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深了 | 华为何功?联想何过?
美国掀起了贸易战,随后利用芯片领域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垄断优势打击中兴。在这一大背景下,联想投票门沸沸扬扬了好久。两年前的故事在追求快节奏和新鲜感的公众中创出了近来热点事件刷屏周期的记录,要先给联想点个赞。
笔者作为长于专利策略的咨询师,长久以来关注和比对联想与华为两家公司所秉持的不同经营策略、技术策略、专利策略,并尝试解读这些不同对它们的经营和发展的影响。而此投票门之热力和纷纭众说淡去之日,恰是笔者自忖厘清并加深了认识之时:联想投票门所引发的,大大深于爱国或商业策略之争。
先声明:联想和华为是两家中国顶尖的公司,因为他们在各自卓越的老板的领导下,从尸横遍野的商场搏杀中走过,必有能为人之所不能的本事。这两家公司相互比较总有出入或不同,但与那不计其数的已经或即将横尸的、仍在苟活挣扎的公司,实则无从相比。这两位老板,与那不计其数的包括笔者在内的说长道短、品头论足者,亦是无从法放在一起比的。不过,我们仍可以说长道短、品头论足,要不生活多么无趣?
再强调:要形成一种观点,先要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标准,否则,观点必然乱套。要听懂一种观点,也要了解揣摩提出观点之人的立场和标准,否则,必然听得云里雾里。
在约两年前的5G移动通信技术国际标准争夺战中,联想被指在某些关键投票环节中抛弃了中国华为阵营转而支持美国高通阵营,使中国在移动通信技术的制高点和主导权争夺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有损国家利益。至于联想如此行事的原因,有分析称是为从美国高通优先获得5G芯片,从而使自己的产品在5G竞争中获得先机。接下来,联想被一些人重又扣上卖国、买办的帽子,再次引发了对联想“贸工技”路线的讨论,更将联想与华为相比对。联想方面则集合了一批商界名流来捍卫荣誉。
5G国际标准的角逐过程极度复杂,仿佛有多少人对投票过程做了解读,事情就有多少个版本。但至少可以看出有不少解读者明显站在不利于或有利于联想的立场,对同一事件有着不同的取舍、描述。不过基本可知,在移动通信技术国际标准角逐中,从国家到企业,各种层面和角度合纵联横式的复杂博弈和利益交换非常现实和激烈。
再结合联想一贯行事作风和表现,以及柳老板在5月16日公开信中的“在3GPP组织的5G eMBB方案第一轮(RAN1#86bis)投票的时候,联想集团基于自身前期技术和专利储备,选择了LDPC(注:LDPC是美国高通主导的技术路线。)技术方案”,足以使众人认为前述猜测并不离谱,即使与客观情况有出入,也实在是瓜田李下,怨不得别人。
依中国文化,联想至少因为不能谨言慎行才有这种局面,应当自我检讨;要做到谨言慎行,需要付出实际代价和努力,而不能谨言慎行,迟早要遭受损失。依西方文化,联想“在商言商”地行事完全没有错,错在不能正确理解联想和指摘联想的那些人。当然,这远不是事情的全部。
在经营策略上,联想秉持“贸工技”路线,而华为坚持自主创新,以技术立身。简而言之,短线联想压着华为,长线华为占了上风。
上图展示的是笔者年前所比对的部分数据。如将最新的2017年数据补上,会发现总体趋势并无实质改变。众多其他品头论足者已经进行了充分分析。作为长于专利策略的咨询师,笔者仅重新提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专利的相关性。美国专利的投入与收入增长相关性很高。尤其在2015年到2016年,华为的加速增长将中兴和联想甩得更远,华为的净利润率大大高于中兴和联想。华为长期在走依靠自主研发的技术路线,并配置知识产权强保护。华为成功背后的决定因素必然很复杂,但这两个因素所起的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联想所收购的摩托罗拉专利并未计入。一方面,据称摩托罗拉很多核心专利此前已经对外做过广泛的许可,所以价值已经有了很大的使用折损;另一方面,联想如果不具备足够技术积淀,则无法驾驭、吸收和发展摩托罗拉的技术,也就是不能真正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另一方面是研发投入的相关性。通信及相关领域的科技公司,从国际到国内,若要保持技术进步,及格线是将15%的营收投入到研发,微软、三星、英特尔到华为莫不如此。联想与他们不同,不超过5%。研发投入同样不超过5%的还有例如,苹果和小米。而无论联想、小米还是苹果,都向自己身上贴技术公司的标签。当有人往自己身上贴标签,郑重其事,甚至赌咒发誓表白自己是怎样怎样、如何如何,实际呢?中国人都懂。高通或诺基亚告别人专利侵权亮出来的是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而苹果最拿得出手的专利是外观和滑动解锁操作。所以前者技术见长,后者实是创意见长。联想在技术上无法与华为比,明显也不是苹果那种玩创意的路数,实际上是贸易为主的公司。
另外,华为是中国制造2025科技兴国战略的中流砥柱,联想则全然不同。为此,华为收获了很多赞誉,联想受到了很多质疑。另外,很多人还要提“美帝良心想”的事迹,称联想为买办。当然,这远不是事情的全部。
我们这些说长道短之人应当如何讲联想与华为的是非功过呢?本来不应当讲,如果非要讲,则要先明确立场,否则会乱套。笔者试从以下三个不同立场来品头论足:“在商言商”,社会,和个人。
在商言商论
“在商言商”是商人常讲的话,柳老板也这么讲。这是天经地义的本分正事。商场博弈非常现实、残酷,如果不讲挣钱,你是干嘛来的呢?如何能生存呢?前途和发展就更不用提了。“在商言商”地做生意、挣钱,不讲政治,不讲理想,不讲信仰,不讲道德。如果挣不了钱,生存不了,还张口闭口仁义道德,这无异于耍流氓。讲得有些过头了,其实不是完全不讲,为赚钱服务的政治、理想、信仰和道德必须要讲,这才是真正高明的“在商言商”。
就“在商言商”而言,联想绝对比华为高明得多。有人马上反驳:刚才你还亮出数据讲华为的年收入和利润率都已经大大高过联想,华为在为商方面不是比联想还要高明吗?
其实这里面有个小小的门道。猪八戒和孙悟空哪个更高明?凡是认为华为或是孙悟空更高明的人,如果没有忘记我们目前“在商言商”的立场,就是忽视了成本和风险因素。讲挣钱,不讲其他,柳老板的选择当然要高明过任老板。
柳老板选择了挣钱快、难度小、风险低的道路。联想成长到今天,如果是千里挑一的公司(从死掉一千家公司的尸体堆中爬出来),则华为至少是百万里挑一。因为华为走到今天,他为了克服更大的困难付出的代价和努力,他失败的机率,每项至少比联想高一个数量级。将这些基本商业因素考虑在内,自然是柳老板的投入产出比更好,买卖更划算。不要忘记“在商言商”。
任老板带领华为走到今天,言商之外,还有强烈的科技兴国的报国情怀。在此,笔者特别提醒大家勿绝对化地看问题。言商和报国有矛盾也有统一,无论对联想还是华为,言商和报国在他们身上都同时存在。
华为并非只报国不言商,不言商他不会有竞争力和生命力,活不到今天。联想并非只言商不报国,最起码联想要向国家交税,也为中国创造了很多财富,解决了很多就业,这也都是联想之功。更积极的方面是利用报国情怀获得更大商业利益,也就是前面所提的:为赚钱服务的政治、理想、信仰和道德还必须讲,这才是真正高明的“在商言商”。所以,联想和华为都既言商又报国,区别在于,在他们身上,言商和报国的主次关系和表现形式绝然不同,难以一概而论。
还应提示,看似绝然矛盾的东西也可以统一。比如一个公司或是一个人可以既卖国又报国。
比如当年,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在法庭上为汪的投日行径进行辩护:“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汪及其夫人都有“能为人所之不能”的本事。
此例仅为说明,一个公司或是一个人,可以即卖国又报国,只是主次关系和表现形式可能绝然不同,难以一概而论,这就是太极当中所包含的阴阳变化。谨提示大家勿以非黑即白的绝对化二分法看问题,应当遵循曾仕强教授的曾氏三分法,灵活看待问题。有关曾氏三分法,请参考:脑筋转太快的中国人,你该怎么管 与曾仕强:与其感慨人情世故,不如学会这四个字!让你处处风生水起
总之,我们现在只言商,暂不言政治、理想、信仰、道德或者报国,以此而论,联想当然强过华为。
社会论
西方文化本源上是重商文化,“在商言商”合于西方重商文化的主流思想,其以财富为终极追求,崇尚自由市场上公平竞争的法则,也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简单说,“在商言商”就是奉行市场经济,体现着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当然地为信奉市场经济的人或社会所接受。如此,联想当然强过华为。我们现在仍然只言商,暂不言政治、理想、信仰、道德或者报国。
但是,我们并不是全盘信奉市场经济、只认赚钱的社会。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哪个也都不是全盘、绝对化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与之相对或相反的经济形态,也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也就是太极当中不断变化的一对阴阳。易经早告诉我们,阴无纯阴,阳无纯阳,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就是这个道理。应当遵循曾仁强教授的曾氏三分法灵活看待这一问题,勿以非黑即白的绝对化二分法看问题。
言归正传,我们到底该如何说长道短?传统中国社会的认识是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当今的中国正在回归传统。当然,何为农,何为商,需要与时俱进地理解。笔者谨提供一个抛砖引玉的想法:农,应当扩大到实体产业的整个范围,甚至可以适度扩展到为实体产业直接提供实质支持的部分;商,从事虚拟经济,搞贸易,玩金融深化和杠杆,等等。同样,对农和商也要对立统一地看,不可绝对化。
如此,柳老板和联想属商,任老板和华为属农。再举两个例子:姚老板属商,董大姐属农;孙宏斌偏商,王石偏农。按理说,房地产已经玩成金融深化的道具了,属性上已经很靠虚拟经济了,但相对而言,王老板比孙老板的路子更实。都是相对而言,勿绝对化。
当今我们抑泡沫、去杠杆、回归实体经济,其实就是回归重农抑商,以农为本。这么做的道理何在呢?传统认识是,一个朝廷经营一个国家的时候,首先要解决老百姓有饭吃的问题。行商无非是便利流通、活跃市场,无论如何变不出粮食。更主要的是,为什么要抑商?如果无关紧要,不去理它也就是了。原因是:行商者以贪婪逐利为目的,不严加管制,一方面,必然出现聚敛搜刮财富而夺民之利;一方面,如若天下人大多去农从商而逐利,哪来人去种出足够的粮食供给天下?
在“在商言商”式的市场经济当中,商人依赖不受干预的自由竞争环境不受束缚地大展手段来达成赚钱这一终极目标。2014年,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出了一本《21世纪资本论》。这部书指出了在以追逐财富为核心的自由商业环境下必然形成的局面:因为资本回报率大大高于劳动回报率,将使资本和财富趋于集中而加剧贫富分化,同时让经济脱实向虚。“资本是平等和开放的敌人”,自由市场并不是通往自由平等之路。
还不仅只如此。对比联想与华为,我们还可以看到,走“在商言商”之路,一定范围之内发发财、搞活一下经济是有戏的,而要寄希望以之打造出支撑民族复兴大业的中流砥柱恐怕不靠谱。这根神经首先被美国搞起来的301调查和旨在打击中国制造2025科技兴国战略的贸易战所牵动,中兴制裁事件暴露出来的核心技术短板无疑又起了补刀的作用。联想投票门事件至少是在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在这么一个倒霉的时间点上,就由不得联想投票门不创出刷屏周期记录了。
作为顶尖的商人,柳老板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拉出了一干商人精英一起,是为联想站台,更是为“在商言商”站台。来站台的商界精英中,最值得一提的怕是“在商言商”的卓越新秀,乐视贾老板。需特别提示大家,勿以成败论英雄,这样容易贬低了贾老板“在商言商”的高超手段,尤其勿以乐视或造汽车的成败来论贾老板的成败,完全是两回事。乐视或造汽车是贾老板“在商言商”的道具。
笔者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位另人唏嘘的人物:茅侃侃。茅侃侃有很多欠缺,尤其在对债务的处理手段和态度上,实在与贾老板没有办法比。另外,柳老板和贾老板都是“在商言商”的卓越高手,农民们没有办法和他们比,而这两位亦是两种不同的路数。
我们应当看到,“在商言商”讲的是商人以赚钱为目标,商人赚钱与社会总体利益,或者社会大义,有相合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合。很多国家核心利益需要大量财力和商人的贡献来支持,但更需要依赖不以赚钱为念的有其他信仰的人来承担,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这当中有华为之功。
依照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重农抑商,对商人从政也加以限制。国是服务于国民的,为民谋利而不与民争利。一个人若以赚钱为念,尽管去当商人,不可以把国政交到这种人手里,不可以使国政成为谋财私器;一个人,不念个人私利,以天下为已任,以黎民苍生为念,也就是要化成天下,有文化追求,方可称为士,才应出仕从政为官。所以,出仕比从商具有更高的境界,包含着对文化的追求。此便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官本位、重农抑商。
中国人以为,商人,在政治的严格管制之下,便利一下流通,活跃一下经济就好了,不可任其坐大。否则,必然出现盘剥百姓、土地兼并、贫富悬殊、矛盾激化等诸多恶果。
中国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当前以抑泡沫、去杠杆、回归实体经济为阶段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官本位、重农抑商”的传统智慧确有相合之处。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导,在适当范围内允许自由经济“在商言商”,迅速搞活发展了经济,同时保证大局稳定,方向正确。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经济稳定腾飞的成就就是依靠这种制度优势取得的。
总之,站在社会的角度,或者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的角度,施政应当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即,商人应在适当范围之内活跃经济,这是我们需要并应加以爱护的;同时,更应当支持、爱护、保护好农民,他们是打粮食的根本,不能让商人肥了而农民亏了。
个人论
在个人立场上讨论,对每个人最具实际意义。
每个人都有求财的情怀,也都有家国天下的情怀,人和人之间的不同,在于这些情怀的份量配比以及表现形式各有不同。每个人德与才的状况也不同,这些直接关联着愿不愿为和能不能为。另外,各人机遇不同。所以,有人从商,有人务农,有人出仕,在各个路径上呈现出各种成功与不成功的发展。
话说回来,其实我们不应当对他人说长道短,品头论足。何苦搞道德绑架呢?论才,我们这些说长道短、品头论足者是万万比不过几位大老板的;论德,对值得敬仰的,要好好敬仰,尽量学习,此外,至多五十步笑百步,还指不定谁五十,谁一百。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论语 阳货十七
从圣人的话中我们应当体会到仁恕之道中的容人之量。从商、务农、出仕,不同人的不同路径而已,在商言商,务农言农,出仕言仕,如果能各尽其道而不互相攻讦,应当就能达到圣人所期望的“和而不同”了。
华为联想各自的功过就不必再评说了吧?大家各自努力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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