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经》向今天的我们昭示了什么？

从《墨经》中我们分明看出，墨家学子不带任何偏见地讨论了当时中国社会几乎一切领域里存在的“大问题”。他们用自己纯正的心灵为尺度，把宇宙当作他们思考的大舞台。他们的思想真正代表了当时中国的希望。《墨经》中的知识在今天看来显然已经陈旧，毕竟时代已前进了2000多年。我们所看到的，虽然是一种没有被传承的历史信息，但却给我们带来了无比深刻的启示。

墨家重理性、重逻辑、重实践。他们在认识论、逻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绝不在古希腊人之下。这一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墨经》之成就，比荀子《正名篇》为高”（冯友兰语）。“墨家辩学之成就，终在各家之上，非儒、道、名、法诸家所能望者”（方授楚语）。“墨辩理论，较之荀子正名之说，尚有过之。即与同时之西方思想水准相比较，亦不落后。此亦可见中国后世思辨之不发达，乃由人为之决定，非关民族之才能也”（劳思光语）。

逻辑虽是“哲学思维”的“副产品”，但它却是哲学思维的精华。在一定意义上说，逻辑学作为一种思维法则，就是哲学思维活动的最高成果。一种逻辑一旦成为一个民族标准化的思维范式，那么，这个民族其他的一切思维都必须从它之中产生，最后又必然复归于它。

战国时代，无论是惠施、公孙龙，还是庄子、墨家后学的思想家们，学术讨论中的思辨气氛已经十分浓厚。这一时期，中国之所以能够产生出一大批高度重视思维规则的思想家，并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当时的诸子百家，在思维活动中，不仅需要认识事物本身，而且需要对认识事物的过程制定思维的规则、标准，通过这些规则、标准来界定思维活动所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他们不仅提出各种问题，而且通过论战不断地丰富、完善各自的学说。在不同派别的论战中，思想家们学会了运用逻辑学的方法攻击别的学派，从而把思维的法则问题上升到一个从未有过的新高度。新的逻辑命题不断出现，人们不得不从逻辑学的角度上不断地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一批逻辑学理论的出现，特别是《墨经》中的逻辑学成果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人的思维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上。

《墨经》中的逻辑学，代表着中国古代研究逻辑及知识问题的主要成绩。这种成绩的取得，也有外来因素，即名家、道家多施诡辩，他们提出了一些基本的逻辑学问题，墨者不得不与他们相争，被迫投入他们设定的思辨战场。在辩论中深入地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逻辑学的研究成果。

作为一个学派，墨家子弟心无旁鹜地致力于一切真正的学问，对他们的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精确地进行分析、解答，并且得出了相对正确的结论，特别是他们能够从逻辑上找出各类诡辩者的错误之处，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对辩者的错误进行批判。《墨经》中对逻辑概念深刻、精致、严密的具体化分析，反映出墨家学子发散式的思维方式，由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所得出的结论，显然是理性的、科学的。从这一点上完全可以看出，墨家学派的实力明显强于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其他学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说，墨家子弟才是那个时代真正的文化精英，他们的思想代表了“时代精神的精华”。

《墨经》中所包含的逻辑学理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完整的。什么三段论、因果律等等，虽然并不规范，但在古代的思维水平下，独立创造出如此丰富的逻辑学理论体系，实属不易。逻辑学是人类理性活动的成果，它所形成的规则、标准也是科学地认识世界的各类活动的起点。因而，理性认识、逻辑学命题与科学活动似乎是三个不能彼此分开的兄弟。《墨经》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基本原理。

《墨经》中所反映的思维活动已经冲破了哲学、宗教与政治的三位一体结构的魔箱，或者说是正处于冲破哲学、宗教与政治三位一体结构魔箱的黎明时分，科学、理性主义的曙光已经照耀着他们前进的道路。

在王权/皇权专制主义社会的漫漫长夜里，它本可以像灯塔一样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然而，令人扼腕长叹的是，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场对他们来说显然是灭顶之灾的黑色阴谋正在朝他们袭来，那就是皇权专制主义文化主导下的文化大一统……

他们创造了无比辉煌的伟大成就，但他们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不具有理论上的革命性，不能对贵族文化给予沉重的一击，因而不能发扬光大自己的研究成果，不能有意识地将墨家文化上升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形式，不能将思维模式中所体现的制度文明上升为整个国家的制度文明，最终难以摆脱受到皇权专制主义文化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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