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世界为何是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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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等问题，引起了不少微友的争论，实际上，平等是个最为底层的概念，但在金属时代到来后的阶级分化过程中，人类社会就失去了平等。然而，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化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平等可以说是构建文明各类基本元素中的母体概念，一切制度性的逻辑范式都要以之为前提。平等体现了社会制度的本质，而不是表现为各种社会现象上的差异性。这在古代人类各民族文明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所以今天特将《基督教的世界为何是平的》这篇文章分享各位微友，以方便大家对比阅读。

通常意义上说，人类文明起源期的宗教总是某个强势族群主导下的宗教，其中私藏着强势族群的特殊利益。正是因为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观，族群之间、族群内部不同阶层之间、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利益总是难以共享的。然而，基督教摆脱了狭隘的族群利益的羁绊，以底层人民的利益为核心，以底层人民的眼光看待世界——底层人民在更少地拥有权力、财富、知识的情况下比任何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更需要团结互助，他们的平等友爱可以维持最低水平的生存需要。由底层人民的共同价值观进而发展成为全民认同的最大公约数，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权力、财富、知识在新的宗教结构——基督教会中的支配性地位。这就如同在没有障碍物的广场上，每个人都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基督的光芒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的世界是平的。

一种文明的扩张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突破包括家族在内的族群集团狭隘性的能力。它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对于旧的社会组织结构的解构功能；二是建立新组织的建构功能。通俗地说，前者起到的是“破坏”的作用；后者起到的是“建设”的作用。

包括家族在内的族群及其他各类集团仿佛是一个个“洞穴”，它们各自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具有与生俱来的自利倾向。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力作用，这些“洞穴”的坚硬外壳是不会自行解体的。而文明的扩张过程首先就是要打破这些“洞穴”独立存在的的坚硬外壳，然后再建立由这些失去外壳保护的无数“洞穴”共同存在的统一“广场”。

一种文明的解构功能的实现如同一个个物体被“溶解”的过程，统一的文明有机体就是无数的物体经过文明的溶剂消溶后形成的同质化的溶液。

兼具解构与建构功能的基督教打破了一切旧有的社会组织结构的狭隘性，同时又重建了以基督信仰为核心的新的组织结构形式。这一解构与建构很像是一个从麦粒到面粉再到面食的加工过程——基督教会将旧有的族群与族群之间、族群内部阶层之间、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固化结构关系一一打破，这就如同将无数各自独立成形的麦粒粉碎、分解、稀释，在此基础上加以搅拌、揉搓，再通过型塑、烹煮等工序最后形成可口的面食。基督教通过对旧有社会结构的解构，尤其是通过教会组织的建立，从而形成新的一体化社会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说，教会的组织机构虽然没有彻底取代族群、家族的组织化结构的功能，但却以信仰的形式极大地弱化甚至瓦解了族群、家族的部分结构性功能。

那么，基督教是如何推开了一个个“洞穴”密闭的大门呢？

每一个“洞穴”都有自我保护的坚硬外壳，暴力通常是摧毁其外壳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中国西周王朝的建立，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之后建立的种姓制度，希腊—罗马帝国的崛起，等等，无一不依靠战争手段来实现。凡以战争、强权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结构，都具有自上而下从顶层设计的特点，它们都不可能建立平等性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总有某个或某些集团性势力在一个社会中居于主要地位，而其他更广大的人民则处于被统治地位。与此相应地，代表统治者阶层的意识形态成为通行的主流文化。“洞穴”的坚硬外壳被打破了，但是，新文明的广场上却并不平坦。在中国式的广场上，矗立着金字塔式的等级制，人若处于金字塔的底层，以其毕生精力奋斗，也难以到达金字塔的塔尖，除非朱元璋式的农民起义领袖方有可能，因为拥有皇权的人永远只能是最后的唯一。在印度式的广场上，矗立着阶层式种姓制，总的阶层有四阶，但阶层之间又有若干次等的阶层，这些阶层是世袭的，现实世界里低一层级的人绝没有攀升到上一阶层的可能。与中国、印度等级制的相对稳定性不同，在希腊—罗马式的广场上，其上层决策机制建立在如何形成贵族集团的规范化制度上，它是从有公民权的人中间再优化精选若干上层人士组成统治集团行使权力，这种文明只是关注金字塔塔尖地位的人群组成状况，根本不管下层人民的死活，比如奴隶的生存地位问题。也就是说，在雅典民主制、罗马共和制的广场上，强权暴政只是为了维护上层统治者攫取更多的利益。人的贪欲是无休止的，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也是无法得到平衡的，因而，希腊—罗马式的广场上，不仅上层社会勾心斗角，社会下层更是黑暗混乱。

中国的血缘关系等级制和印度的种姓制度都具有超越族群狭隘性的扩张能力，从而使不同的族群融合在制度化的逻辑范式之内，而雅典民主制、罗马共和制却难以形成这样的统一的制度性逻辑范式，特别是在底层社会则更是难以做到。

在某种程度上说，希腊—罗马失控的社会底层，正是孕育基督教文明的土壤。基督教文明从社会底层开始成长，把有着相同命运和诉求的人们凝聚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整体。基督教正是一场古代世界的群众性运动，又是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

发起这一群众性运动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组织机构正是基督教会。对于每个个体意义下的人来说，基督教会像是一个家，它是广大信众的平等博爱之家；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基督教会又像是一颗树，它是不断生长的文明之树。

关于基督教会的起源，可能最早追溯到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活动。虽然《圣经·新约》中没有耶稣与教会活动有关的明确史料记载，但12门徒追随耶稣却是事实，这就是说，在耶稣活着的时候，耶稣的传教活动已呈现出团体化的倾向。

如果说这种简单的团体缺乏许多以后基督教王国所有的律法、教职、仪式和教义，但是，这种团体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社团。耶稣一直坚持主张过一种特殊的生活，即将“神的国度”和人间各种勾心斗角的政权分离开来。逐渐地，他的信徒开始认识到追随耶稣就意味着对其他要求忠诚的声音说“不”。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就是耶稣运动的诞生，至少在这种意义上，耶稣曾“建立”了教会。（《基督教会史》[美]布鲁斯·L.雪莱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4页）

人们有理由相信，基督教会最初起源于耶稣的乌托邦式社会理想。这一理想并非以色列—犹太先知数世纪之前在《圣经·旧约》中宣称的终有一天神将以色列—犹太民族从异教统治者手中解救出来，并在全地建立拥有神权与王权于一体的民族主义王国；但是，以色列—犹太先知所预言的神将派谴一位受膏的君王—弥赛亚结束现存的腐朽世界，取而代之的是永恒的天堂却变成了现实。天堂里的统治者不是那些拿着刀剑的人，而是天底下受苦受难的人所共有的精神王国。

根据《圣经·新约》的记载，耶稣并非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一位完全真实的、独一无二的非凡人物。耶稣生前的“神迹”显示了他是万民的救世主。耶稣的“神迹”涉及为穷人治病、“一次让5000人吃饱”、使人复活，等等，这些帮助穷人解除痛苦的行为最易于吸引广大民众。如果把耶稣的“神迹”还原到历史中，也许是耶稣及其门徒组织的穷人间的互助自救行为——把一个人的行为扩展为无数人的行为，则并非“神迹”。

耶稣及其门徒的传道活动影响越来越大，民众追随者也越来越多，这就引起了正统犹太教派别如法利赛人的嫉恨。保守的犹太教派别拘泥于犹太教律法，而广大民众更关注现实命运的改变。不同阶层的意志体现不同的宗教行为最终引发了争夺民众的斗争。早在耶稣活着的时候，耶稣就已经看到了这种分裂的大趋势。对于门徒提出的疑问，耶稣说：

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圣经·马太福音》9：16—17）

基督教会是一个精神王国，它是下层人民的理想国。与以前出现过的一切王国所不同的是，这个王国超越了利益的纷争。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对于耶稣及其门徒的重要性远高于犹太教律法，虽然最初在两者间的分割是如此之难，但新旧皮袋终究要分开。新皮袋正像是新的基督教会，里面的“新酒”则代表着以基督信仰为根基的基督教的教义。

新旧社会结构的分离运动就这样在耶路撒冷地区开始。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教会活动不断兴起。由清一色的犹太人组成的第一个基督教社团是由耶稣的母亲、一些亲属以及众使徒组成。初期教会的信徒们都过着财产公有的近似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一些人把田产或其他财产变卖后将钱交给使徒按各人需要进行分配。基督教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耶稣及其门徒的理想终于在后世变成了现实。

一种新的文明从社会的底线区生长出来，并且坚守底线而不逾越。信仰基督的人们把目光投向天国，也投向邻人——不是试图强暴、支配邻人，而为试图做他们想做的事，为他们提供服务。就像耶稣为自己的门徒洗脚一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教会之家保持着兄弟般的情谊。

通常意义上说，人类文明起源期的宗教总是某个强势族群主导下的宗教，其中私藏着强势族群的特殊利益。正是因为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观，族群之间、族群内部不同阶层之间、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利益总是难以共享的。然而，基督教摆脱了狭隘的族群利益的羁绊，以底层人民的利益为核心，以底层人民的眼光看待世界——底层人民在更少地拥有权力、财富、知识的情况下比任何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更需要团结互助，他们的平等友爱可以维持最低水平的生存需要。由底层人民的共同价值观进而发展成为全民认同的最大公约数，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权力、财富、知识在新的宗教结构——基督教会中的支配性地位。这就如同在没有障碍物的广场上，每个人都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基督的光芒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的世界是平的。

参考书目

《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阿里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西欧文明》，汝信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世界宗教寻踪》[德]汉思·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历史研究》[英]阿诺德·汤因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基督教会史》[美]布鲁斯·L.雪莱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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