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平等思想为何是治疗传统中国社会病的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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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中国人为何世代向往“桃花源”式的理想国？“失去的才是美好的”。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也许只能遭受“束之高阁”的的命运，然而，那时所提出的问题是否仍是治疗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剂良药？

墨子的平等思想来源于社会下层，实际上是对儒家主张的基本价值观的挑战和突破。“兼爱”、“非攻”与平等是墨子学说的核心内容。墨子兼爱论所体现的根本精神在于平等。墨子以兼爱思想向主流社会的等级制度发出了挑战，这是墨子学说难以推行的根本原因。墨子式的“兼爱”、平等思想所体现的既是一个历史上的中国难题，也是一个现实中的中国难题。破解当下中国社会遇到的难题，当务之急是如何摒弃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元素，并将它们之中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良性元素挖掘出来。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逐步打破不平等观念的过程，就是中国人走出儒家文化怪圈的过程。因此，实现全民平等是破解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首要前提，而民主、法治、公正则是实现全民平等的主要方式。

一、墨子平等思想的历史背景

在远古部落社会里，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但是到了私有制社会里，这种平等的社会关系逐渐被打破。西周以来，中国进入了“礼乐”文明时代。不平等起源于私有制，而“礼”具体明确了私有制在中国社会的存在方式。“礼”所体现的主要是不平等的人际社会关系，而不是平等的人际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平等与不平等皆可以通过“礼”表现出来。“礼”无处不在，得与失皆在“礼”中。“礼”的存在，直接为中国社会预设了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政治现实，让人无法逾越。这一切都是为了明确不同层次的利益占有关系。“礼”既是实体的，又是虚拟的，因而它比单纯的私有制所造成的不平等现实更可怕——人们不可能通过单纯地改变财富的多寡来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礼的等差性是王权政治所需要的，而无等差的礼则是特权贵族政治集团所排斥的。“礼”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存在，正是体现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文化符号。

平等是世代中国人的梦想。但“礼”这一不平等文化符号的存在已深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直到今天，中国人的不平等意识时时处处可见，无论是会议、宴请等各种活动上的席位排序等等，人们总是活生生地一定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来。

一切都由不平等制度使然。不平等制度的根源在于宗法制，一部分人可以对另一部分人行使特权，并且以暴力为基础。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产生了道家、墨家等反思宗法制、反对不平等社会关系的学说，而这些思想正代表着不同种类新思想甚至是新文化的诞生。

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内部走向分裂，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手工业和商业不断发展。而在生产力水平上升的同时，贵族政权却在向下转移。在社会变化日趋激烈的时代，逐渐产生了代表平民立场的墨子及其学说。

墨子是历史上的一个神秘人物，大致生在孔子之后，孟子、庄子之前，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在孟子之前已流行于世，影响极大，终与儒学并显天下。墨子的姓名虽不可考，但他长得黑却是公认的。有人认为墨子姓翟名乌，而“墨”与“乌”都与“黑色”有关。墨子之“墨”也许正是其身份的象征。墨子常被人叫做“贱人”、“役夫”、“鄙人”、“小人”。关于墨子的劳动者形象及其事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中多有述及。

“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椅……”（毛泽东《1939年4月21日在抗大生产运动总结大会上的演讲》）。墨子虽然有很深的学问，但却没有脱离生产劳动；墨子虽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平民，但却代表着平民的利益。无论从其学说本身还是从历史记载的关于墨子的日常行为中都能看得很清楚，他是一位完全不同于来自儒家之流的那种以脱离生产劳动为荣的“士”阶层。

墨子曾经师从儒学，从《墨子》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出墨子学说曾经受到了儒学的影响。但墨子的思想很快就发生了转变。“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

墨子对儒家的背离，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革命，即平民文化对于贵族文化的反叛。墨子思想中的这种反叛精神与世界其他民族主流思想的流变趋势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随着贵族文化的衰亡，代之而起的应该是平民文化。但由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王权贵族政治势力过于强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贵族文化的强势。因而，墨子式的反叛，在力量上显得十分单薄。再加上墨子本身并不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他在其学说中竭力推崇古代王道，对古代王权专制主义心存幻想，因而并不能引导广大平民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其学说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墨子的平等思想实际上是对儒家主张的基本价值观的挑战和突破。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虽然非常推崇“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但却又毫不留情地抨击“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

对于墨子的平民立场，《庄子·天下》中作了比较中肯的评价：“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太过，已之大循。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无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柰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不教后世奢侈，不浪费万物，不受礼法眩惑，而且用各种严厉的规矩约束自己，以帮助世人的急需。古时的道术有着重这方面的，墨翟、禽滑厘之流听闻这样的遗风并且热衷于这方面的活动。有些事实践得太过分，有些事节制得太谨慎。他们倡导“非乐”，要求人们“节用”，生前不唱歌，死时不厚葬。墨家主张“泛爱”、“兼利”和“非斗”，他们的学说是非暴力的；而且墨家又好学博览，不随意标新立异，也不与前代帝王苟同，反对古代的礼乐制度。黄帝时有《咸池》，尧时有《大章》，舜时有《大韶》，禹时有《大夏》，汤时有《大濩》，文王时有《辟雍》之乐，武王和周公还作过《武》乐。古代的丧礼，贵贱有严格的仪式，上下有不同的等差，天子的棺椁有七层，诸侯是五层，大夫是三层，士是两层。如今墨家却独自主张生前不唱歌，死时不厚葬，桐木棺材厚三寸而且不用外棺，并把这些作为法度和定规。用这样的主张来教育人，恐怕不是真正的爱护人；用这样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当然不是对自己真正的爱惜。这样的评论并非有意要诋毁墨家的学说。不过该唱歌时却反对唱歌，该哭泣时却反对哭泣，该奏乐时却反对奏乐，这样真的合乎人情吗？他们主张人活在世上要勤劳，死的时候要薄葬，墨家的学说太苛刻了；使人忧虑，使人悲悯，而做起来也难以办到，恐怕不能够算是圣人之道，违反了天下人的心愿，天下之人也就不能忍受。墨子虽然自己能够做得到，又能拿天下人怎么样呢！背离了天下人的心愿，距离天下百姓一心归往的境界也就很远很远了。

上述文字读起来确实是入情入理的分析，从中也让我们看到平民文化被扼杀有一种近乎必然的历史趋势。

从学说的价值本身来说，墨家思想远比儒家、道家思想实用，但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偏偏让墨家文化湮灭了呢？

“墨子的思想今天之所以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主要是由于它反映了春秋时代从长期沉睡中开始觉醒的小生产者的要求和愿望。但是，历史的发展表明小生产者这一阶层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体现者，他们没有条件代替世袭贵族走上政治舞台。墨子和他的学派的命运，也和他所代表的阶级的命运一样，在当时不得不陷入悲剧性的结局。”（《墨子》，任继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75页）文中所谓的“小生产者”，应该泛指劳动者，代表着广大的平民阶层。来自于平民阶层以及受到平民阶层影响的思想家们，他们在学术上的不自觉，以及他们对自己所面临的世袭贵族强大力量的认识不足，他们很难真正成为引领文化革命的主力军。

墨子的思想来源于社会下层，下层的中国人民自然能够做到，做不到的只有王公贵族。没有任何一个王公贵族愿意自觉放弃他们天堂般的生活方式，与他们讲平等与兼爱，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无异于与虎谋皮。也就是说，只要等级制度存在，贵族就不可能和平民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墨子“无差等”的爱就不可能演变为全民意志

世界上其他民族在平民文化与贵族文化的斗争中，往往从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宗教革命开始，再由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宗教革命引起文化革命，最终导致阶级革命，平民文化与贵族文化合而为一，形成统一的全民化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墨子思想如果不能引领一场彻底的生产方式上的变革和宗教意义上的革命，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全民化意志，其思想断无实施于中国社会的可能。

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化来看，中国平民试图引领宗教革命的条件似乎并不存在。没有根本性的文化革命可以动摇贵族文化存在下去的深厚根基，王公贵族如何能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

平民生活之苦，远比墨子所要求做到的更苦。但因此而要王公贵族与代表平民利益的墨子一样“自苦为极”，这只能是平民式不切实际的幻想，真可谓“墨子虽独能任，柰天下何！”

二、墨子平等思想的主要内涵

“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尚贤》）墨子兼爱论所体现的根本精神在于平等。这从儒墨不同的仁义观中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出墨家学说与代表贵族文化的其他学说的本质区别。墨子虽然深刻地批判了儒家学说，但他并不排斥“仁”、“义”，没有提出“非仁”、“非义”说，相反，他批判性改造了儒家学说的仁义理论，即一切都建立在“兼爱”的理论前提下。“兼即仁矣，义矣。”（《墨子·兼爱下》）也就是说，“无差等”的仁义才是真正的仁义。

在一定程度上说，主张爱之“兼”与“别”是墨家学说与儒家学说的本质区别。在墨子看来，“兼爱”之“兼”是去毒剂，只有经过“兼爱”之“兼”的无毒化改造过程，代表贵族利益的儒家文化才能被改造成为广大人民所需要的“健康向上”的文化。

“兼爱”、“非攻”与平等是墨子学说最核心的内容。墨家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相比，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儒家以“亲亲”与“孝悌”为出发点，从家庭亲情之爱由近及远推广开去，因此，儒家的仁爱是有差等的，有亲疏远近之别；而墨家的兼爱却“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爱人之亲若爱其亲”。二是儒家的仁爱从人性、伦常立论，以性善论为基础，而墨家之兼爱则以“利”为基础，“兼相爱”与“交相利”并提。这种以“利”为基础的兼爱观，反映了下层民众在现实生活中要求平等的愿望。兼爱需要从人君做起，劝人君让利于民。

没有平等，何以言爱？

没有了平等，无疑就会失去人性中的爱与美。

相对于平等来说，其他的一切又能算得了什么？墨子的思想中处处体现出一种平民式的对于世界与人生的热爱。墨子提出的爱人若已的利他主义，主张打破血缘关系的宗法本位主义，其理想中的社会无国之别、家之别、身之别。节用、利他、自苦成了人生的目标，每个人都应该做到互助互利互爱。人们仿佛置身于人类的大同世界，每个人都能成为人类社会的平等一员。

在墨子学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了“博爱”思想的影子，平等意识与泛爱论更符合广大人民的意志。儒家学说却攻击墨家学说是一种“无父”论（父与子如何能够平等呢？），皇权大一统之后，墨家学说于是逐渐衰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

作为生活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能够以博爱情怀看待世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定如后世所是的那种样子！

一切都是王权专制主义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利己主义选择的结果！

回望历史，等级制度正是中国社会难以进步的文化根源。等级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核心的基因缺陷，它是由大陆文明、农业文明、宗法文明等文化基因共同凝结而成，是代表权贵意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色。不平等文化几乎弥漫于一切形态的中国文化形式之中，或潜或显，或明或暗，没有人不受到它的致命影响。

中国历史上，似乎只有一个问题在困扰、压抑着世代的中国人，那就是渴望平等的中国人永远也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墨子关于“兼爱”的主张，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在春秋战国时代，墨子所提出的系统性的关于平等思想的学说，无疑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墨子思想的革命性是古代全球性的平民文化对于贵族文化——如佛教对于婆罗门教、基督教对于犹太教的革命性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墨子以兼爱思想向主流社会的等级制度发出了挑战，这是墨子学说难以推行的根本原因。

人们很自然地会说，墨子兼爱论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不具有实用价值，不可能推行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乱世之中。实际上，处于初创阶段的某种学说，思想中的不完备性是很正常的，真正的本质问题在于，它是否具有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流行于世的社会基础，能否代表着时代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儒家学说对于王权专制主义来说，最诱人的地方，正在于其等级制度的“顶层设计”。等级占有的观念是一切不平等制度的根源，它导致整个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各得其所，各取其利。个人、家族、集团利益高于一切，最终陷国家、民族如一盘散沙的局面。

墨子的思想是那么清醒，那么深刻，简直让今天仍然习惯于等级观念的我辈无言以对。从墨子关于两士、两君分别“执别”与“执兼”的差异对比中，分明看出了墨子看待世界的道德尺度，有了平等，才有人间的大爱；有了大爱，人类才能更为普遍地拥有真正道德化的诗意生活，崇尚平等是一种真正的美德。

平等、博爱、民主，确实是中西实体文化上的观念分歧，但并非只有西方人才能产生这种思想。在这一点上说，它与宗教、哲学、政治的“先进性”程度无关。墨子高举“平等”的旗帜，主张以民主（集中制）、泛（兼）爱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在古代人类文明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三、墨子平等思想的现代意义

自1840年以来，中国越来越深刻地融入国际社会。在这170多年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特别是1949年以来，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1978年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并且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加速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然而，日益加深的国际化，也使中国社会越来越易于受到各种国际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积累下来的问题却也日渐增多，如果梳理一下，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已不再是单纯的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而是来自于国际化过程中历史的和现实的系统性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从总的方面看，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输入而来的问题，如唯利是图、个人主义等；二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合理现象，如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国企垄断等；三是2000多年的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不良元素仍然在影响着中国社会，如等级制和家族观念等。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如雾霾一样笼罩在当下中国的上空。这些交织在一起的问题远比它们单独发生的危害性更加严重，不仅危及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也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几乎每个方面的现实生活。

破解当下中国社会遇到的难题，当务之急是如何摒弃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元素，并将它们之中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良性元素挖掘出来。然而，如何才能彻底摒弃这些不良元素呢？

这些不良元素交织起来而形成的“雾霾”，其实质是什么？

这种“雾霾”的形成，其本质是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中不良元素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元素加以放大而形成的，也就是说，没有传统文化的诸多糟粕，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不良元素就不会造成它们在当代中国的巨大危害性。比如，社会毒瘤的一个象征——“官二代”、“富二代”分别是中国社会中权力与财富的不平等占有方式通过传统文化糟粕这个畸形而又普遍存在的平台而形成的。如果任由这一毒瘤继续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就不可能分享到广大人民的头上。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的第一句话，它所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在被压迫的几千年里挥之不去的梦魇。

“敌人”在哪里？

自从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产生以来，人类个体之间就发生了分化。其中，较少的一部分人更多地占有了知识、财富与权力，而绝大多数人民只能更少地拥有知识、财富与权力。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私有制的产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也造就了穷人和富人以及社会的不平等，暴力和强权逐渐统治了人类社会，科学和艺术的进步窒息了人类自然的天性，使人养成虚荣、骄傲、残忍和贪婪的习惯。他追问“国家之所以存在的绝对根据——什么是国家的基础？人们是凭着什么权利役使和兼并、保持秩序、统治和被统治、服从权威的”。“人是生而自由的”。由于文明的进步、私有制的产生，少数人奴役多数人，而为了使这种奴役成为合法的行为，国家的统治机构因而产生，人民因此戴上了枷锁。

造成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正在于物质的短缺以及物质的不均衡分配。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文化陷入不发展或者发展缓慢的状态，由此所导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不平等产生对立面，不平等制度及不平等社会现实的存在导致了系统内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斗争——小至家庭、家族，大到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世界莫不如此。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层、阶级之间的斗争，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严重时会诱发狂风暴雨式的“革命”。然而，在中国加速崛起的进程中，这一切似乎正在成为历史，然而并没有彻底远离。

“敌人”正在远离我们，人民的“敌人”似乎已经消失了。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类前进的历史正是一个“合”——“分”——“合”的历史大循环。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阶级不平等社会正在走向平等参与、平等共享的全民化社会；与此同时，人类也从少数人占有知识、财富、权力向多数人占有知识、财富、权力乃至全民共同分享知识、财富、权力转化。

什么是全民化？

所谓“全民”，从字面的意义上说，指的是“全体人民”。由于几千年历史造成的等级制度以及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酒肉臭的“朱门”与乞讨路上的“冻死骨”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个广泛存在着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压迫人民的国家里，社会分成了明显的不同阶层，人们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以法律、道德等多种方式明确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显然不是一个全民化的社会。

全民化其实不该是一个问题，但在物质短缺以及物质不均衡分配的条件下，人类成员之间的不分等级、不分种族只能是痴人说梦，知识、财富与权力只能为极少数人所拥有。在人类率先发展起来的西方世界，极大丰富的物质、相对过剩的经济逐步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最大限度最大范围地满足了人的最低需求，每个个体都能趋于饱满。如今，代表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中国，在物质上越来越丰富，贫困人口也在大量减少，加之社会保障机制逐步建立健全，虽然乞讨的人仍然存在着，但已不见有谁饿死在路上。

伴随中国崛起的步伐，必然伴生全民力量的崛起。十三亿人口在更大范围、更大空间的共荣共享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大事件。

中国崛起必将推动全民化的进程，全民化的进程必将加速推动中国的崛起。当中国的物质精华与精神精华结合起来，知识、财富与权力实现了更大程度、更广范围的结合与共享，中国崛起才真正实现了全民化，中国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全民化社会的“平等公民”。

没有思想的民族是无法真正站立起来的。正在崛起中的中国人，不能仅仅成为“经济动物”。从来就没有单纯意义上经济，经济从来都是与政治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相结合的。思想的全民化，是全民行动的基础。

个体利益、群体利益最终必然服从全民利益。全民利益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最高利益。

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逐步打破不平等观念的过程，就是中国人走出儒家文化怪圈的过程。

有了平等思想及其制度性的保障措施，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才能得到持久而健康的释放。

“我和你是平等的”，或者说“你和我是平等的”。这似乎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话语，但却能折射出时代变化中的人性之美。如果是地位高的人对地位低的人这样说，显示出的是人性中崇高的一面，地位越高的人，能够以平等思想为人生准则，越能显示出一个人的高尚之处；相反，如果是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这样说，显示出的则是人性中勇敢的一面，其地位越是低下，越是能够显示其勇敢的一面。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邓小平先生作为一代伟人的领袖情怀，他的话语中透着对国家、民族、人民深切的爱，这是真正无私的“大爱”。

什么时候，当那些为中国崛起做出伟大贡献的“农民工”们也能这样深情地对着蓝天、大地、人民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当更多的住在城市屋檐下、行走于脚手架间的“农民工”乃至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会由衷地发出这样的肺腑之言，中国才真正有了希望，因为，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心中，已不再有那些厚积了几千年的阶级式的仇恨……

可悲的是，现实中仍有很多人认为，等级制度具有很深的文化土壤，似乎更符合中国国情，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不同等级决定着人们在社会地位上的高低，这是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天命”。等级制度下的一切都是历来如此，“天经地义”的，人们习惯于把追求不平等的社会生活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在日常生活中顽固地坚守着不平等的生活信条！

这是多么愚昧而又无知----甚至于无耻的人生理想啊！

如此看来，墨子式的“兼爱”、平等思想所体现的既是一个历史上的中国难题，也是一个现实中的中国难题。

在当下的中国， “平等”这一价值观念是何其宝贵！它不仅具有深切的历史意蕴，而且是一个触及到每一个中国人灵魂的现实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实现全民平等是破解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首要前提，而民主、法治、公正则是实现全民平等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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