的秦国，在统一中国后，搞了一个“焚书坑儒”。“焚书坑儒”的实质，是企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赶尽杀绝、斩草除根，也是自春秋以来的礼崩乐坏达到最顶峰。

事实上，深入研究可知，中国历史在春秋时期发生“礼崩乐坏”，出现礼乐制度崩溃、历史大断裂的真正根源，就在新兴的法家文化的冲击。这种突然出现的新文化，主张用非人格化的、统一标准的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石，而支撑法律的则是国君的意志和暴力。同时，国君统治的基本出发点又是谋求利益，通过暴力征服最大化扩充地盘，进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管理，以最大化利益。

这种法家式的征服和统治模式，最早出现在亚述帝国，其时间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正值中国春秋初期，并在继之而起的波斯帝国达到成熟。综合这种资料看，很可能在亚述帝国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其文化渐次影响了中亚游牧，最终跨越中亚草原，而进入中国。这个过程就是当时的北方游牧不断入侵中国的过程。

即法家思想是通过北方游牧而传入中国，就像1000年之后，佛教也是通过北方游牧传入中国一样，因此佛教最开始叫胡教。

这样，关于中国历史为何在春秋时期出现大崩溃、大断裂，就有了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因为遭遇当时西方文化的冲击，即遭遇亚述、波斯文化的冲击。

这样以来，所谓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事实上是中国固有文化、固有社会遭遇外来文化冲击后，所形成的大断裂和大混乱的局面，绝非好事，而是坏事。因此，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

而所谓的诸子百家，实则仅有两家。一家就是努力继承和复兴中国固有文化的儒家，另一家则是被外来的蛮夷文化洗脑的杂家，杂家也都是异端。所谓的法家、墨家、道家、阴阳家、农家统统都是杂家、异端。

所以，“诸子百家”之间的总体格局是，坚守中国固有文化的儒家与代表西方文化，或者被西方文化洗脑的杂家之间的对抗，主要是儒家和法家的对抗。

因此，诸子百家中，最早的一家就是法家，就是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的管仲。由于法家是经由北方游牧蛮夷传入中国，作为春秋首霸，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抗击蛮夷，“尊王攘夷”。在这个过程中，也首先接触了法家文化。

事实上，霸道就是基于法家专制的，于中国固有的王道有本质区别。也就是说，春秋五霸所奉行的霸道文化，就是受经由北方蛮夷所传入的法家文化影响所致，与中国固有的王道文化相背离。后来形成了“王霸之辩”。事实上，王霸之辩也是中西文化冲突。

最初，法家文化并非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而存在，而是实践的，体现在具体的社会统治行为中。管子是法家，但是他是一位实践者，是一国之宰相。目前看到的《管子》一书，显然是后人伪托之作。事实上，作为学术思想的法家，直至韩非才真正出现。

儒家之外的所有各家，都含有原本中国文化所无的某种崭新因素，这些因素，像法家一样，也都是外传的。譬如道家之道，阴阳家之阴阳，这两者都是古希腊和古印度哲学中的哲学本体，道是唯心之本体，阴阳是唯物之本体。所谓的哲学本体，源自宗教的神，实则与神无异：创生和支撑世界，是世界的后台老板。

道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出现的也非常晚，应该与学术形态的法家同期，即在战国晚期。

孟子为捍卫中国固有文化，将儒家之外的所有各家都看成异端，进行辩驳，并被当时的人们扣上“好辩”的帽子。

他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在孟子看来，所谓的百家争鸣，“圣王不作，处士横议”的结果，“圣王不作”就是孔子说的“礼崩乐坏”，三代社会和文化的崩溃，“处士横议”就是众多反中国传统文化的异端奇说大行其道。

值得注意的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意味着在孟子时代，道家尚不存在。后来朱熹说，孟子批驳杨朱就是批驳道家，并不准确。道家的确与杨朱相同的地方，譬如主张绝对的因循和绝对的无政府，即“无君”。但是道家与杨朱又有本质不同，道家有一个神学式的虚构的道的概念，但是杨朱并没有。

因此，道家的最终形成，事实上是两种思想混合的结果，一种是杨朱式无政府主义、因循主义，另一种则是神学式的道的概念。道家的形成应该与法家在同义时期，战国末期。

因此，后来流行甚广的孔子向老子求师问道的故事一定是道家门徒所杜撰，编造的一个谣言，目的是抬高道家的地位，一如这位白云先生制造谣言来提高自己的流量。

事实上，靠编造谣言来维持流量，已经成为道家的优良传统。魏晋时期，为蹭佛教的流量，道家又编造了一个新谣言，说佛教是因老子到西方化胡所致，并言之凿凿，搞出了一本书，叫《老子化胡经》。

事实上，道家最为风光的就是西汉初的那几年，当时“崇尚黄老”。把道家称为“黄老”，又是在制造谣言，狐假虎威，拉来黄帝来为自家撑腰。

此后，道家便一直为中国的主流学者所不齿、不屑。汉武帝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属于被罢黜的一类。

魏晋时期，在学术上有重返道家的势头，叫魏晋玄学。但是，此时的第一号人物王弼，依然认为“老不及圣”，“老”是老子，“圣”是孔子。原因就在，道家的神学式的道、无的概念。

宋明时期，是继佛教之后，中国文化的又一次大复兴时期，当时主要任何就是排斥“释老”，即排斥佛教和道教。

无论如何，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儒家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轴心和核心，中国文化根本和源头在儒家。

但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受日本的影响，开始全盘否定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其主要表现是，否定儒家，太高在历史上一直被否定的其他各家，尤其是法家和道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有点像秦始皇复活，又搞了一次“焚书坑儒”。陈独秀等人打到孔家店是坑儒，鲁迅说不读线装书是焚书。

也就是说，否定儒家，抬高道家，本来就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否定的结果。而自诩反对新文化运动，要复兴传统的白云先生，却在根本上秉持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实际上是反传统的，也是反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